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钓鱼台举行。上图为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钓鱼台举行。上图为世界银行[微博]常务副行长英卓华。

　　以下为演讲实录：

　　英卓华：刘主任，我很高兴能跟徐宪平副主任作为这个环节的发言人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今天早上我们已经听到了关于城镇化的一些政策，其他场合我们也听到过，首先我也想提醒一下自己，为什么要有统一的城乡统筹的发展策略，同时要保证我们发展的好处，为全民共享，城镇化进程怎么会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世界经济正在面临新的阶段。我们看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复苏正在继续，世界经济也在正常化的发展，在过去的五年中，发展中经济体不仅是稳定的来源，而且是增长的来源，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危机后的世界正在作出一些意识上的调整，我们认为首先外需的增长能够把这些发展中经济在过去几年中出台的刺激政策的压力消化掉，另外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解决一些财政方面的赤字和一些债务的问题。另外，发展中经济体的治理政策也会影响资本的流动。正常化也意味着全球利率的水平会提升，这也意味着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的投资将会成本更高。所以便宜的资本这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一些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已经慢于危机前，如果保持现有的速度或者加速发展，我们需要有新的增长引擎，同时要在目前一些没有被关注到的领域进行改革。而且要确保这些领域获得必要的融资。我们认为城镇化如果做得好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实际上有一些国家他们虽然城镇化率不高，但是也已经跻身为高收入的国家，这是一个最近的现象。在19世纪初的时候，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在20世纪初也不到40%，现在我们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到2030年我们预计大概有2/3的世界人口将会是城镇人口。刚才讲到的城镇人口的增长不仅仅限于发展中经济，每个月有500万的人口在成为城镇化的人口，另外城镇化也会想到工资水平的提高，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实际上这样的进程确实能够促进就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广的、更加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同时要有知识的外溢效应，同时把这样的过程跟全球经济的进程紧密相连。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必须要在达到60%的城镇化率之前首先把人均GDP提高到1000美元以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是紧密相连的，但是这两个之间并不是必要的互相牵连的关系。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稳健的公共政策的话，城镇化的一些积极效应可能会被成本所拖累，比如说污染、交通拥挤以及生活成本的上涨等。另外，在世界很多国家，城镇化实际上没有带来我们所希望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实际上有城中村、城镇失业率居高以及其他社会和城市的问题，实际上有很多在城市里的人还是居住在城中村里。

　　城镇化和经济转型当然也会导致我们要关注不平等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中国目前讨论的一个重中之重，今天早上也有所提及，城镇化的同时是有一个收入水平、收入差距，包括城乡和区域差距的扩大，这又回到了刚才讲到的，要让福利和繁荣为所有人共享的目标，中国目前的经验，在它的城镇化经验方面正在为其他国家所关注。其他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做城镇化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教训，他们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也看到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快速的扩大。另外，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的人还是有一些城市人融入的问题。这个问题由经济学家，诺贝尔奖的获奖者都有所提出，确实农村地区的发展是全球的难题。城市里的工资水平较高，农村地区一般会出现赤贫的现象。大概有75%的赤贫人口都是在农村。所以这也跟我们联合国[微博]千年发展目标有所关联，比如说要提供一个更好地卫生条件，也是我们全球想要来实现的一个目标。大概50%的城镇人口在2010年就能够使用公共的厕所，这种公共厕所的可获性也是全球在关注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世行的一个除了贫困消除之外的目标，就是要有一个更有包容性的增长，那政府怎么来实现在城镇化过程中更有包容性的增长呢？我们的研究显示经济发展不会在每个区域同时发生，但是不应该有一个城镇或者一个区域依然是存在贫困的水平之下，经济发展推动城镇的发展这种城镇的发展应该带来更具有包容性的发展，这个怎么来做呢？首先要确保经济活动聚集在城市，为城市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资源，允许这样的一个过程发生是非常重要的，要有一个很好的城市规划，要有一个健全的土地政策，用财政和金融的手段让城市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张，当然这个聚集效应也有一些后果，比如说城中村、大城市病、城市蔓延、交通拥挤，这样的一些问题需要逐步的解决。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在移民家庭方面遇到的问题，这些留守儿童的问题，很多的儿童他们的父母去城里务工，但是孩子却留在农村地区，由祖父祖母赡养，所以我们需要能够为这些务工的人员提供一个携带他们子女到城镇落户的政策，确保能够持续的支持像这样的政策迈进。

