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钓鱼台举行。上图为《透视政府债务风险》主题论坛现场。(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钓鱼台举行。上图为“透视政府债务风险”主题论坛现场。

　　以下是论坛“透视政府债务风险”全场实录：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先介绍一下坐在我这一排的来宾：

　　康浩志 (瑞士再保险公司董事长)

　　李剑阁(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申银万国[微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道格拉斯·彼得森(麦格希财讯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

　　氏家纯一(野村控股株式会社常务顾问)

　　贾康(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还有一位是我自己，我是来自中国国家审计师的总审计师。按照程序每个嘉宾的观点阐述，每个人六分钟，刚才已经给各位打过招呼，也请大家注意一下时间。

　　康浩志：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给大家讲一个话题，解析公共帐务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不久前给政府的借贷行为被认为是无风险，并预计投资回报会带来无风险利率。公共债务用来衡量其他债务的风险，当时投资者的观点，大型或发达市场公共债务是最安全的。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打破了对政府债务的信任，导致对公共部门的借贷行为更严格的审查。

　　美国在2011年8月的3A信用评级，财政整顿成为了流行的术语，过高的公共部门债务被视为是衡量经济脆弱性的重要指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公共债务风险，但是首先需要询问的是，为什么看似普通的09年、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突然间成为全球经济危机的源头呢？值得注意的是，07年并不存在问题，比如说爱尔兰、西班牙债务负担很低，爱尔兰之前只有25%现在是120%，西班牙原来是36%，现在是100%，导致欧洲五国公共部门的债务膨胀并最终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因素很多。

　　财政赤字增加，由于经济增长趋势比较低，过度的信贷增长也值得资产和金融泡沫不断扩大，尤其是单一货币制度制约了货币贬值的措施，市场也从良好的均衡变为不良均衡的状态，良好的均衡状态下欧洲主权债务，投资者完全会避开政府债务，因此债务状况无法持续。

　　另外银行业的脆弱性，08年以来已经成为危机的源头，导致了公共部门债务急剧增加的主要因素，在一些欧洲市场虽然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了融资成本，但是资产负债状况十分的脆弱，这使得他们惜贷，为了控制风险蔓延政府各部吸收金融部门的债务，导致公共部门债务显著增加。这些都表明，公共部门的债务具有误导性，虽然公共部门目前的债务水平比较低，处于可控的区间范围内，但是外部的突发性的事件可能会迅速破坏这种均衡态势。

　　如何来管理这是最后的一个要点，这对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07年来全球的债务杠杆有所提高，特别是美国、欧洲和日本还有亚洲的企业部门。07年亚洲不包括日本总债务占GDP的比例是149%，到了2013年增加到了221%，不过这仍然是低于美国的债务水平。

　　回顾欧洲的经历，我相信其公共部门债务增加的风险需要放在更宽泛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给予考虑。包括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和通缩。通缩使得管理公共部门债务的动态过程更加的复杂化；人口结构变化虽然是长期的现象，但也对潜在的增长和储蓄水平起到负面的影响，从而使得债务问题愈加的难以轻松解决。

　　这些观点都对于亚洲和中国都具有意义，比如亚洲从2012年初开始起生产者价格指数有所下降，这一情况类似于2009年、2010年次贷危机最严峻时期。北亚地区也面临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挑战，因此需要要针对不同市场社会经济情况分析其公共部门的债务风险。

　　结论：不能来以孤立的方式看待公共债务情况，一定要分析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

　　谢谢大家的倾听！

　　主持人：谢谢，下面有请李剑阁。

　　李剑阁：谢谢大家。

　　我想讲四个方面的问题，政府的债务风险总体是可控的，审计署去年对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做了摸底的调查，到了2013年6月末，全部政府性的债务总额是30.3万亿，其中中央是12.4万亿，地方债务是17.9万亿。

　　这个债务水平和年底的GDP相比是占整个GDP的53.2%，刚才提到日本和美国国家的债务水平远远高于我们国家，从百分比来看，中国的债务总体风险是可控的，并不是外界宣扬的那么严重。当然问题也是有的，主要是增长的速度比较快。

　　第一、去年的后半年增长了9%，债务主要是来自于地方政府。

　　第二、债务水平我们政府是完全有经验可以证明而且可以借鉴是可以处理好的。回忆一下1999年中国四大专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当时的债务水平非常高，有学者说技术上比较破产。到了2000年中央政府果断了剥离了不良资产14000亿，当年的财政收入才13000亿，也就是说一次性剥离银行的债务超过了当年的财政收入，这个数字当时来说是天文数字，但是事实证明我们这件事做得非常好。后来随着商业银行的上市四家银行很健康，并且在2008年以后由于别的国家金融危机，我们四大银行一举成为世界上的名列前茅的银行，这说明我们是有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来处理好这件事。

