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弗兰克尔：女士们，先生们，我是雅各布·弗兰克尔，我是JP摩根董事会董事长，我非常高兴做这节的主持人，我们有些同事要做好准备了，我们有非常有趣的、非常出色的专家、发言人，他们所要讲的都是关于中国当今以及世界当今金融体制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金融改革和金融体制，在中国你们注意到了这节主题所讲的是加速或者叫提速金融改革，所以这就意味着，有这样的假设，现在的速度将会加快，我们今天邀请到非常合适的发言人，第一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有来自于中国央行[微博]、中国人民银行[微博]的副行长，同时也是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局长易纲先生，他是我个人的好朋友，我认识易纲先生已经好几十年了，应该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我们当时见面的时候他是在做学术研究工作，当时在美国。可以说没有谁能够比他更有资格今天跟我们讲述这一话题，并且引导这一讨论，接下来我们将会有机会倾听一下这些发言人，他们是从接受方面的角度考虑的，换句话说，他们是金融市场的从业者，他们极大的受到改革架构的深远影响，我们有杜嘉褀先生，他是友邦国际集团的CEO和首席执行官、总裁，这是一家非常著名的保险公司，我之前也和这家公司有很多的关联，我必须得说那是很久以前了。之后还有黄毅先生，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我们还有隅修三先生，东京海上控股集团社长。同时还有薄立倪先生，他是安泰集团的董事长和CEO。每一位发言人将会有6分钟时间，在这6分钟时间当中，主要是要去思考我们易纲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所讲的内容，所以不是非常的民主。我们第一位发言人有11分钟的时间，但是我想他讲的内容大家非常感兴趣。首先作为主持人，我先用2分钟讲一下这个话题为什么重要，我们都知道金融系统的重要，一个国家如果有非常强大的金融界，总是有能力处理压力，比比较弱的国家处理能力更强，尤其是应对金融危机，市场机制能够更好的应对这个金融危机，而且如果有强大的市场经济它的金融界表现会更为健康。我们有很好的金融行业的规定和监管，但是必须要得到有效的实行，无论是对于被监管者以及没被监管者来讲，这种透明度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指的是像影子银行等等，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透明度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所得到的，你所看不到的就会打败你，因此这就是为什么透明度这么重要，风险管理确实极为重要，尤其对金融市场，因为瞬息万变，所以我们没有第二个机会把事情作对，所以最好第一次就把事情作对。我们其中一些同事也参加另外一个，关于人民币作为全球货币地位的讨论。

　　我的开场白到此为止，现在邀请易纲局长做发言。

　　易纲：非常感谢雅各布·弗兰克尔给我10分钟时间，感谢中国发展论坛邀请我参加，今天我讲话的主题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大家知道，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在今年还有未来这六年，一直到2020年，中国的金融改革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这是一条主线。在开放上，在银行方面说民营银行进入银行业，比如说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比如说发展股票市场和合债券市场。另外，要明显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一直是以间接融资，银行的贷款为主。未来随着新兴的机构，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进入，还有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发展，我们会大幅度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我们还会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多层次的发展，并且提供更多的产品给市场的参与者。这个是对内对外开放，大家可以看到银行、证券、保险都会有一些新的所有制，金融服务的提供，竞争的加剧，还有对目前空白领域的弥补，所以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在今年、明年和未来的几年会有明显的改革和进展。第一条主线是从金融机构方面，从对内对外开放方面。

