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钓鱼台举行。上图为论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钓鱼台举行。上图为论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以下为第五单元实录：

　　张来明：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本单元主题是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在过去35年里，改革和开放尤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讲改革离不开开放，同样讲开放也离不开改革，中国的未来发展既需要继续推进改革，也需要继续推进开放，因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就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个新体制新在哪里？这个新体制对中国和社会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这个新体制又将如何构建？我想这些都是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接下来有请两位嘉宾围绕本单元的议题发表演讲，一位是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先生；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先生。

　　首先有请钟山先生发表演讲，大家欢迎。

　　钟山：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参加今天这个高层的论坛，下面我就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各位进行交流，讲三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形势，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越是发展就越要开放，面对事情国情的变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对外开放，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必须这么做的问题。构建这样的一个新体制，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要从贸易的大国走向贸易的强国，就必须要构建这样的一个新体制。去年，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但是我们仍然是大而不强。我们与世界这些贸易强国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贸易从大到强我们需要构建这样的新体制。第二我们要从吸引外资为主向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举，这就需要我们构建这样的一个新体制、机制。第三我们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广泛的参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我们需要构建这样的新体制，我们是国际合作的后来者，我们也是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实践者，但是我们不是制定者。我们需要融入国际社会，我们需要和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贸易投资的规则。同时，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我们必须要构建这样的一个新的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第四这也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开放促进改革，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涵。我认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以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为抓手；这包括改革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两个方面的任务。目前我国利用外资仍然采用了专案审批加产业指导的管理方式，审批环节多。那么这种审批的方法我们必须要改。去年我们有一个重大的探索，就是批准设立上海自由贸易的试验区，这个试验区是简政放权、创新管理体制、探索新的管理方式，经过五个多月的实践，我们初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这样的试验是受到世界各个国家欢迎的，同时，也可以证明中国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也是可行的。短短的几个月，上海自贸区受到世界各个国家和我们国内各个方面的重视和关注。第二是坚持多边和自贸区两个轮子一起转，推动完善全球贸易管理体制。我们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20国集团发挥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的作用，推动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的安全、粮食的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加强与发达国家间的宏观政策的协调和市场的开放，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优势互补。我们同时还要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关系。三是扩大内戮和沿边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体制。我们要协同推进东中西部的对外开放，步形成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对外开放是从到西的，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的起步早、发展快，但是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东部而言开放总体滞后，这个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我们要加快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要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同时，我们要加快沿边开放的步伐，特别是我们要鼓励沿边的口岸、边境城市、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员往来、贸易往来。去年我们又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促进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提升沿边开放的水平。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能力。为推动世界经济早日走出金融危机，踏上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道路，需要构建和完善开放合作，互利共盈的全球贸易体系。在此，我想提四点创意：一是积极推进多边体制的后发力谈判。世界多边贸易体制是全球多边贸易的基石，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对多边贸易体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经济贸易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去年底协议的达成是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12年来首次实现零的突破，使人们重拾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现在世界组织成员都在探讨协议的实施和结束多哈会谈的路径选项，中国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促进多边贸易体制朝着更加开放、更加公平、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第二积极推进开放包容透明的自贸区谈判。当前全球各种区域安排快速的发展，包括近几年美国推动的TPP和TTIP的各种大的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国自贸区谈判这几年来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我们已经建立了十个自由贸易区，我们主张坚持开放、包容、透明的原则，是企业经济合作既有利于参与方，又能体现对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的支持。第三积极推动国际投资规则的谈判，二战以来形成的多边贸易体制，确立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使国际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在全球跨国投资不断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应共同努力构建统一的多边贸易投资的规则，完善投资环境，打破投资贸易的各种各样的壁垒，扩大市场准入，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降低不必要的投资风险，为跨国投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第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有关谈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五年多来多边贸易体制，20国集团，区域经济合作，等国际治理平台有了新的发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国际金融、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全球价值链、发展援助，以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规则，都在不断的演进。总的来看，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是积极的，是以变革来适应当前的新形势的，我们愿意与各方共同合作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的新秩序。

