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伟

　　新浪财经讯 4月8日，第四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会议主题是：“中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挑战与机会”。世界银行[微博]中国及蒙古局前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介绍中美双方讨论的相关情况。

　　他表示在过去的两三年当中开始在下降，因为农民工的工资和低技能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是有所上涨。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一直在寻求的是一种投资密集型的增长模式，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这些部门，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给这些低技能的工人，吸引了很多的农民工。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这些确实确实是降低了社会收入的不平等性。很多中国人看到这些官方数据的时候也都非常吃惊，就是说现在这个不平等性在过去两三年是下降了，因为有很多隐形的收入或者灰色收入。有一些研究表明，其实很多隐形收入或者灰色收入，其实有一些人比他们真正表现出来的更加富有，比官方数字表现出来的更加有钱。

　　以下为发言实录：

　　David Dollar：非常感谢，非常荣幸回到北京，我也有机会参加了之前的一些颐和园对话会议，当时我是在美国财政部工作，现在我回到了华盛顿，离开了政府，在布鲁金斯学院作为一个研究员，我也非常高兴作为一个研究员的身份来参加这次的对话会。我们的议题是中美社会和环境领域的问题，因为它的范围非常广，所以我们主要是讨论的是中美的社会问题。

　　在全球的各国当中，美国和中国是比较不太一样的国家，因为他们在过去的15到20年当中，他们的贫富差距非常大，而且我们这两个国家社会移动性也是比较低的，这也是成为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机会均等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主题当时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机会可以采取一些改革，取得双赢，来提升机会。而且也可以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升。我们所讨论的一些话题，中方和美方之间有各自的一些观点，每一方都谈到了自己国家的社会问题，确实我们相互也学到了一些经验教训，但是更多的是一种信息的交流。

　　第一我先来谈一下中方经济学家所谈到的中国的问题。其实我们是有了一些非常好的技术性的演讲，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中方嘉宾发言当中的重点。

　　一是关于劳动力市场有一个非常好的演讲，就是说现在劳动力市场在变化。最近有一些工资增长，主要都是一些低技能的农民工。过去的15年当中，中国的这种不平等是在增加，根据官方的数据，其实在过去的两三年当中开始在下降，因为农民工的工资和低技能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是有所上涨。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一直在寻求的是一种投资密集型的增长模式，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这些部门，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给这些低技能的工人，吸引了很多的农民工。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这些确实确实是降低了社会收入的不平等性。很多中国人看到这些官方数据的时候也都非常吃惊，就是说现在这个不平等性在过去两三年是下降了，因为有很多隐形的收入或者灰色收入。有一些研究表明，其实很多隐形收入或者灰色收入，其实有一些人比他们真正表现出来的更加富有，比官方数字表现出来的更加有钱。

　　二是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也讨论到，这样一种情况会导致资源获益以及机遇的不平等。比如说使用教育资源、土地和信用等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改革来实现双赢，比如说要强化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那肯定人们可以把土地转向城市的时候可以得到相应的权益。然后把农业用地转为城镇化用地的时候，也可以导致政府的一种腐败行为的滋生。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我们也谈到了中国的户口体制，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总体来讲是比较低的，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对于农村的家庭要转移到城镇，能获得城镇的资源，比如说城镇的教育是一个问题，户口的系统也是机构改革当中能帮助来解决资源更合理的分配。

　　三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也谈到了中国的信用系统，它比较偏向的是这些基础设施和建筑的行业。但是它会推动相应的这些投资，也是创造了很多的低技能工人他们的就业机会。但是来自于农村的低技能劳动力的供应现在已经在下降，这也是现在中国遇到的拐点，所以创造低技能的就业并不是非常合理的。有一些利润率比较高的服务型企业，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资本分配，能够去发展高端服务业。因为现在服务业主要的重点还是这些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由于人口的变化和就业的需求，我们更需要的是大众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对于这些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现在对他们的这种就业几乎不是对等的。

　　四是我们讨论了对整个人口的机会也在增加，尤其是贫困人口。最终会带来很好的结果，比如降低不平等，还有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

　　五是我们当时没有时间讨论环境的问题，但是有人也提出来多盈的局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环境的问题，当然把经济增长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话，肯定能够帮助减少中国环境污染的问题，当然这个并没有深入的讨论，我们更多讨论的是社会问题。

　　第二是美国经济学家讨论到的问题。在美国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在过去的10到15年的时候，收入的不平等也是有所增加，而且财富的分配也是差距更大。

　　一是我当时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儿童的早期教育问题和发展问题。我们在美国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研究表明，社会移动性主要就是从小孩一出生以及早期这段时间开始的。比如说他们如果在富有的家庭出生的话，他们的词汇量会更大，但是他们上学的时候，那些比较贫穷的孩子他们的词汇量，或者是各方面的技能已经很落后了。当然我们讨论到了美国的政策。我们两党也都达成了一致意见，要去提升早教的品质，去开发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一些项目，让这个竞争更加公平。

　　二是美国的移民问题。在美国非法移民达到了一千万以上，还有很多的研究表明，他们会导致经济下行，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低技能的移民。当然在美国我们也有一些高技能的移民，我们的这些政党也在讨论怎么去妥协，因为移民改革有两个方面：一是考虑将这1千多万的移民合法化，让他们享受更多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权益。二是我个人同时更喜欢在高技能的这些人才方面我们应该开放移民政策，因为移民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在低技能的移民领域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合理化，对于高端的这些移民我们需要更加的开放我们的政策，这样的话能够增加我们的间接效率和对经济带来更多的支持。

　　三是中国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国的财政状况中期来讲是比较稳定的。我们现在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在过去的5到7年当中有所降低，但是还是比较高。

　　四是我们需要改变整个社会福利的体系。社会福利的改革会降低整个社会福利，而且也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改革，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平衡收入的分配，这可能会对我们的经济带来一定的推动效应。Mike Spence也讲到了在这个领域的改革，在美国政治上的分歧非常大。

　　我们双方都是想要让对方了解一些具体的比较重要的自己国家的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能够影响中美关系，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了解一下美国或者中国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美国经济和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最后想总结一下，我们这样一个讨论非常是非常有益的，进行了很多意见的交换。我们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去提升品质和降低社会的不公平，让移民更加的合法化，以及让经济的增长更加持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