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博鳌亚洲论坛于8日至11日在海南博鳌举行，图为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会”于4月8日-11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上图为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在博鳌对话《企业走出去》分论坛上发言。(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新浪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会”于4月8日-11日在海南博鳌举行。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出席“企业走出去”分论坛并发表看法。他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文化磨合的问题，文化磨合的问题是不同的人怎么在一起工作？不同的国度、来自不同的企业，要把文化磨合的问题解决好，建立一个班子才能解决好。

　　以下为柳传志的发言实录：

　　项兵：我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代表着优秀企业的企业家聚集到一起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和未来的判断。我按照会议提供的流程、次序，最后请Margery Kraus女士和Mark Suzman为中国官员和企业家的演讲做点评。联想是不需要介绍的，联想不仅是PC发货量的全球NO.1，不仅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品牌之一，我想更为重要的是联想的管理团队高层8个人，4个不是中国人，联想在全球各大区域的一把手都不是中国人主导的，这在中国企业之间是少之又少的，这对中国企业应对全球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柳总请分享一下联想如何做到这一点？

　　柳传志：在你让我回答问题之前，我先说两句我自个儿想说的话，因为中国企业在发展之中，由于未来政府特别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主导性作用，其实这是双刃剑，好的企业会做得更好，不行的企业就会被淘汰。在这个时候怎么实行优势互补，企业之间怎么样真正能够上下游互补，或者说金融和所做的业务互补等等，联合起来，这真的非常之重要。而且在联合之中，我们由于这么多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各个企业自己也有了资金实力，因此走出去更势在必行，用全球的优势互补能互补起来。但是先走出去的企业肯定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受到一定的伤害，但继续摸索、坚持往下走，最后就能够把这条路趟通。我觉得走出去真正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想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怎么进行优势互补。

　　柳传志：我今天在这儿的身份，联想在英文里有两个，一个是联想集团[微博]的母公司叫联想控股，还有另外一个是联想集团，做电脑的杨元庆先生为董事长，我今天以母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在说话。2009年至2011年这个阶段我曾经又回去担任过两年联想集团的董事长。这段话就要回答项院长提出的问题，我做了什么事情？2009年的时候联想并购IBM[微博] PC，在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大的亏损，一季度亏损了2亿美元，连续亏损，眼看着就到了悬崖的边缘。这时候我又回去担任董事长，亏损的原因我自己认为金融危机只是个导火索，不是真正的炸药桶，炸药桶在哪儿呢？我觉得管理上有问题。当时杨元庆先生是董事长，我是董事，我们聘请了一个国际专业人士担任CEO，我自己觉得国际人士在担任CEO的时候思想上有一定的短期行为。分析根源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的任期是5年，一个中国企业名不见经传并购了IBM PC这样的庞然大物，如果真能做好的话，这个CEO本身可能是全世界最牛的CEO了，所以他就对利润、股价特别重视，然而对未来的投资，必须要为以后发展的投资可能就会摁住不动。比如说2004年、2005年的时候老百姓用的消费类型的电脑增长量已经高于商用客户买电脑的增长量，以前都是机关买电脑，商业单位买电脑，到2004年、2005年老百姓买电脑的数量上来了，但我们并购的IBM PC在海外全部卖给商用客户，因为它属于高档机，如果我们不长出消费类电脑，我们的业务永远在海外是上不来的。还有在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的点，我们必须得补。但真要这么做投资量比较大，IT系统的投资，就是为了支持消费类电脑的发展，IT系统投资大概就要70多亿美元，分三年投，另外还有市场营销费用、研发费用等等。

　　柳传志：当时董事会做决定以后，CEO按兵不动，后来眼看着情况发生变化，董事长杨元庆先生就着急了，就组织了队伍，他提出要求说我亲自做消费类电脑的业务，CEO还管原来的，我管这一块。当然CEO会很不高兴，因为公司中治理结构没有这样的，董事长要做这一块。发生矛盾以后CEO会找到他在董事会里面更能理解他的美国同事，他们语言更精通，能说出很多理由，说杨元庆不对。我是董事，杨元庆会来跟我讲，我也看得清楚这个情况。这时候企业有巨大的裂痕，不是因为业务发生矛盾，变成宗派了，中国人一头，美国人一头。这么一来金融危机出现以后，由于在消费类方面完全没有布局，而金融危机打击了什么呢？商业客户马上不买电脑了，或者商业客户裁员，因此营业额大跌，利润一下子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迫不得已又回去担任董事长，杨元庆由董事长改为CEO，我和他又重新配合。

