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说理有多种多样的目的，道理总是和我们的生活相联系的。有时候比较容易认为说理就是要说服对方，只是说理的一种功能，说理还干好多其他的事情。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周濂做客读书会谈如何用正确的方法说理。

　　周濂：智取者同样需要练好肱二头肌

　　主持人：说到说理，我在想，比如我的目的如果是要说服对方的话，我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我不一定要说理，比如我的力量比他大，我就要求强制他服从，因为周濂你是研究政治学的，在人类的历史上，一方说服另外一方，或者让另外一方服从的方式是什么样一种演变？

　　周濂：很显然，如果我们想让对方接受我们的观点，说理的方式其实是一种特别间接而且效果不明显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比如力量，你打不过我，你当然得听我的，我也可以通过别的一些利益的诱惑，我可以收买你，让你来同意我的观点。我想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很显然它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可能在古希腊，更多的是强调以力取胜，我们知道柏拉图在《理想国》当中记述过一个诡辩家色拉叙马霍斯的说法，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强权即正义，那是以力取胜的时代。 但是话说回来，刚才陈老师说的很好，即便是强权，某种意义上也要以说理的面貌出现，比如说强权即正义，这个说法本身虽然强调了力量的重要性，但它其实还是 以说理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他把强权等同于道德上规范上的一个概念，正义，哪怕一个力量绝对超过你的人或者一个机构，如果他想使得统治长治久安的话，他一定要把这个统治的力量权力(power)转换成另外一种权利(rights)，这样他才拥有所谓道德上的正当性。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机制在里面，就使得我们这些处于弱势的无权无势的人有那么一点空间，跟强权者进行对抗。刚才那位朋友说秀才遇到兵怎么办，我想我们有一定的对抗的空间，但是与此同时我还想强调一 点，有时候秀才也需要练肱二头肌，秀才必须要有一定的力量，才能和强权者真正展开讲道理，否则的话，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游戏而已。

　　陈嘉映：希望更多人能够进入说理的文化

　　主持人：我看陈老师书里讲，刚才周濂讲强势的一方有时候不讲理，有时候弱势的一方也不讲理，这是什么道理？

　　陈嘉映：我们往往讲手有强权的一方不爱讲道理，但是弱势的一方也不爱讲道理，不过情况有点不同。就是因为讲道理不仅是看你有没有道理，有时候还要看你会不会讲道理。强势的一方有着很多资源，比如他受了很好的教育，或者他有一大帮帮闲，所以他有理没理都能说出理来，说来说去，弱势的一方本来有理， 慢慢也说成没理了。所以我想有时候他是不讲道理，是因为他蛮横，有时候我们青年人或者弱势一方不讲道理，我觉得还是比较可以同情的，他不见得没道理，但是他没有充分的讲道理的训练和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可能说你讲那套道理，我就不讲道理了。所以从说理这种文化的角度来说，肯定不是单对强权要求他来讲 理，肯定是一个普遍的，就是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进入这种说理的文化。

　　主持人：如果深究一下什么是道理。

　　陈嘉映：我不是从自然科学那种客观规律的角度去想，我个人是把道理和客观规律分开的，我所讲的道理大概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有的事情发生是有道理的，就是有原有故的，有的事情就是偶然发生的。比如咱们两个约好了在西单见面，12点，我们12点在西单见面就是一个有原有故的相遇，如果我们根本没有相约，突然12点在西单就碰上了，我把这个叫做一个偶然的相遇。我说的这个道理就是这种事物的缘故，事物的所以然，所有的学术当然包括哲学在内，都是追索 事物的所以然，都是追索事物的道理。

　　道理和客观规律的区分说起来稍有一点复杂，如果就在一两分钟想说出一点苗头，我可能这么说，道理总是跟我们怎么感受、理解世界连在一起的，而客观规律它是对那些和我们感受、理解无关的事物，我们可以总结出或发现它的客观规律。道理总是和我们的生活相联系的。

　　陈嘉映：说理不应融入个人感情色彩

　　陈嘉映：我认为屁股决定脑袋这种话是在要纠正某种倾向的时候说的，当人们认为我们单单一个观念就可以改变世界的时候，单单通过说理就能够让所有人同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来说屁股决定脑袋或者类似的说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想的太绝对了。如果一个人所有的看法和观点都来自于他特定的地位，说理就完全不可能了。所有的道理就还原成为他处在什么地位上了。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对说理的要求太高，它的确是连着我们的经验和感受的；但是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认为它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特定的经验和感受的一种装饰或者伪装，它的确是一种超出自己经验和感受的一种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说理，就要把我的经验和感受转变成为事实和逻辑。我们只要是说理，就是要用事实和逻辑来说理，所以哪怕我不能够说服那个立场跟我完全相反的人，但是的确有 可能使那个本来就比较中立的那些人，他能够听出谁有更多的事实，谁有更好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