　　第二条主线是从市场的开放和价格的开放。大家知道，我们三中全会有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使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其实你观察中国的经济，在产品市场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比重已经很高了。我们的差距在哪呢？我们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差距主要在要素市场上，大家知道金融市场是一个重要的要素市场，我们在金融市场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我们的差距主要在哪？一条主线我刚才说了，是对机构的开放，对内对外的开放。另外一条主线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市场，人民币利率的市场化，还有我们稳步推进资本项的可兑换，这些就是在金融市场的价格，一个价格最重要的就是利率。另外一个价格就是人民币的汇率，这是人民币对外币的比价，人民币的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实际上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大家知道我们一直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在债券市场、固定收益市场上已经完全市场化了。去年我们放开了人民币的贷款利率，今年、明年重点是推进人民币存款的改革，从而使得固定收益、存款、同业、贷款各个方面有一个全方位的利率市场化。我们想在利率市场化方面会有性的进展。汇率形成机制，大家观察到汇率浮动幅度在扩大，最近汇率的形成机制、走势，双向浮动，大家都觉得是一个新的气象。我想汇率今后双向浮动会成为一个常态，另外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会增加，人民币将主要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中央银行对于市场的介入将逐步的减弱，从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汇率将由市场来决定。在汇率和人民币利率改革的同时，我们也会稳步的推进资本项的可兑换，大家观察到资本项的可兑换，从直接融资到外债，一直到ODI，就是在境外的直接投资，境内投资是FDI，这方面的程序都做了大幅度的简化。所以人民币资本项可兑换进程会进一步加快。

　　有的朋友会担心，中国金融业这样大幅度的市场化我们准备好了没有，金融风险是不是可控？所以我刚才说，在大力度的推进金融改革的同时也会加强金融监管，落实监管的标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同时大家会看到将来中国金融业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清算、托管、后台，整个场外市场的连接，各种市场的互联互通，这些基础设施都会进一步的加强，保证我们金融市场的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的稳定。

　　我特别简单的描述一下今年、明年还有今后几年我们金融改革主要的框架。最后3分钟，我跟大家一下我作为外汇局的局长，在过去五年在推进我刚才说的改革上的体会。2009年国家外汇局明确提出了推进外汇体制改革，当时我们就提出了五个转变，这五个转变都是什么？从重审批转变为重分析和监测。第二从重事前的监管转变为重事中和事后的管理。第三是从重行为的管理转变为强调主体的管理。第四从有罪假设转变为无罪假设。第五是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大家知道我们在过去五年中推进这五个假设，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历程，首先我们推改革要带队伍，我进行改革要靠这个系统，要靠这个系统的干部来执行的，那么你不是说，中国政府决定简政放权、减少审批就能够马上做到的，因为你要通过一个系统，通过一支队伍做这件事儿，那就要求你这支队伍理念的转变，首先权力的格局变了，有很多人想不通，理念的转变。工作方式的转变，知识结构的转变，你怎么能让一个过去就比较知道怎么样审批业务的人，让他的知识结构能够转变，他能够分析数据，从而发现问题，转变为事中和事后的管理呢，事中和事后的管理实际上是很艰难的，需要很辛苦的工作，要建立数据库，要有基础，要会分析，要能发现问题，发现线索，这些和过去就是简单的审批难度要高得多。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过去进出口收汇付汇要逐比核销，两三年以前把逐比核销完全取消了，现在变成我们观察国际收支的数据，进口、出口，然后把数据进行分析，从而也能够做到对跨境资金的有效监管。过去逐笔审批，这个机构的权力，给企业和业界带来了很多不便，我们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低，现在竞争力就高，就方便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需要我们在机构上、人员的训练上、理念的转变上、工作方式的转变上，都是一个高难度和艰难的过程，但是我相信我们会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中国未来几年金融改革的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现在请友邦的杜嘉褀先生。

　　杜嘉褀：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儿发言，我下午来讲人寿保险这个行业，在中国的人寿保险行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我讲讲我认为需要在五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加深金融改革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取消保护主义的缺口，中国的储蓄超过50%，你问他们为什么储蓄这么多钱？他们给的答案是没有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我想这也是今年嘉宾经常会强调的话。通过储蓄到家庭经济支柱导致的死亡是否会导致损失，因为他们缺少保险提供保障。跟高储蓄率相反的是中国降低了人身保险的深度，英国是8.5。这些城市普遍的状况，储蓄率伴随着保险深度会降低，因为大家可以通过商业保险满足这个需求。