　　在配合之中我做了两件事，一个当然是帮助杨元庆建立好一个班子，这是我要强调讲的。原来让杨元庆担任CEO的时候，董事会里面的几位国际董事都认为不行，他们认为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问题使你亏损的，如果杨元庆换上来以后其他的国际高管要走了怎么办？因为国际高管都是原来CEO聘请来的，走了队伍就散了，怎么处理？提出了若干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和杨元庆详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什么人走可以取代，什么人是坚决不能走，怎么样把他留下。最后的结果是一个人都没走，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看在钱的面子上大家不走。因为金融危机存在的时候你往哪儿走啊？到别的地方找工作都是比较困难的。再说你主动提出走的话，公司应该给你的那一份待遇可能就拿不到的，他们对企业没有信心，但他们会希望等到5年的时间，还差1年多，把钱拿到再走，这是他们的想法，很正常。最后为什么没走呢？一个是我和杨元庆制定了四年内如果利润能够增长的话，一个相当高的奖励计划，而且是现金。但是没有等到4年他们就不走的原因是为了工作，一般国际公司喜欢这样，CEO权力相当大，比如说我们要在巴西开展业务，在那里发展还是并购一个当地的公司呢？CEO只用跟战略官商量一下，叫战略官做调查，认为说应该并购，就找了首席财务官CFO问我们的钱够不够？如果认为够，可以，于是他的做法把40多位副总裁用电话会议的方式召集开会，用1-2个小时开会就够了，说我们有这个计划，你们决定买或者不买，yes or no，我相信多半的人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一般都说yes，拿到董事会上让我们讨论。杨元庆的班子是联想一贯的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把这8个人，他自己除外，有4个是国际人士，3个美国人，1个欧洲人，4个中国人里面有3个中国大陆人和1个香港人，管理着公司各个业务和重要岗位的人员。他们1个月在1个国家待3天，互相磨合和认识，然后先务虚谈以前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做，然后再检查当地的工作，人互相之间有了深刻的了解。务虚的时候，比如说要在俄罗斯开展消费类业务，每个人应该做哪些工作，于是开始从务虚到落实，越谈越深。谈到最后的结果是每个高管都知道自己如果要是定下一个目标的话应该做什么事情，怎么检查都想得清清楚楚。于是他们的感觉是有职有权了。

　　以前我在跟前CEO谈的时候我说你没有班子，他说我有，有40多人的大班子，其实那个班子是不能讨论工作的。在我的习惯中听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商量，最后由CEO拍板说了算，这8个人反复讨论以后，每个人有职有权，这对他们是一种吸引。果然后来也许是运气好，业绩很快上来了，他们愈发感觉到这个班子的形式很好，他们就都没走了。

　　柳传志：我另外做的一件事情是狠抓企业文化，所谓的核心价值观，这个企业我们允许什么，不允许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非常简单明了。在文化里最简单的事情我坚决要求说到做到。以前那个公司永远定完了指标会实现不了，永远能够解释。比如说我到德国去的时候，德国子公司的业务经常完不成目标，完不成目标的时候就问这位总经理，为什么CEO给你布置任务的时候你就接受呢？老先生就说，那是他对CEO的尊重。我说你没完成，CEO也没有对你怎么样啊？他说这是CEO对我的宽容，这确实是一种文化。我就说这不行，我们一定要说到做到，想清楚你再承诺，不能随便信口就承诺。我们到会场上不管路多远，你说准时到行吗？承诺了就千方百计要完成，变成一种文化。另外以人为本的文化，怎么对待员工的文化等等，有几点核心价值观要一致，我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每年开各种会议的时候我只管这个，业务的事情我觉得CEO很精通了，我不用管。这么做以后实现了什么事情呢？实现了在欧洲、美国、新兴市场国家和印度和日本都算上，我们并购了日本的NEC，也在德国、巴西并购了公司都成功了，都取得了更好的业绩，没有派中国人，现在不仅领导人不是中国人，根本没有派一个中国人去。但战略、文化是一致的，因为8个最高的人不停下去检查战略。走出去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文化磨合的问题，文化磨合的问题是不同的人怎么在一起工作？不同的国度、来自不同的企业，回答项兵院长的问题，要把文化磨合的问题解决好，建立一个班子才能解决好。

　　项兵：谢谢柳总精彩的分享，全球被中国化，我讲的是正面的东西，联想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被中国化不是我们征服，而是带来新的管理方案、新的思维和管理世界。去年还是前年我到柳总办公室拜访，谈了3个多小时学到很多东西，核心元素是柳总谈到西方硬的管理KPI系统、流程怎么和中国软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使得高层有归属感。我一直想推动双向交流，过去我们向西方学习，将来西方向我们学习的时代也到了。我们共同创造新的管理模式。下一位请马行长，中国金融行业是全球管制最严重的行业之一，管制如此严重的行业，马行长的领导下招商银行取得这么大的成功，请马行长介绍一下怎么整合全球资源，使得招商银行获得这么大的成功，在国内的成功，并一步、一步走向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