　　当时14000亿，我们的贷款总规模是10万亿。大家都担心政府的债务最后风险出现在银行，我想说政府的债务能控制，如果波及到银行这个风险也是完全能够控制。当时的贷款规模是10万亿，现在是120万亿左右，所以这个比例对现在的规模来说并不比当年更大，而四大银行经营状况比过去更加稳定。这几年已经对曾经出现的坏帐做了150%到200%的拨备，所以整个银行总体上是健康的。

　　第三、政府有能力而且有手段来解决现在存在的债务。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2012年底中国政府总的净资产达到52万亿的水平。而总资产大概是两倍于GDP，GDP2012年是52万亿，一百亿的总资产，对于总资产的水平来说，债务比例也是比较低的。

　　因此如果我们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国有企业、国有资产通过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角度的转移，甚至于出售国有资产来改善公司的治理，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它的债务问题。到了2010年国有资产大概是22万多亿，资源性的资产在2011年是67万亿，但是包括土地和矿产等等。这么多的资产去这些债务是完全有能力的。

　　最后我想说一点，其实大家在关注政府债务的同时，应该更加关注企业可能出现的债务风险，因为最近出现的支付危机，这些企业是资不抵债的，政府的资产很健康，但是企业却是会有一些企业资不抵债导致市场上的违约。

　　《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如果说中国的金融行业金融企业出现违约出现雷曼的状况还言之过早，我认为企业虽然会出现问题，但是我们打消刚性支付旧的做法，让市场约束更加强，企业的债务也不会带来信托性的风险。谢谢！

　　主持人：谢谢，下面请道格拉斯先生讲讲。

　　道格拉斯·彼得森：

　　我给大家介绍一些背景，首先想想全球基础设施的环境，比如说这是需要债的领域，在今后17年的时间麦肯锡的估计会需要有57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道路、机场、能源，显然其中一部分是中国需要的。资金是有缺口的，到底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

　　今天中国8.5%的经济都是投资于基础设施，美国是只有1.7%这是20年来的低点。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中国市场迅速扩张，人均GDP增长了27倍，这是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但是其中的一些扩张可以看到有很不平衡的地方，比如说在东部沿海有教育、城市化、道路的建设开放，但是有些内陆地区经济却是相对的本土化和封闭的。

　　对于金融市场又有什么要求？今后会是什么样的走势？总体来说中国的政府债务和其他的国家相比并不是特别的高，占到37%。和其他的3AA、3B国家相比并不是特别高，但是我们必须来关注这个阶段，因为现在的债务上升比较快。中国债务的增加比过去要更快一些。以便满足各个地区的需求和中国其他地区的需求，让城镇化扩展到国家的其他地区不仅仅是沿海。

　　我们对中国的公共债务是怎样的看法？债事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储蓄者走向投资者的一个枢纽。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陈述效应，而且还可以创造就业机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个市场，如何负责任的使用债务，并且建立一个有责任的市场，我想谈一谈如何从银行市场作为主要的筹资来源转变到一个资本市场、债务市场，尤其是对地方政府而言，为了做到这点我们必须要考虑使用债权融资的优势。

　　由于债权融资提供的是财政的约束，使得地方和政府必须要公开的发行债务，因此他们是做出公开的承诺，并不是一个政府和银行间私下里的承诺，而是公开的契约，这会有更多约束。

　　第二它能够限制地方政府的风险，这样的债务使得它的财政义务和政府的需求互相的匹配。你可以把短期的债务不断的滚动，根据相应的利率，或者说可以做长期债务固定的利率。因此你的利率是很清楚的，需要长期需要支付多少，知道自己的财政义务。

　　现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一般债事是一到三年的流动性，但是可以看到资本市场在中国的周期越来越长了，另外债务市场会带来更多的私营投资，使得中国的债务发行者有能力能够有更多的渠道来筹资，银行市场、债务市场和不同类型的其他的机会，能够使他们的风险多元化。

　　政府能够仔细的审视这些市场来理解和监管这些市场，因为现在有更多的市场能够提供融资的话，你就能够获得相应的评级的透明、内部审计带来的透明，有内部和外部审计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的透明度，还有一个定价的机制，可以看到信用风险的价值，也是在市场的环境上能够有很好的理解。标普是有一个框架的，做地方政府债务评级的分析。

