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4月8日，第四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会议主题是：“中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挑战与机会”。与会嘉宾宋晓梧发表讲话。

　　宋晓梧：从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到现在，虽然两国都面临着很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美国现在逐步的开始走出这个阴影，而我们原来说是建市早、动手快等等，实际上我们现在才开始消化我们4万亿带动了当年20多万亿社会大投资所产生的产能过剩的后果。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比较充分的估计，这个情况都有各国的特点。当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开始消化当年投资的副作用或者后遗症，这是我们要承认的。

　　刚才David Dollar先生谈到关于两国劳动力市场的比较。因为中国和美国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所以两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是相差得比较大。从中国目前来看，我觉得劳动力市场最大的问题是行政分割，表现在两个方面，城乡分割在美国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农民工这一块是城乡分割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农民工现在搞到第二代，搞了新生代是第三代农民工了，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我们现在要搞城镇化，以人的城镇化，最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农民工将近2亿跨省流动的1.6亿左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我觉得是城镇化当前真正的重点。这个如果实现了，我觉得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平衡，城乡的平衡和社会的稳定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另一个和美国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这种国有垄断行业的行政分割。去美国可以了解一下，它的国有企业是非常少的，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行业从业职工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其他的差距。我们的行业差距经过官方比较正式的研究，就是国家发改委就业和分配司他们的研究报告，认为我们垄断性行业里面有30%的收入是特许经营权带来的，不是自己企业经营效益带来的，这个数字估计得还是比较低。最近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他们做的一个研究，对于国有垄断性行业和一般竞争性行业的收入差距、受教育程度做了一个比较。得出的结果是，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只占40%到50%，还有60%左右，或者50%多是由于国家赋予垄断性行业的这种特许经营权、资源占有、土地占有、价格定价等等，这个造成的差异。这就影响了我们劳动力市场的两种行政风格，这是和美国不太一样的。还有一种不太一样的就是在美国上次经济危机的时候，也就是192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就出台了许多重大的社会政策。比如说工会的权利，集体谈判的权利等等这些，这些我们研究美国两次金融危机，包括1929年和2008年的比较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经济政策上，对于美国1935年为了解决1929年的经济危机，出台的社会政策研究得很不够，包括我们自己的很多研究还不够。现在回过头来讲，国际上通行的三权，组织权、罢工权，这方面我们都不是很明确，包括工会组织转变都不是很明确的。这个就使得在地方政府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损害劳动者权益一样，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当前需要高度关注和重视的，这几点都是和美国劳动力市场最大的区别。

　　关于收入分配，刚才几位中方发言人也谈到了我们收入分配有所改善。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看有所改善，从我们民间研究机构的情况来看，总的来说有所改善，但是一点都不乐观。我们从2007开始连续三年支持了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关于灰色收入的研究，最新的就是2013年的这项研究说明，我们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比，国家统计局的差距是8.6倍，这算是一个民间研究，是20.9倍，比国家统计局大很多。2010年的调查得出来2008年的差距是26倍，就说明这个差距确实在缩小，但是绝对数在大幅度上升。所以对这个问题，还是要有高度的重视。另外灰色收入的三次调查都是在增加的，从2007年调查的4万多亿，到去年调查的6.2万亿。这样一个数字对中国的消费是什么影响，对中国收入分配是什么影响，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