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钓鱼台举行。

　　以下为论坛第二单元“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文字实录：

　　主持人：刘世锦：斯蒂格力茨教授应该已经来了，我记得他曾经讲过一句影响很大的话，二十一世纪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美国的高科技，第二件事情就是中国的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同时业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中国为推动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作了大量的工作，去年年底中国的国家第一次召开了全国性的城镇化的工作会议，作出了重要的决定，最近又发布了中国的国家城镇化的规划，所以我们这节讨论城镇化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徐宪平先生，徐先生是国家城镇化规划主要的起草者，也是专门负责这个方面工作的国家发改委的负责人，他对这方面情况非常熟悉，他不仅是一位领导者，同时也是一位专家性的学者，我记得很清楚，大概2004年的时候我们在哈佛大学曾经一起就这个方面的问题听过哈佛大学的课，同时他也是一位实践者，他在北京工作以前曾经在长沙市担任过长沙市的市长，所以我想他讲这个城市化的问题应该说是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非常全面的。

　　另外一位演讲者是世行的常务副行长英卓华女士，英卓华女士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和我们DRC已经有多次的合作，我们在两年前我们和英卓华女士合作，也就是DRC和世行合作曾经进行过一次大型的研究，发布了一项研究过，就是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在那个报告中间其中有相当大的篇幅讨论的是城镇化的问题，最近我们和世行有一次新的研究，内容也是城镇化的问题，这个研究的成果将在我们这次论坛结束以后的25号将会发布这个报告，我也借此机会做一个小小的广告。下面进行会议的两位嘉宾的演讲，首先请先徐宪平先生来做演讲。

　　徐宪平：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推进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命题，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也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城市化已走过了200多年的历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达到80%左右，根据联合国[微博]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2011年世界城镇人口为36.3亿，中国城镇人口为6.9亿，占比为19%，报告预计到2030年世界城镇化率将达到49.8亿城镇人口，中国将达到9.7亿左右，占比将达到19.5%，中国对全球城镇人口的贡献率将超过20%，中国城镇化规模大、节奏快、影响广泛而深远，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备受世界瞩目，我们说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向城镇集聚，农业人口向城镇集中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改革开放35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用当年价计算，由1998年的0.36万亿增加到去年的56.9万亿，实际增长了25倍左右，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亿人增加到去年的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高到53.7%，吸纳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成就举世公认。

　　但发展过程中累计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少，比如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于城市社会，城市发展模式比较粗矿，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城市病的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环境和自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利等等，当前中国城镇化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产业格局再调整，随着国内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加剧，城乡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日益凸显，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主要依靠劳动力廉价供给，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压低公共服务成本来推动城镇化的过去不可持续，城镇化转型发展势在必行，推动城镇化转型发展就是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具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全面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走好这条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必须坚持四化同步，深入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相辅相成，必须坚持优化布局，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发射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市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生态文明，节约集约利用水、土地、能源等资源，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营运模式。必须坚持文化传承，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领土特点的美丽城镇，彰显城市的个性和特色，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重点是要实施五大任务：

　　第一，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前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中有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但他们未能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城镇内部出现了新的二元结构矛盾。也带来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的问题突出，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一些风险隐患。要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选择、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其他常住人口，统筹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地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一方面通过实施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全面放开县级城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万到100万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市人口100万到300万的大城市的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300—500万的大城市的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的规模。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今年我们要求各类城镇要因地制宜的制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具体的标准，特大城市要实行居民制，并向社会公开、公布，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和他们的预期。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居住证制度，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稳步推进城镇的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覆盖城镇常住人口。

　　第二，优化城镇化的布局和形态，从城市群布局看，我国东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持续发展的压力在加大，而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的城镇化的潜力尚有待挖掘，从城市规模结构来看，部分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综合在能力的矛盾在加剧。但一些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不足，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到8.5亿左右，合理引导在东中西部地区，在大中小城市之间的不，关系到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要优化提升中部地区的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构建两横三纵的城镇化的战略格局，依靠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通过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连接，增强城市群内部的城市和小城市产业功能、集聚功能和服务功能，把有条件的县城：重点镇、重要边境口岸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第三，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我们一些城区摊大饼式的扩张，空间开发无序，重经济建设、轻环境保护，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导致城镇建设粗矿低效，交通拥堵问题严重，水、空气、土壤等环境污染加重，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这既不利用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必须加快转变城市的发展方式，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要增强城市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强化城市产业、就业支撑，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有效预防和治理城市病。要推进创新城市、绿色城市、智能城市和人文城市的建设，全面提高城市内在品质，要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创新城市管理方式，提升城市社会的治理水平。