　　如图，透明度的一个例子。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债事会兴起，一开始也听到说中国对自己的债务水平管理在过去五年是非常审慎的，因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一些债务的危机，但是确实有一些转变，我们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但是我是很有信心的，中国应该有非常专业化、非常审慎的债券市场，但是现在应该采取行动，抓住机会建立适当监管环境和流动性定价体系，并且要有收益的曲线，为中国带来更多的益处。谢谢！

　　主持人：谢谢道格拉斯先生，下面有请氏家纯一先生发言。

　　氏家纯一：非常感谢我来谈谈日本的情况，我想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公债是很高的，它对GDP的比例高达250%。

　　这又做何解呢？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日本央行[微博]一直在不断的购买我们的政府债券，去年十月的时候日本央行引入了新的量化和定性的货币宽松，吸收了每月政府债券的70%，以实现在2年实现2%的通胀率和货币基础扩大一倍的目标，更重要的是90%的政府公债都是国内持有的。2013年9月40%的政府公债是银行持有，20%是保险公司持有，10%是养老金持有，日本央行是占20%，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机构投资者在不断的购买。

　　我想给出五条可能的解释：

　　首先，我们的机构投资者经常被认为是风险厌恶型的，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喜欢政府债务，只要他们觉得政府能够继续的正常运行。

　　第二，现在新的巴塞尔三的规定，提高了绝大多数资产类别的资本要求，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风险权重却还是还是在零的水平。

　　去年安倍政府显示他们有能力，能够到今年4月份的时候把消费税提高到8%，而且有可能明年10月份的时候能够提高到10%。

　　我们还是世界最大的债券国，我们的净国际投资是三万亿美元，我们的经常帐户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一直有大额的盈余，但是过去三年有下降的趋势，主要是出口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进口却增加的，有半数的进口都是在大地震之后在能源领域的进口。

　　所以能源政策对经常帐户有巨大的影响，政府希望能够提高能源的效率，重新激活核反应堆、北美进口页岩气增加可再生能源份额。所以今后几年经常帐户还是能够保持盈余。

　　最后日本的基金经理人，他们报酬和他们的绩效相关度是有限的，所以对他们来说非常简单并且也比较明智的是盯住传统的观念，“政府债券是安全的”过去几十年都是这样的，所以有不断自我加强的稳定性，但是这种稳定性需要非常努力的说服投资者，政府会继续努力保持一个较小的财政赤字，而且是寸土必争。

　　现在看看中国政府公债的问题，像日本一样中国现在也在经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断沉重的财政负担，因为需要负担养老金，现在中国60岁以上人口12%和13%，接近日本30年前的水平，估计到2040年中国会达到日本现在水平，也就是超过30%。所以人口老龄化加速人们越来越长寿，要为公共的养老金项目筹资会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在中国这种财政负担会更重，会比日本还要重，是因为中国需要把养老金体系扩大化来包括农村人口，而且还需要提升官方的退休年龄，以及开始领取养老金的门槛年龄。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主持人：谢谢，最后有请贾康先生。

　　贾康：40%的负债率组成的部分有很多的信息，审计署是把三种债务合在一起做了处理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比如说第一种政府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是应该完整的记录负债率的；第二种政府有担保责任的，第三种是发生了问题有可能把政府连带进来的债务。第二、第三种术语上可以是会务负债，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可能多发生也可能少发生。审计部门是把前面几年第二、第三部分实际发生债务清偿的部分按照最高年度的发生的比率计算进整个的公共负债规模形成了40%的判断。

　　40%为什么是在安全区，我的理解，最直接的参照是欧盟成员国签马约划定的60%的预警线，虽然这个预警线美国和日本并不认帐，但是不妨是作为一个安全区内外的数量界限，我们明显低于60%，如果说总量上我们中国当下的公共部门债务是处于安全区之内，但是剩下的进一步要分析人士的方面就是怎么看待风险，总量在安全区之内并不意味着可以对风险掉以轻心，我认为相关的风险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要指出。

　　第一、中国的为数巨大的18万亿左右的政府债务，它里面的很大部分是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不透明、隐性和相伴随的明显的不规范性就是风险的中国来源，不透明就使很多的方面在事前、事中无从实施有效的风险防范，监督不到位，风险防范机制不到位一旦某些地方出事，资金链断裂必然要采取救火式的应急措施来平息事态，救火式的案例在过去的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可以观察到一些，虽然不多，但是确实有前车之鉴。这个带来的损失不光是成本比较高，而且对政府的公信力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消失作用。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风险，在总量可控的同时，确实可以观察到某些局部、某些地方政府它的辖区内债务率相当高，审计署也给出了明确的口径，债务率是地方所有可用财力年度合在一起和GDP相抵，某些地方这个债务率已经高达100%以上，并不是说一定出事，但是这样的局部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怎样防范风险的。要特别关注的地方！

