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会”于4月8日-11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上图为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在《跨国公司投资新格局》上做主题发言。(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新浪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会”于4月8日-11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在“跨国公司投资新格局”分论坛并发表看法。他提到一个话题，可能大家没太注意，但是对我触动非常大，下一步投资不光是矿产资源，而是农产品，这个投资非常重要。我个人认为很有前景。我们走过的30年改革开放，从最初的羊毛、小麦走到煤炭、铁矿石、天然气，下一步除此之外就是农业了，这是很可能的。

　　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波明：您的角色现在看来非常重要，因为从你最早在能源局、在发改委，那你会看在全球在资源方面，澳大利亚到底是在您脑子里占多重要的地位？

　　张国宝：澳大利亚和中国互补性确实很强，我心目中认为澳大利亚和中国的互补性很强，这不是官话，有时候讲官话讲我们都是战略合作伙伴，这有点官话在里面。但是中国和澳大利亚现在有紧密的合作关系，现在中国打喷嚏，澳大利亚确实要感冒。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澳大利亚是西方国家当中避免金融危机影响而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和亚洲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可能大家对澳大利亚的认识，就是羊毛、小麦，现在很少有人说这个事了，现在就变成了铁矿石、天然气、煤炭是这样一些东西。可能下一步就像刚才Andrew先生讲的农产品、食品。刚才听了各位的讲话印象非常深，可能我是你们当中最好的学生，真正认真做记录的就是我。你们其他人带耳朵，我不仅带耳朵，还带笔，我觉得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Andrew刚才讲他是很成功，从零到1.6亿吨的铁矿出口到中国，因为这一点，华菱刚才说很成功。华菱成功运气好，不成功的也很多，华菱成功了，这和他找对合作伙伴很有关系，因为FMG成功了，所以华菱成功了，如果FMG不成功它也不成功。

　　张国宝：10年成功以后，Andrew先生没有想继续卖铁矿，而是搞农业，我觉得他很有远见。中国有一个这样的企业，在中国的大西北，环境不算非常好，这家钢铁企业搞起来之后想铁矿有开完的一天，他们现在搞葡萄酒，一半产值来自于钢铁，一半产值来自于葡萄酒，是这样的结构变化。Andrew Forrest先生在鼎盛时期卖铁矿石到1.5亿吨，他想的是下一步搞农业、食品，这很有眼光，因为人什么时候都离不开吃。这一点可能是更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去年牛羊肉涨价的幅度比猪肉的还要大，牛羊肉60元，猪肉就是40元，牛羊肉涨价涨的高，谁受影响最大？猪肉一涨价，我们温总理很关心，多养母猪什么的，牛羊肉涨价最受影响的就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利益可能政府更关注，那就要增加牛羊肉的供给，不要让它涨价那么多。现在中国外汇储备那么多，拿点出来就可以买，国务院做出决定买，结果发现市场流通的牛羊肉没有那么多，日常羊肉只有10万吨，多了没有，实际上你有钱也买不到，买了羊肉它也涨价。因此，我想将来农业投资是非常有前景的。包括刚才讲的养羊，世界上牛肉很多，羊肉不多，而中国的少数民族吃羊肉很多，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它提到一个话题，可能大家没太注意，但是对我触动非常大，下一步投资不光是矿产资源，而是农产品，这个投资非常重要。我个人认为很有前景。我们走过的30年改革开放，从最初的羊毛、小麦走到煤炭、铁矿石、天然气，下一步除此之外就是农业了，这是很可能的。我觉得今天学到很多东西。

　　张国宝：澳大利亚是法制健全的国家，刚才段总讲的很好，举了很生动的例子。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到澳大利亚投资，法律健全，但是这样的情况栽跟头的人很多，刚才华菱曹总讲了他成功的例子，我也讲了一个企业家栽跟头的例子，还有远矿投资煤矿也栽了，在法制健全的国家也要碰到这样的问题，更何况法制不健全，我们碰到的问题还要多。从澳大利亚投资当中，我觉得我们可以总结非常多走出去的经验，拿铁矿来讲，我们最早走出去投资的就是在澳大利亚，也是在西澳洲，最早在澳大利亚投资。澳大利亚随着投资也成了中国向海外移民最集中的国家，中国现在一谈论移民可能是澳大利亚、加拿大，这都是首选的地方。我想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经贸合作远远不是到此为止，我希望中澳之间能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刚才马总讲的人民币自由兑换，这点非常重要，而且人民币的互相投资，如果真的能够通过这三种情况进一步改革开放，能够走到这一步，我相信中澳之间的经贸合作投资关系还有进一步发展。刚才几位，马总还有Andrew Forrest先生、段总、曹总包括Gail Kelly都讲了很多。谢谢大家！

　　王波明：我记得能源局没批过项目，有时候还救了这些项目，最后还是没投成也没损失。

　　张国宝：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我在任的时候还没干太糊涂的事，基本上我经手的，包括澳大利亚我也小有名气，因为他们吃亏，我占便宜了，最典型的是我进口ING，那时候是ING最低谷的时候，那是中国第一次引进ING，而且应该说是朱镕基拍板，报价三家，最后选澳大利亚，并不是价格有很大的悬殊，澳大利亚贵一点，但是考虑到澳大利亚法制健全、社会稳定，这个地缘政治风险比较小，最后朱总理拍板进口澳大利亚，那时候3美金，现在16美金。澳大利亚吃亏了，人家照样执行协议，而没有说我吃亏了，要重谈，那时候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他们还是当我好朋友，没有说你这家伙占便宜了。我讲他总的来讲是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为什么出现你刚才的那个？我认为很大的原因还是我们对它那个地方情况不够了解，他那里有铁矿，铁矿多，这是好事，而且很多没开过，这没问题。但是具体的法律上我们研究还是不够，另外他本人不是搞钢铁的，那时候有两家竞争，武钢董这个事，可中信泰富光从外面的思想来考虑这个事，他请的外面的CEO。像今天上午柳传志举的例子，反倒碰到很多问题，到现在为止法律纠纷还没有完。所以找到一个好的合作伙伴我认为非常重要，找到好的咨询公司也很重要，这些都很重要。你可能找错对象或者前期工作做的不充分，净值调查不够，都给后来留下很多后遗症。我认为问题还是出在这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