　　第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意，未来中国城镇化率即使达到70%左右，仍然将有4—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要相辅相成，与呈现发展一体化要统筹协调，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的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推进城乡统一要素市场建设，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美好的家园。 第五，要改革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现行城乡分割的管理制度固化着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统筹推进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财税金融、城镇住房、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要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及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通过改革释放发展潜力，为新型城镇化注入活力和动力。

　　女士们，先生们，在中国这样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城镇化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可寻，我们需要认真借鉴、汲取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积极稳妥扎实有序的推进，我们希望国际上更多的专家学者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欢迎国际上更多的企业机构参与中国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谢谢大家！

　　刘世锦：谢谢徐主任，他用很短的时间介绍了中国城镇化的基本状况和中国国家城镇化规划的政策要点。下面请英卓华常务副行长发表演讲。

　　英卓华：刘主任，我很高兴能跟徐宪平副主任作为这个环节的发言人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今天早上我们已经听到了关于城镇化的一些政策，其他场合我们也听到过，首先我也想提醒一下自己，为什么要有统一的城乡统筹的发展策略，同时要保证我们发展的好处，为全民共享，城镇化进程怎么会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世界经济正在面临新的阶段。

　　我们看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复苏正在继续，世界经济也在正常化的发展，在过去的五年中发展中经济体不仅是稳定的来源，而且是增长的来源，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危机后的现实正在作出一些意识上的调整，我们认为首先外需的增长能够把这些发展中经济在过去几年中出台的刺激政策的压力消化掉，另外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解决一些财政方面的赤字和一些债务的问题。

　　另外，发展中经济他们的治理政策也会影响资本的流动。正常化也意味着全球利率的水平会提升，这也意味着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的投资将会成本更高。所以便宜的资本这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一些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已经慢于危机前，如果保持现有的速度或者加速发展，我们需要有新的增长引擎，同时要在一些目前没有关注到的领域进行改革。而且要确保这些领域获得必要的融资。

　　我们认为城镇化如果做得好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实际上有一些国家他们虽然城镇化率不高，但是也已经跻身为高收入的国家，这是一个最近的现象。在19世纪初的时候，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在20世纪初也不到40%，现在我们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到2030年我们预计大概有2/3的世界人口将会是城镇人口。

　　刚才讲到的城镇人口的增长不仅仅限于发展中经济，每个月有500万的人口在成为城镇化的人口，另外城镇化也会想到工资水平的提高，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实际上这样的进程确实能够促进就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广的、更加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同时要有知识的外溢效应，同时把这样的过程跟全球经济的进程紧密相连。

　　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必须要在达到60%的城镇化率之前首先把人均GDP提高到1000美元以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是紧密相连的，但是这两个之间并不是必要的互相牵连的关系。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稳健的公共政策的话，城镇化的一些积极效应可能会被成本所拖累，比如说污染、交通拥挤以及生活成本的上涨等。另外，在世界很多国家，城镇化实际上没有带来我们所希望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实际上有城中村、城镇失业率居高以及其他社会和城市的问题，实际上有很多在城市里的人还是居住在城中村里。 城镇化和经济转型当然也会导致我们要关注不平等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中国目前讨论的一个重中之重，今天早上也有所提及，城镇化的同时是有一个收入水平、收入差距，包括城乡和区域差距的扩大，这又回到了刚才讲到的，要让福利和繁荣为所有人共享的目标，中国目前的经验，在它的城镇化经验方面正在为其他国家所关注。其他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做城镇化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教训，他们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也看到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快速的扩大。另外，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的人还是有一些城市人融入的问题。这个问题由经济学家，诺贝尔奖的获奖者都有所提出，确实农村地区的发展是全球的难题。城市里的工资水平较高，农村地区一般会出现赤贫的现象。大概有75%的赤贫人口都是在农村。所以这也跟我们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有所关联，比如说要提供一个更好地卫生条件，也是我们全球想要来实现的一个目标。