　　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也有条件用眼睛的余光观察全局发生的同时要聚焦到看起来风险度比较高的局部，另外还要指出某些项目，它的风险度比较高。我们很多地方负债主要以隐性负债形式形成的投入对象是公益性很强的项目，这些项目竣工以后它在运营过程中不足以产生可以解决还本付息问题的现金流，这样的项目的风险怎样消化是特别值得继续关注的问题。

　　除此之外也得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最近几年虽然有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客观需要，但是债务总体水平的增长特别是地方政府层面债务规模的增长是明显比较高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各自出现了两次增长率的高峰。最近两年也可以观察到两到三年的时间段增长的幅度高达60%以上。

　　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我们想特别强调的一点，要特别注意防范风险要标本兼治而追求治本为上，治本为上要对存在问题的根据做深刻认识，特别强调有效制度供给不足和中国公共部门债务，特别是地方债的风险防范的内在关系。大量的地方债是不得以潜规则牵制替代明规则，绕过预算法地方政府操纵下以融资平台等等的法法律架下公司法人实体举借的，背后的操纵者是地方政府，这里很多的苦衷，不能简单的责备当事人觉悟高不高，地方要贯彻自己的发展战略势必要向市场融资，它暴露的是体制改革深化不到位，暴露我们的有效制度供给不足，制度的主题、深化改革的主题应该是讨论地方债和公共部门负债风险防范的时候特别要抓住的带有深刻意义的最重要的视角，抓住制度建设我们就要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全局、财政体制在全面改革中实施配套走向现代财政制度、支持现代国家治理这些的客观需要出发，注重于如何在深化改革中理顺财政体制关系，中央、省、市、县，各级有完善立法，而由法律给出要求的合理事权，后面是合理的税基的配置，再有现代意义的完整透明的受公众监督的预算和相配套的各级产权和举债权，也就是说要把中国今后地方政府的债务推向阳光化的轨道，这个事情已经在做。已经有连续五年的地方债的登堂入室的表现，开始三年每年两千亿，然后太高到两千五百亿、三千五百亿，今年预算抬高到四千亿。它的发展是综合的治理中应该以开明渠、堵暗沟阳光化的地方债置换隐性负债，如果处理好风险可控制的同时，地方债兴利除弊发挥正面效应会做得越来越有信心。

　　建设性的考虑至少有如下八个方面：

　　第一、扁平化的前提下要分税制，要靠体制使整个各级政府的行为能够得到有效制度供给来支撑的健康化。

　　第二、修订预算法，要把开前门落实在法律的形式上。

　　第三、掌握好已经登堂入室的地方债，扩大规模和影响。

　　第四、区别一般公共债和政府公共债务。

　　第五、编制好资产负债表和政府公共负债体系。

　　第六、积极的引导发展公司合作伙伴关系PPP这样的自营资本。

　　第七、探索防范风险的偿债基金。

　　第八、引导地方融资平台，在以后的存续期内更多的对应到有现金流的项目建设。

　　以上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主持人：谢谢贾先生比较长篇的发言。今天下午的实践表明，债务是不好控制的，时间也是不好控制的。接下来就是自由讨论的时间。讨论的原则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外方代表充分发表意见，提问的原则是先外方后中方，先正式代表后列席代表。

　　提问：我来自日本，我要问日本的嘉宾，我想问一下，

　　彼得森：感谢您的提问，这是非常宽泛的问题，和整个资本市场的结构有关。现在看到欧洲的资本市场权重很高，占市场75%、银行25%。在美国是相反，75%是银行，25%是资本，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很小，资本市场的益处像您说的，会有更多的资金来源，能更好的使用私人的保险公司和养老金，在金融市场中来管理人们的资产，而且还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可以把不同的期限进行配合，而且还有一些天然的买家，一些保险公司也需要有类似的情况，就像是氏家纯一先生说日本政府对公债的需求是很高的。