　　女士们，先生们，历史已经证明，国际贸易投资的自由与健康发展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今后一个时期各国应认真履行有关承诺，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坚持通过沟通、协调化解摩擦，坚持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扩大利益交汇点，共同塑造合作共赢的全球国际贸易的新格局。

　　我的发言到这里，谢谢各位！

　　张来明：谢谢钟部长的精彩演讲，作为我国主管对外经济很多事务的领导人，钟部长的演讲具有实践性、政治性、权威性，他的演讲无疑对我们加深中国对外开放工作的了解很有帮助，接下来让我们热烈欢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发表演讲。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到这儿来，也非常感谢邀请我出席这次论坛，中国对于外界的开放，对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的成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开放应该说是多层面的，包括对新思想的开放，对于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开放，对于外资的开放，正如刚才钟部长所说，对于海外的投资也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技术，以及带来了更多可以得到保障的进口供应。那么是什么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变得如此的特殊？而且表现的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要更好呢？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国对于改革开放的顺序和速度有着非常谨慎的安排，中国没有过快或者完全进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因为有很多事实证明那些国家过快的使自己的金融市场自由化以后就会面临很多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情况一样，同时很多的中小企业也会受此影响，而且国内企业投资也会下降。因此，中国很好的管理了他参与全球化的进展，中国因此也比世界上很多国家更加成功地避免了很多非常不利的结果，包括限制工业化。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认为开放只是实现发展的一个工具或者渠道，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因此中国这种开放的战略使得中国取得了发展上的成功。

　　在下一个阶段，也就是中国未来改革当中该如何开放，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在过去可行的经济措施或者政策的未来未必一定可行，因为全球情况在发生变化，而且中国也因为取得成功未来未必情况和过去一样，因此我想说中国应该降低对出口拉动型经济的依赖，尤其是对制造业，而更多的应该需要依赖于国内内需的扩张，当然我们希望这种依赖于内需驱动的增长并不会像美国的内需驱动增长一样，完全依靠所谓的消费，而应该取决于另外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中国这种全面的深化改革的举措，当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要接受经济发展的新的模式，这个模式可能部分是基于中国过去取得的成功经验，当然也可以吸取其他国家过去的经验教训，在改革的其他领域我们可能会发现会遇到既得利益的阻碍或者抵抗，现在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找到这样一个正确的发展模式，尤其是现在。因为我们今天确定下来的游戏规则以及发展模式会对未来经济增长产生长远影响。

　　有两个大家必须要关注的潜在风险，第一中国要尽可能的抵制短期的投资者给予中国的压力，短期的投资者他们并不会太在乎长远发展的结果，这就是一种危险。同时中国还应该尽可能的避免被所谓的监管或者归管所捕获，成为监管的俘虏，这种新的开放的模式就像过去的开放模式一样，包括了很多层面的开放，包括思想的开放、投资的开放、管制的开放等等，在我看来，可能是学者的缘故，最重要的开放领域是对于思想的开放，也就是说与世界进行更多的互动，尤其是对于科技发展来说这点至关重要，中国一直以来是充满创新的经济，所以很自然会想到知识产权的问题，当我们想到对思想开放的时候一定会想到知识产权，之前的一些发言人也讨论过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但事实上知识产权的制度很多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的管理体系，这样的一种知识产权的体系和WTO的一个文件当中，或者说在TPP的谈判当中，所提出的知识产权的管理体制完全不同的，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知识产权的管理体系和十几年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讨论的那种知识产权的概念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应该允许人们或者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取救人命那样的仿制药，事实上像美国这样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设计过程当中就没有用来保护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所以必须要清晰的知道有很多不同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必须要找到一个发展导向型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这样的话中国才可以变成一个更加有创新力的社会。