　　第二点，在中国需要建立一个结构健全而且高效的退休储蓄计划。中国的家庭储蓄很高但是回报不高，国际保险公司虽然拥有推动保险的经验，但是受到参与市场的限制，无法完全有效的发挥作用，比如说香港MPF，这个计划要求对以后的生活进行储蓄。新加坡也有CPF，这两个计划都是可持续的，因为要求个人为退休进行储蓄，这样就减少了政府潜在的财政负担。中国地方一直在试行企业年金的计划，这个变革势在必行。显而易见的是，为什么？我觉得竞争缺乏是一个问题，前五大保险公司占据70%的份额，前十到保险公司超过85%，而且国有企业占大部分的份额，所谓外资保险公司的份额不到5%，而且股权和市场准入受到限制，这种高度的国营机构的竞争，以及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不利于创新，妨碍了中国市场新产品、新服务的推出，而中国是需要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刚才也讲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点之一是使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来决定性的作用。第四点是有必要深化和发展债券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主要是银行贷款为主，银行贷款本质上期限很短，债券市场可以为解决发展提供长期的资金，这点我想对冲出中等收入陷井的中国非常重要。韩国的银行贷款占GDP的135%而中国是80%，债券市场的自由化和深化发展对中国是双赢的局面，私营企业将获得更多更有效的投资途径，投资者将获得更加实际的投资汇报。

　　最后一点是政策的落实更为重要，习近平主席在索契冬奥会时专访时表示，改革取决于一分部署十分落实，他说的太对了。去年国务院多次强调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以解决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在等待相关部门的有关细节，改革成功的蓝图已经非常明确，但落实改革的时间表以及贯彻的执行力度需要同样的明确，因此我非常高兴看到改革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都列入了本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议题，我期待和各位共同探讨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将会深化金融改革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制作贡献，来展开讨论。

　　谢谢。

　　主持人：谢谢杜嘉褀。现在请黄毅，是中国建行执行副总裁，他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都有丰富的经验，他也写了很多书，包括美国法律研究的一本书。6分钟。

　　黄毅：在座的各位下午好！感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邀请，我有机会和在座的各位同仁们今天有个交流。刚才易纲教授讲了金融改革的情况，我还担心他讲完以后我就没有好讲的了，结果他还是留下了一些内容让我讲，我讲的不会跟他重复，只会作为易纲教授没有时间讲完的或者他不太适合讲的，因为我商业人士他讲不出来，如果讲措了，在座的大家和易纲教授可以批评。

　　中国金融改革跟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连在一起，我们30多年来，在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两次危机加速了中国的金融改革的进程，我们改革30多年取得的成效，现在面临的问题和我们改革取得的成就同样重要，所以这次三中全会做了一些顶层的设计，确立了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些目标、方向和主要内容。我今天跟大家说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利率市场化和汇率的问题，这个是中国金融改革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刚才易纲教授把方向讲清楚了，我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三中全会前后人民银行[微博]已经宣布了贷款利率取消上限，最近周小川行长说一两年之内取消存款利率的上限。刚才易纲教授讲了，他是很委婉的，通过外汇局最近几年的改革感受，道出了他对汇率改革的信心。但是都知道1994年我们解决了汇率的双轨制问题，就是当时把官价和其他价格并轨的问题，在人民币利率方面有很多价格，现在利率自由化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方面是我们希望存款和贷款都要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解决价格的并轨问题，我们同时所形成的汇率也才会更科学。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会有很多风险，比如中国很多金融资产和价格连在一起，如果价格走不出去，我们这些资产的风险和健康运转都会有问题，所以要加速中国金融改革这是最核心的问题。当然易纲教授讲了很多我不重复。