　　第二，在一些快速增长的区域，我们的政府应该注重提供公共服务，能够来更好地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比如刚才讲到的教育和卫生，让人们能够具备足够的必要的技能，不管他身所处的地方，能够用他自己的能力找到他们想要做的工作，同时能够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的生产效率。同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去迁移，有一些会迁移到城市，有一些不会，所以对于农村继续的扶贫，包括干净的水和其他的政策，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财政体系，能够来提供足够的一些财政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使用已经出现的PPP的模式，公私合营的模式，比如在一些水务的项目上，不需要政府出太多的资金，同时又能用更低的成本实现这些项目的落地，另外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更好的基础设施，用经济的手段来促进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讲的比如说是是交通的走廊，能够更好的把小城镇的通路打通，使它能够像大城市一样吸收更多的经济发展的机会。如果没有这种聚集化的效应的话，城市效率是没有办法提高的，所以他是可以为一些小型的、中型的城市提供独特的定位和实现经济发展。在印度的清迈周围大概有17000的贫困人口，我们通过对于清迈地区，我们认为教育和卫生水平也是提供不足，这个区域汽车保有量大概是100万辆，所以现在认为可以在这个区域有竞争力的实现他们汽车的生产。刚才我讲到这些移民不一定要到这个城镇来务工，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所以怎么让这些人能够在小城镇也实现好的工作，当然我们也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可以实现互通互联，所以我们必须首先集中解决人口比较聚集的地区的发展，这些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他们可以更好的从公共服务提供中获益，比如刚才讲到的养老金可以移动，还有好的医疗、好的卫生、好的教育服务，另外对于全球的政策制定者都是有这样的认识，要实现具有包容性的增长，还需要确保粮食的安全，确实农业的改革在英国我们看到是先行于工业革命的，这是他们的经验，首先是能够让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像日本、韩国则是很快的在上世纪进行工业化，当时配套的有一些农村工作人员的生产力的解放，当然看到可能这个新释放出来的人口未必能够完全解决这些工业发展的用工需要，另外农业可以通过现代化的一些灌溉技术、耕作的技术，同时实现集约化的发展来提高生产效率。我觉得日韩现在他们很多的粮食是靠进口实现的，所以这是新的对于粮食安全的诠释。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中国在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方面做得很成功，取得了很多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30年中也已经使5亿人脱贫，包括在城市里和在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大概已经有3亿的农民工进城去打工、去提升他们自己以及家庭的收入。我觉得中国可以继续在扶贫方面延续过去的做法，更好地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下，我们认为是有能力可以度过危机变得更强。我们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起研究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的进程，这是我们过去一年半左右开展的工作，我们通过比较开放、坦诚的对话，提出了非常务实全面的政策建议，新型城镇化怎么样可以来避过一些问题和成本。

　　首先我们认为要对土地政策、土地的管理进行改革，以及对土地配套的机制和体制进行调整。另外，保护农民的产权，同时让农业用地也能够更方便地转为城市工业用地。另外，我们也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更好的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更好的税收体制改革，另外我们要有一个户籍制度的优化和调整，让人们能够更自由的进行迁徙，让他们和他们家庭觉得更加合适的地方落户。我们看到中国需要更好的执行一些产权保护的制度，中国的领导人也已经意识到了他们在这个成功过程中的一些挑战，比如说城市的拥挤、成本的提高、不可持续、不协调的一些问题，我很振奋的看到中国政府已经吸取了我们在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的报告中提出的联合建议，把人作为改革的出发点，使得我们的改革能够让城镇人口，这个城镇人口是指广义的，不管是来城镇务工的还是员工城镇的人口，能够让他们享受到更全面的公共服务。所以我们领导人不仅看到了这些挑战，而且也看到了一些好的稳健的城镇化进程可以带来的机会，能够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机会，跟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起一直在研究城镇化进程，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参与国内的一些讨论，我们将会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发布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让世界很多国家学习中国的经验，学习如何来克服他们目前看到的这些挑战和问题。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