　　再讨论一下金融，在金融方面的开放我们必须要接受这样一个核心的作用，也就是说金融行业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包括提供信贷，尤其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的管理风险，在不存在榨压和低成本的情况下为老百姓提供金融服务。所有这些功能对于金融行业的稳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重要的目标其实对任何经济体来说，包括最发达经济体来说都是很难实现的，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在这些重要的功能方面实现了巨大的变化，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通过逐渐的开放获得的，首先我们要对资本和金融市场自由化谨慎，绝对不能操之过急，比如说我们必须要求所有的银行，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必须要求他们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同时资本充足的子公司要独立运营，同时对于跨境资产流动要进行监管，甚至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最近也改变了一贯的立场，而建议国家要对跨境资金流动进行一定的监管，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同时要保持强有力的监管体系，尽管面临来自外部的压力，为什么这么做呢？这当然可以追溯到其他几位财长所说的，作为金融行业有很多外部性，这个外部性对于经济的稳定性，以及包括整个经济体系，都会有外部性和影响，同时货币的国际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尤其是将它和国际国内的经济稳定发展相比，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充分的了解潜在的风险才来逐步的推进货币的国际化，我们现在谈谈贸易政策。我想首先欢迎刚才钟部长所提出的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立场，我觉得这是非常合适的对待谈判的态度，尤其我也非常支持您刚才提到的多哈发展回合当中中国扮演的角色，尤其考虑过去的贸易谈判回合当中发生的情况，我想区域和双边的贸易协定，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损害了或者影响了多边主义。事实上我们现在面临了这样一个巨大的所谓的意大利面条，也就是说有错综复杂的不同区域的双边的FTA协定，在不同的国家涉及不同的生活水平，所有国家的消费者他们都需要从这样的贸易谈判中获益，事实上我们贸易谈判应该更关注非关税的壁垒，事实上很多非关税壁垒都是规管性的，比如说保护健康、安全、环境以及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之前我们讨论的时候谈到了人们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减少对于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之前美国甚至攻击当时谈判提出的要对烟草的销售进行监管的提议。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影响某个国家或者干扰某个国家监管烟草销售的能力，显然正如钟部长刚才所说的，在投资协议方面，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很重要的，钟部长提到了法治的的作用，当我们看这些投资协议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看看，细节决定成败。所谓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很多的国家和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保护协定当中都有，而事实上很多使用的法律标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来，其实已经过时了。尤其是我们从历史来看，这种所谓的国家和投资者之间的仲裁并没有为这些国家带来更多的投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中国招商引资的成功，或者说从巴西和非洲的发展来看，事实上这种所谓投资者的仲裁并没有为这些国家带来更多的投资，而中国并没有靠这种协定就已经实现了很大规模的外资的吸收。开放当然应该是双向的，而中国在过去30多年当中也证明这种开放是双向的，中国在海外投资活动越来越活跃，包括通过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同时也通过援外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资金，同时也也成为了获得技术的途径。

　　所以我想再次强调一定要学习过去的经验教训，首先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有社会责任感，同时眼光放长远，不要从事短期的行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不仅仅是要获得这些国家的资源，而是要帮助他们发展，在这个领域我觉得中国可以教很多国家他们是怎么做的，也就是中国这方面做的非常好，很多国家可以向中国学习，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当中的角色，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正如钟部长所说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是中国在履行或者承担责任方面，可能还没有与他所占的体量比例相协调或者相一致，中国的声音当然几年前先也是提出了要建立全球的储备货币的新体制，当然后续跟进的举措应该说还是比较缓慢的。但我认为中国应该更加积极的参与规则的制定和新制度的建立。在这方面向全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中国做的更积极一点，包括在环境、大气的治理方面，中国可以做更多让我们地球的生态环境能够变得更好，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当然其他领域我们也可以进行国际性的合作，包括在经济方面，包括在宏观经济稳定性方面做这种国际性的合作。还包括研究在内国际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包括共同应对疾病，同时也包括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中国力所能及的帮助。