　　第二中国的金融市场问题。我们的几大品种，我们的债券，由于几个部门监管的原因，十几、二十年来一直都是改革的呼声不断，，改革的要求都挺高，市场人士期待也挺高，但是到今天来讲还是方向性的问题，如果要解决中国金融改革风险的分散问题，也解决中国资产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健康发展资本市场，包括债券、股票、银行理财、银行资产的资金转让，包括CDS在内的，这类产品所需要的市场功能不能健全的话提出有问题，所以要提出的话这个方面要下功夫。

　　第三是开放问题，三中全会说了我们要向民营资本开放市场，允许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进入银行业，过去我的工作曾经跟这个方面联系比较密切，我们算过一个帐，现在中国金融资产大概35%左右属于非国有的股份，现在有关监管部门采取很多措施，如何扩大民营资本在整个银行业资本当中的比重，在这方面正在努力。这是市场上、学术界一直说这个有问题，一直说垄断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想了很多措施，找了很多办法，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在三中全会以后，银行监管当局放开了对外资的一些资本的计算，一些准入的门槛，就是说在扩大开放方面，扩大金融行业，让更多的非国有资本参与，国外让更多的机构准入我们的市场，不断的在采取措施，当然采取的措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效果，这是提出必须解决的开放问题。

　　第四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互联网金融。大家在座的都知道，国外的互联网金融机构通过互联网的形式搭上了信息革命、信息技术，这是很多发达国家金融行业，实现了银行用户通过互联网化以后解决了金融互联网的问题，解决了C2C平台的问题等，我们中国是倒过来，是由电商来做金融业务，这跟我们的金融机构有关系，我们金融机构在信息化过程当中没解决很多为消费者服务的问题有关系，这个问题在市场上出现以后大家都比较理性，但是很难形成共识。现在对这个事情议论很多，但是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规范一点，这事儿不应该采取不当的措施，如果是他能够充分的发展，跟传统金融形成合理的分工，这是中国的金融市场的福音。剩下问题就是如何制定科学的监管规则，如何给它一些特殊的政策，让它避免在中国市场上可能出现的非法机制等等问题，让它有一个良性的发展。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黄毅行长，现在我想邀请下一位发言人，也请关注我们的时间，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到吃完晚饭还在讨论。下一位发言人是隅修三先生，他是东京海上控股公司的董事长，我可以告诉大家，他加入东京海上控股是44年之前，所以他非常的了解自己的位置，可以给大家介绍保险业的另外一个视角。有请。

　　隅修三：非常感谢主席，也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们是一家公司集团，我想大家讲一下关于金融改革的话题，在全球化环境下进行金融改革，在全球金融市场当中包含中国，在保证这个市场的活跃性或者稳定性的时候，大量中国的公司在扩展他们的运营，跨境进行全球运营，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最好能够将这种金融的操作和目标市场的金融监管制度保持一致，东京海上来讲我们扩展了全球的网络，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在这段时期内金融监管改革受到了非常多的争论，我们的重点放在比如说全球扩张的管理决策，这点和监管的讨论如出一辙的。