　　大概50%的城镇人口在2010年就能够使用公共的厕所，这种公共厕所的可获性也是全球在关注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世行的一个除了贫困消除之外的目标，就是要有一个更有包容性的增长，那政府怎么来实现在城镇化过程中更有包容性的增长呢？我们的研究显示经济发展不会在每个区域同时发生，但是不应该有一个城镇或者一个区域依然是存在贫困的水平之下，经济发展推动城镇的发展这种城镇的发展应该带来更具有包容性的发展，这个怎么来做呢？首先要确保经济活动聚集在城市，为城市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资源，允许这样的一个过程发生是非常重要的，要有一个很好的城市规划，要有一个健全的土地政策，用财政和金融的手段让城市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张，当然这个聚集效应也有一些后果，比如说城中村、大城市病、城市蔓延、交通拥挤，这样的一些问题需要逐步的解决。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在移民家庭方面遇到的问题，这些留守儿童的问题，很多的儿童他们的父母去城里务工，但是孩子却留在农村地区，由祖父祖母赡养，所以我们需要能够为这些务工的人员提供一个携带他们子女到城镇落户的政策，确保能够持续的支持像这样的政策迈进。

　　第二，在一些快速增长的区域，我们的政府应该注重提供公共服务，能够来更好地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比如刚才讲到的教育和卫生，让人们能够具备足够的必要的技能，不管他身所处的地方，能够用他自己的能力找到他们想要做的工作，同时能够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的生产效率。同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去迁移，有一些会迁移到城市，有一些不会，所以对于农村继续的扶贫，包括干净的水和其他的政策，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财政体系，能够来提供足够的一些财政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使用已经出现的PPP的模式，公私合营的模式，比如在一些水务的项目上，不需要政府出太多的资金，同时又能用更低的成本实现这些项目的落地，另外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更好的基础设施，用经济的手段来促进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讲的比如说是是交通的走廊，能够更好的把小城镇的通路打通，使它能够像大城市一样吸收更多的经济发展的机会。

　　如果没有这种聚集化的效应的话，城市效率是没有办法提高的，所以他是可以为一些小型的、中型的城市提供独特的定位和实现经济发展。在印度的清奈周围大概有17000的贫困人口，我们通过对于清奈地区，我们认为教育和卫生水平也是提供不足，这个区域汽车保有量大概是100万辆，所以现在认为可以在这个区域有竞争力的实现他们汽车的生产。

　　刚才我讲到这些移民不一定要到这个城镇来务工，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所以怎么让这些人能够在小城镇也实现好的工作，当然我们也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可以实现互通互联，所以我们必须首先集中解决人口比较聚集的地区的发展，这些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他们可以更好的从公共服务提供中获益，比如刚才讲到的养老金可以移动，还有好的医疗、好的卫生、好的教育服务，另外对于全球的政策制定者都是有这样的认识，要实现具有包容性的增长，还需要确保粮食的安全，确实农业的改革在英国我们看到是先行于工业革命的，这是他们的经验，首先是能够让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像日本、韩国则是很快的在上世纪进行工业化，当时配套的有一些农村工作人员的生产力的解放，当然看到可能这个新释放出来的人口未必能够完全解决这些工业发展的用工需要，另外农业可以通过现代化的一些灌溉技术、耕作的技术，同时实现集约化的发展来提高生产效率。我觉得日韩现在他们很多的粮食是靠进口实现的，所以这是新的对于粮食安全的诠释。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在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方面做得很成功，取得了很多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30年中也已经使5亿人脱贫，包括在城市里和在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大概已经有3亿的农民工进城去打工、去提升他们自己以及家庭的收入。我觉得中国可以继续在扶贫方面延续过去的做法，更好地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下，我们认为是有能力可以度过危机变得更强。我们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起研究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的进程，这是我们过去一年半左右开展的工作，我们通过比较开放、坦诚的对话，提出了非常务实全面的政策建议，新型城镇化怎么样可以来避过一些问题和成本。

　　首先我们认为要对土地政策、土地的管理进行改革，以及对土地配套的机制和体制进行调整。另外，保护农民的产权，同时让农业用地也能够更方便地转为城市工业用地。另外，我们也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更好的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更好的税收体制改革，另外我们要有一个户籍制度的优化和调整，让人们能够更自由的进行移动，让他们和他们家庭觉得更加合适的地方落户。