　　最后我想来总结一下，要建立一个开放型的新经济体制，对中国继续他的增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举措，通过这样的一个努力来提高中国人民生活的水平，世界正在不断的变化，因此中国还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过去中国成功的应对了全球化进程当中的问题，但是任何未来工作当中的失误，都可能会对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带来巨大的代价。我们理解也非常欢迎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并且不断推进开放，我们希望中国在构建开放型新经济体制过程当中打造新的创新型、活力型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谢谢！

　　张来明：谢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富有国际视野和学术智慧的演讲，作为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对外开放的观察和分析很有深度，特别是他从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出发，对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见解很有见地，我们两位演讲嘉宾做了很好的演讲，下面进入提问的环节，一共20分钟，大家可以向他们提问，提问之前建议先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现在可以开始。

　　马丁：来自WAP，我有两个我的评论还有一个问题，第一个是给两位专家的，这个论坛到现在还没有提到国企改革，第二你也提到知识鸿沟，尤其包括数字技术、数码技术方面，中国的公司在这方面也是做得越来越好，甚至在某些领域成为了这个领域的领跑者，在过去几年当中可以看看腾讯，包括阿里巴巴[微博]这些公司的发展，事实上他们也创造了新的模式，包括互联网的金融交易的市场。这样的模式甚至可以全球范围内推广。这就是我的问题。

　　钟山：国企改革中国已经坚持了20多年，我们的国企一直在改革当中，比如说国企我们不断的重组，国企的数量在不断的减少，现在中国的国企在地方是数量越来越少，但是我也不回避，国企仍然是我们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近几年来，我们国家对国企改革的力度在不断的加大。你知道的，我们金融、银行原来100%都是国有的，你看现在我们的银行上市了，上市就说明他已经股权多元化了，就说明他是面向市场了，而且这些国企的改革金融银行的大改革，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股权在外国人手里，其他的像中国的石油、中国的通信等等这些大国企，也进行了大力度的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国企的改革步子将进一步的加大。

　　谢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想首先简要的点评一下，然后再来回答国企改革的问题，传统来说开放会对国企带来压力，这是开放的好处，这样的压力能够促进市场的力量，能够使国企提高效率。我觉得这是比较对的真理。但是怎么来做开放是需要谨慎性的，因为你开放未必带来好的效果，比如说有些在美国的行业我们是有开放的，但是我没有很好的、很强的竞争，我们虽然没有贸易的限制，但是有其他市场准入的障碍，除了刚才讲到的贸易壁垒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准入壁垒，所以他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电信的成本在美国比其他国家高很多，因为其他国家电信竞争更加的充分，所以开放本身或者说独自开放不足以保证有竞争，在某些领域我觉得知识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成为这个领先者，另外比如说像光伏，还有像其他的领域，中国的大力发展也给世界带来了好处。确实这个发展促进了全球的知识差距的弥合，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域需要来改变，比如说中国自己的人均GDP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非常非常的低，需要进一步的提高、进一步的赶超，所以这跟我刚才讲的这一点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特别针对中国来讲，因为中国现在在某些领域已经是领先，在另外一些领域则是扮演追赶的角色。

　　提问：我的这个问题是有关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特别是在光伏这个领域，我来自江苏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的瞿晓铧，我这个问题问钟山部长，有幸两次向钟山部长汇报，一次是代表行业就美国的双反，第二次是欧洲的双反，也非常感谢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行业利益作出的巨大努力，特别是去年通过协商解决欧盟的双反案件，保护了行业利益，也为中国跟国外贸易争端，通过协商来解决建立了很好的案例。现在美国的双反对光伏又起来了，同时还有印度的双反正在进行中。所以希望咱们中国政府，特别是钟山部长，能继续对这种滥用贸易救济手段的做法为咱们行业据理力争，争取协商来解决这样的贸易摩擦问题。我的三个小问题也是跟这个相关的，第一个是近年来很多国家常常以非市场经济地位为借口滥用贸易救济手段，这种案件频发我们有什么对策？钟部长以我国出口为导向的行业有建议？第二从我的观察有效的抗辩经常需要中国政府各部门的协调，比如上次美国双反的调查中，有一条关于出口信贷支持。像这类问题怎么能够加强内部的协调？第三从报道中看到中美贸易谈判在进行，这样的谈判是不是能够帮助减少这类的出口壁垒？