　　首先我想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东京海上的业务状况。总的收入、集团收入是130亿日元，27%来自于国际业务，而我们的国际业务产生着大约50%的集团利润，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张幻灯片上，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公司，在156个城市、37个国家遍布我们的分支机构。这张幻灯片所展示的是最近的历史，我们国际业务最近的发展历程，国际业务扩张自从2013年开始，我们来看一下有很多的人被我们在这些国际市场上雇佣。但是我们也用了很长的时间在真正拥有了运营，以及在这些市场上获利的能力。另一方面，大概有70%的全球保险是在北美和欧洲这样的发达市场产生的，在这里我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桥头堡。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公司。自从2008年开始我们就收购了保险公司，比如说我们收购了伦敦劳合社的成员，还有美国的公司，我们总体的业务组合不断扩张，而且进行了多样化。在过去十年当中，正如大家可以看到，国际业务的组合，在十年之前只占全部业务的3%，而今天已经成长成为30倍以上，也就是它产生我们全球总利润的50%了。我们的全球战略的四大支柱在这张图上展示了，作为一个保险集团最根本的是要多元化我们的业务组合，通过地理扩张，通过多元化的业务线来实现，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促进这种平衡的增长，并不仅仅投资于发达国家，还有新兴市场，来实现稳步的平衡发展。我们既依赖于内部，也依赖于内部有机增长，并购的成功关键就是要去和正确的人联手，和他们共同分享公司价值。就我看来，决定因素可以是被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成熟管理。全球的成熟业务模式和高业务增长潜力。我所讲的是基于我个人的经验。在金融危机2008年发生之后，保险界都有这样的讨论，建立监管要求，在全球资本的清算计划和恢复计划以及资本充足率方面的全球框架，在金融机构寻求外国投资的机会，所以有必要去注意到金融行业的监管规则制定的新变化。毫无疑问，合适的监管是完全必要的，不可缺少的，才能够保证市场的稳定和规范。但是过渡监管有可能会减少创新、抑制创新，同时抑制增长。不考虑监管的讨论，我们运营自己的业务，是采取可持续性的方式，那么这样一个可持续性发展是我们战略的核心部分。这张幻灯片所展示的是我们基于风险的管理战略，我们讲ERM(企业风险管理)，还有保持财务健全。所以大家对话题可能比较熟悉，因为我们在中国也强调这个概念，东京海上非常关注我们的资本回报率，要动态的保持财务健全，并且提高盈利能力和资本效率。标普500给我们的评级很高。

　　最后我们要讲一下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极大的相关于我们的保险产业。我们在过去几年当中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频繁的自然灾害，所以一定要重视灾后的恢复，东京海上这样的保险公司非常致力于建立这种弹性的社会制度，我们也看到中国也在进行着系统性的金融体制改革，我们希望这种监管的改革将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保险公司因而可以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整个社会具有弹性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非常感谢各位的倾听。

　　主持人：非常感谢隅修三先生。我们最后一位发言人是薄立倪先生，是安泰集团的董事长和CEO，薄立倪先生在中国的医改全国对话当中也有很多的参与。

　　薄立倪：非常感谢主席！大家下午好！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以及潜在的解决方案，以及金融市场对于医疗方面的影响。我们很容易来理解美国市场在过去一年当中所发生的情况，这点也会给我们金融市场带来很大的振荡，在未来怎么保障我们对公民的承诺，接下来的10万亿美国医保跟(麦蒂凯)的医疗保障服务相关，究竟怎样做？最近IOF也报告了30%，我们在美国所花在医疗方面的预算每年都有大概8000亿美元是被浪费的，它基本上是中国全年消费的医疗支出的15倍，所以在美国的浪费超过于中国的花费，但是中国80岁以上的人数量到2015年将会乘以4倍，中国在过去的50年当中平均寿命从43岁增加到74岁。实际上中国在人口老龄化方面很快会超过美国。

　　我们在这里看到，中国的投入9200万美元，而美国是6700万，我们全球63%的人都是受到慢性疾病的牵累，基本上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都受到慢性疾病所带来的医疗支出方面的影响。所以我希望中国不要遵循美国的模式，因为美国的模式失败了，我们需要在中国有独特的系统，它的重点是放在融资决策和投资决策相分离上面，因为太多的往往会混同，我们如何为医疗付费与究竟这个东西是否值得付费相混。过去三年在美国学到一个教训，就是扩大覆盖面，其实这个预算成果是很大的，因为我们预算赤字是很大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呢？中国五年计划要求发展一个50%储蓄率的消费推动的经济。我想唯一降低储蓄率的办法就是加大社保的力度，尤其是在医疗和教育，我想这是一般家庭存钱的主要原因。

