“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会”于4月8日-11日在海南博鳌举行。图为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Edmund PHELPS参与“对话菲尔普斯：新兴市场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分论坛。（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会”于4月8日-11日在海南博鳌举行。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Edmund PHELPS参与了“对话菲尔普斯：新兴市场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当被问到对于国家倡导力量创新的看法是，他表示：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如果不能够成功要求自己的政府去支持他们的公司走向世界市场，成为国家的表率力量进入世界市场的话，那么这些国家的政府往往是没有专业能力、没有判断力、没有洞察力。

　　以下为发言实录：

　　嘉宾：我来自于台湾，请您讲一讲创新和国家倡导之间的关系。您刚才讲了英美的崛起，他们的崛起是非常精彩的例子。另一方面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是国家主导的崛起，而且给予公有部门或给一些部门优待，这样他们能够进行代价昂贵的创新，创新是要花钱的。创新要想成功必须要有耐力，要不断的投入资金。而在台湾，我们并没有这样官方创新的倡导力量，所以台湾的企业很难去冒险，但是还是要做创新。台湾现在就陷入到了某种中等收入陷阱当中，我想听听您对于这种国家倡导力量的看法？

　　菲尔普斯：这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问题也需要一个内容丰富的答案，我并不确定能够给多少答案。在我看来，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如果不能够成功要求自己的政府去支持他们的公司走向世界市场，成为国家的表率力量进入世界市场的话，那么这些国家的政府往往是没有专业能力、没有判断力、没有洞察力。由于缺乏这些因素他们就无法去选择该去支持哪些公司，向哪些公司下注。怎么样才能够使得这些公司和其他公司进行竞争，显然我是反对由国家来推动公司的模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韩国就是有这样的方式，似乎还是行之有效的。但是我自己不是研究韩国的专家，我曾经记得我有一个学生在韩国的时候研究过一些航空公司，他曾经向我抱怨，政府不允许我们公司开设新的航线。也就是说政府不让我们不断的去扩展航线，不允许有更多的利润。

　　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模式，其实并不是典型国家企业的方式。实际上我觉得可以追溯于中世纪时代，一旦政府跟企业沾上了，那么企业就跟政府永远在一块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全面的研究历史，但是我的猜测是如果说这种联系不在那儿的话，那么进入的程序以及企业进行竞争的意愿、企业改善自身能力的意愿，将能够使得一些企业取得很大的成功。这些企业成功之后，也许就会比今天的由人为创造或者由人为推动创新的企业更加成功。

　　让我感到不幸的是，在经济学研究行业我们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忽略，也就是我们对于创新性或者说活力并没有进行正确的衡量。对于一些相关的经济体或者是各个经济体创新的衡量方面做的不够。我刚刚写了一本书，在写这个书里面时候我需要搜罗大量的数据，有的时候必须要阅读很多的内容才能够了解到，也许我找到的只是我想找的数据，但是有的时候我想找到的数据却是找不到的。

　　另外还有很多概念层面的问题，比如说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一个国家的创新量，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分布抽样的方式来进行计算。也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运气比较好，所以创新成功率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说这种实验反反复复重复的话，可能会发现同样的经济体就创新而言的表现并不是那么好。在这里面运气也是一个因素，实际上意味着创新者面临着相当高的不确定性，比如说有各种各样可能出错的地方，或者有很多结果是不尽人意的，当然了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我们后退一步，我们暂时不要花太多的时间来讨论现实的创新成功率，我们来看看创新的潜力，一个国家的活力究竟是什么。也许我们在这里可以稍微做的好一点，也就是说对于活力的衡量而言，也许我们可以比之前做的好一点。比如说十大公司在某一定的时期当中的创新成功率，或者说我们来看一下一种过时的车，或者是其他过时的资产，他们是如何在不断的贬值，然后有没有新的产品来取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可以找到一种比较巧妙的方式来进行衡量的。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对创新进行衡量，从而可以从整体上了解到一个国家，比如说韩国的国力究竟是多少。

　　Hans-Paul Bürkner：我想再补充一下，如果看一下之前所提到的国家，不管是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大家都知道这些国家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历史都是不一样的，特征也不一样。比如欧洲和美国都是一些民粹主义的推崇者。我们仍然可以把这些国家当作高等收入的国家，我觉得获得高等收入的方式不是一个，也不要把所有国家防放到一国家之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