　　谢谢！

　　钟山：中国近几年国际间的贸易摩擦是在不断增加，中国确实也已经成为贸易摩擦的一个主要的对象国。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第一中国这几年贸易快速的发展，中国去年的进出口总量已经超过4万亿，跟各个国家之间一些贸易摩擦，我认为是正常的，也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应当以平常的心来对待它。第二贸易摩擦我们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从这几年来中国与欧美以及其他的贸易伙伴贸易摩擦积累的经验看，通过谈判、通过磋商解决贸易争端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富有成效的。刚才您谈到中欧光伏电池的谈判以及最近中欧多晶硅、葡萄酒这些贸易争端的谈判，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以为这些谈判通过磋商解决贸易争端是最佳的选择，对中方来说我们是主张通过谈判磋商来解决贸易争端，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你刚刚讲到中美贸易摩擦的问题，我也相信中美双方也会像中欧双方一样，能够找到一条符合我们双方共同利益的解决贸易争端的办法。

　　谢谢！

　　提问：中国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或者说特色之一，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又是很多的信贷，比如说它的外汇储备已经是GDP的1/3，另外有很多的资本流入、流出，比如投资组合的资本，还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流出，所以我的问题问给两位嘉宾，你觉得中国的这个特点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开放经济的一个思路，特别是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开放对于中国自己的发展，以及对世界都是有影响的，所以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会有怎样的在政策上的考虑？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在我的发言中也提到，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就是你开放越多的话可能会影响资本流动的稳定性，不管是流入还是流出。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量非常的大，这意味着在原则上它可以把这样的一些外汇调用起来，来调整它的汇率，但是这么做会有一个对中国来说的代价。你也提到，因为中国国内的储蓄非常多，所以资本流出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个影响稳定的效应，不仅是对中国，对世界也是如此，我觉得这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可以说明跨境之间的外部性。另外，市场可能没有很好的对这样的一个外部性进行考虑，因为中国的外储备如此体量之大，是可以产生外部性的，对于中国自己、对外界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一定要有非常分散化的投资工具，来避免资本流动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影响稳定的效应。所以对于一些跨境资本流动的税收的实施以及维持，可以抑制这样的效应，另外外汇市场的必要干预也是必要的。当然有些人说应该让市场来做，但是这个市场实际上不是充分的市场，如果大家仔细的看一下在美国，美国很多的动荡，资本方面的起伏，包括美联储，大家都是有一个预期，知道他要做量化宽松，所以有一些投机的行动，所以我觉得在考虑这个市场的时候，特别是量比较大的国家是值得考虑的。一些非市场化的主体，他们来采取一些行动，可能会有一些具有比较大影响的外部性，这个不仅适用于中国，对世界也是如此。

　　钟山：我赞同前面嘉宾回答的一些意见，对中国而言，确实过去我们主要是引进来，刚才我的发言当中也讲了，未来我们不仅要引进来，同时我们也要走出去，对走出去的问题作为中国来说，我们还要一边在做，一边还在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有关政策，大概是三个方面吧，第一要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第二要修订对外投资的管理办法。第三要加强对外投资的监管。总的来说，我们希望我们对外投资是稳健的，是符合中国和投资所在国双方利益的，也希望我们对外投资的路子越都越宽，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中国的企业在境外投资也要有非常稳健的步子，当然我也希望我们许多的国家能够更多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的企业，我们也跟有些国家在签署一些投资保护的协定，我们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国外投资是公平的、政策是透明的，是互利共盈的。

　　谢谢！

　　张来明：会议组织者交给我管理的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各位睿智的提问和两位嘉宾精彩的回答，我们这个单元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