　　我们医疗体制的目的是什么？不能说完全是消除疾病，疾病是有的，主要是通过提高健身的水平，帮助他们更加有效，生产率更高，为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这是根本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加大整个医疗体制投资的力度。而且要搞一个私人保险为主的体制。我想医疗制度的提供者和风险的覆盖者应该是同一个实体，我们要注意人口，还有医疗疾病的负担，社区的发展趋势，尤其是老龄化情况，人口、健康、卫生的管理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在社区一起提供技术，重点放在社区的健康水平，还有经济的可行性，以及社区的满意度，只要做到这点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最经济的成本解决这个问题。这些目标还是任务非常艰巨。

　　首先我们要进行20年投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么长的投资周期，但是如果不做的话慢性病越来越多，成本也会高，我觉得对健康的投资是最好的投资领域，因为健康的个人有生产力，而且非常的开心，对于社会的和谐非常重要。而且要照顾那些慢性病的人。5%的疾病人口他们占了医疗成本的45%，他们有20多种疾病，而且开很多的药，唯一的办法就是特别关注这些特殊的病人，比如说搞一个定点的医院，也就是说，一定要根据社区的经济社会健康的情况，最终目的就是打造那些非常健康的具有生产力的、效率很高的个人，这样的话，使得我们的卫生医疗体制成为一个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而不是只成为一个花钱的成本中心。

　　主持人：谢谢！我觉得这些数字非常惊人，我们还可以有几分钟时间享受一下房间热烈的气氛，大家可以提问，尽量简短的问题。

　　提问：我想问您，因为你是有经验的银行家，下一步金融改革应该怎么做？未来三年应该避免什么？我想问一下易纲，用中文问。

　　主持人：很抱歉我们下次再问。我也想简单的问题给易纲，请易纲回答。简短的问题啊。

　　马丁·沃尔夫：问一下易纲副行长非常简单的问题，有人说中国的负债水平太高，你同意吗？怎么样进行改革？

　　主持人：我们收集一下问题，看看哪个问题你可以躲避一下。

　　提问：现在大家存钱很多是为了医疗，为什么这方面不大力发展医疗保险呢？

　　提问：刚才讲到发展长期债券市场，尤其是发展人寿产品市场，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搞这种私利的债券市场？

　　提问：我想问一下副行长，我看到像阿里巴巴[微博]这种第三方的余额宝[微博]的货币市场产品，我想听一下你的评论。

　　易纲：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杠杆率的问题。中国目前政府的负债率应该说还比较低，居民的杠杆率也比较低，刚才马丁说最近中国杠杆率上的比较快，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回答去杠杆化的过程，应该是全局的考虑，并且是逐渐的过程。其中增加直接融资的比重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另外在去杠杆化过程中，希望能够不至于诱发其他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的考虑。

　　第二个问题说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大的债券市场，特别是企业债、私营部门的债券市场，这个建议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的目的，最近在银行间市场，也就是中国OTC市场上，我们企业债发展的非常快，我们银行间市场差不多是三分天下，有1/3是国债，有1/3是政治性金融债，另外1/3就是您说的企业债和私人债，今后有很大的余地私人债、企业债，或者是中票的形式或者短融的形式或者是别的形式都会有比较大的发展。

　　最后关于阿里巴巴金融宝货币市场基金的问题，我觉得互联网金融这些新生事物我们总体上是支持的，在发展的有些过程我也用了“要容忍”这样的字，但是有些问题还是要及时规范，及时规范的原则就是要平等竞争，比如利率、竞争方面、条款方面应该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竞争才能有更好的环境，使得互联网金融也好，将来新的创新产品也好，能够防范风险，可持续发展。

　　杜嘉褀：储蓄率很高，而且储蓄回报率很低，如果你看一下CRC这方面，他们一直强调保护，我们讲到25万亿这样一个大的缺口，就是在医疗保险，社保医疗方面的缺口，所以这方面的机会是巨大的，潜力是巨大的。所以我相信刚刚开始，因为我想像这些互联网产品确实压力很大的。

　　薄立倪：医疗产品是不够的，有，但是深度不够，所以私人的收费是很高的，当然这不是我们的市场，而且这个量是很大的，我们是补不上的。

　　主持人：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