　　我们看到中国需要更好的执行一些产权保护的制度，中国的领导人也已经意识到了他们在这个成功过程中的一些挑战，比如说城市的拥挤、成本的提高、不可持续、不协调的一些问题，我很振奋的看到中国政府已经吸取了我们在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的报告中提出的联合建议，把人作为改革的出发点，使得我们的改革能够让城镇人口，这个城镇人口是指广义的，不管是来城镇务工的还是员工城镇的人口，能够让他们享受到更全面的公共服务。

　　所以我们领导人不仅看到了这些挑战，而且也看到了一些好的稳健的城镇化进程可以带来的机会，能够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机会，跟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起一直在研究城镇化进程，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参与国内的一些讨论，我们将会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发布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让世界很多国家学习中国的经验，学习如何来克服他们目前看到的这些挑战和问题。 非常感谢！

　　刘世锦：刚才英卓华行长用了很短的时间让我们分享世行对城镇化的观点，以及世行和DRC做的研究报告当中的一些观点，下面进行讨论。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海闻：我问徐主任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现在新型城镇化规律，2014年到2020年我们的城镇化率会从50%到60%，但是户籍从36%到45%，就意味着到2020年还有15%的人住在城镇里没有户籍，这15%的人口相当于2亿人，到2020年仍然没有户籍，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到那个时候还要比较严格限制户籍的问题？

　　徐宪平：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到2020年要努力解决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的问题，主要的考虑是，中国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改革，从我们国情出发还是要分步推进。我们到2020年解决1亿人占1/3，你关注的是剩下的1亿人怎么办？

　　实际上已经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剩下的这2亿人通过实行居住证政策，根据他居住的年限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就业服务和保障性住房等五个方面提供相应的服务，我们想户籍制度改革还要不断的深化，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现在提出有序推进，有序推进的就还有逐步推进，逐步最后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就是分两步走，一个是落户1亿人，另外2亿人提供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

　　提问：尊敬的徐宪平主任，我是国务院国资委[微博]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我问一个问题，让农民变成市民，不仅仅给他逐渐的提供完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更不是简单的发钱养活他们，而是需要政府进行新的职业化的培训，让他们掌握新的职业能力和新的生活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有没有新的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谢谢！

　　徐宪平：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现在中国2.7亿农民工两个70%，70%初中以下文化水平，70%没有接受正规的职业培训，但是他们又是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所以为了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提质增效，加强农民工的职业的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受教育的程度，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重点。最近国务院已经出台了现代职业教育的文件，把农民工作为重点，我们在新型城镇化规划中，专门列出了制定了一个叫做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就是在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的通过政府资金的投入，通过企业加强培训，通过农民工自身的努力来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也适应中国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提问：我是中信证券的我叫德地立仁，我问徐主任一个问题，对于中国目前整个人口的结构和城镇化的关系问题，大家都知道80后的后期和90后的初期小孩子出生比较多，但是90后的末期和本世纪的初期整个人口的出生率是刚好一半左右，也就是说再过两三年以后逐渐的17、18岁的可以劳动的人口可能比在十年前少出一半左右，就是人口的结构问题和城镇化的进度问题我觉得有紧密的联系，不知道作为发改委的角度来说，对城镇化和人口问题怎么看的？

　　徐宪平：改革开放35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了1.02个百分点，2000年到现在大概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这次规划提出就是根据您说的这个因素，劳动力年龄段的人在减少，我印象中2012年减少了345万，去年减少了244万，我们在未来城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提升质量而不是强调速度，所以规划中提到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实际上是年均考虑0.9个百分点左右，是着重提升质量放慢速度，即使这样的话我们也算了一下，中国去年整个劳动力年龄段的人口还有6.92亿，整个比重大概占到67%，这块的总量还是很大的，如果再提升他的教育水平和提高他的劳动技能上，那么是未来跟我们城镇化的进程是会相互适应的。

　　刘世锦：还有一些问题下面可以进行讨论，时间现在已经超过了，我们这节讨论就到此结束，我们再次对徐宪平主任，对英卓华常务副行长表示感谢！ 下面休息10分钟，11：30分再次开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