　　大家对政府公债的兴趣很高是因为他们的期限非常的配合，和投资组合和安全的期限和条件配合得都很好，但是我想还是让贾康先生来继续回答您的问题，谢谢！

　　贾康：刚才说的期限错配，最规范是要通过政府公债的多元化，提供不同类型的债券来对应不同期限的客观需要，但是现实生活中又不能排除另外的情况，比如在中国隐性负债的情况下往往取得的实际负债是相对短的，顶多三年，而他支持的项目可能要通过六年比较长的建设周期才能实际运转，产生还本付息的现金流。这里存在一种可能性，在进一步规范发展、结构更好的阳光负债的一套制度的同时，实际也运用借新债还旧债的机制，原来三年期的债务到期的时候做了方方面面的协调做了展期，两个三年期合在一起又是六年，在中国的实践中是有对应性的解决机制，虽然这种机制比一开始就发六年债管理的成本相对高一些，但在潜规则和明规则的情况下出现了，我们要注意这个现实，存在着不合理性但是又有防范风险的可能性。地方政府层面出现的为媒体所关心的具体的事例上开始有紧张感以后又风平浪静，这是感觉期限错配和展期又是归于风险得到控制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是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经验的。

　　李剑阁：我再说一点，我们在美国和欧洲欧是很大的投资房，债事投资最大的是央行，有些是被人为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这种做法会停止。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样的情况下只能进入债券市场，现在对于长期的债券并没有根本性的兴趣，主要是通过量化宽松和其他的措施，如果你看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如果投资长期化首先要考虑央行在某一个时点利率可能会下降，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

　　彼得森：市场越来越发达，会有其他的投资工具，短期的银行债务，或者说非常短期的债券、商业票据也必须要考虑防卫型的风险，在管理价格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时候也必须要有更加成熟的机制，所以这是资本市场在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所以在方向上要明确，而且要有一个收益的曲线，要有更加远期的规划。因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有一个固定收益的产品，必须要理解各种风险，比如说市场风险、定价风险、流动性风险，就像是欧洲和美国现在发生的情况，央行的情况，他们现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是很大的。

　　氏家纯一：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我们都是80年代有很大的金融泡沫，过去20年一直处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金融系统都是银行为中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所以资本市场不太发达，如果资本市场能够发达起来的话，我们可以更快的解决资产负债表的问题。证券市场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又不太一样，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建立的制度如果地方政府直接发债的话，它必须要和中央政府来协商，然后我们的内务省会进行对地方政府的分类，A级是稳健的，B级(黄牌)必须有很多改正的工作要做，C级(红牌)地方政府就必须要采取一些紧缩的政策，并且实施，然后才可以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这个制度在我看来是运转得很好的，可以隐性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

　　主持人：谢谢。

　　提问：我是来自瑞士再保险的。大多数都说到的负债率，这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我的问题是，是否有必要更好的看看政府的获有债务，比如说养老金的债务，医疗成本的债务，或者是自然灾害等等。第一个问题问康浩志先生和彼得森先生。

　　康浩志：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比如说欧洲有这么一个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出于政府因素一般都不考虑这样的问题。就像您说的政治上讨论退休金的问题是很敏感的、很困难的。

　　彼得森：我们有像标普这样的评级机构，这是非常关键的领域，分析师来评估政府总体的金融债务和义务，也包括获有债务，这是最关键的挑战之一，全球很多政府都面临这个挑战。我们在午饭的时候也听到中国很快就会老龄化，就像在日本不仅有一个老龄化的人口而且人口在不断的下降，但是日本的储蓄率是非常高的，很多都锁定在日本的公债里，但是现在这样的获有债务和未来的债务在评级机构的分析中是很关键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信贷和债券分析师也会察看这方面的数据。

　　主持人：谢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自由讨论告一段落，现在进行总结陈述，请刚才发言的五位嘉宾每人一分钟的时间，用一句话来陈述自己的观点。

　　康浩志：为节省时间我要说的不多，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并不单单是会计的问题，我们需要政治意愿，需要有能力在政治层面上进行执行，这对于有些国家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李剑阁：政府规模上总体上是可控的，我们关注的是企业最近出现的违约，但是不会带来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要解决以上的问题，当然还有取决于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这次论坛总的话题，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的程度决定了下一步金融系统到底风险怎么解决。欧债危机是在毫无思想准备，是突然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人是比较有忧患意识的，对政府债务讨论了很多年，中国政府是对风险充分认识的情况下，这些风险不会引起太大的问题。

　　道格拉斯·彼得森：中国过去五年时间里很好的渡过了危机，有很大的灵活性，银行的体系也很坚强，因此我们应该抓住机会来建立一个全面的改革来确保全球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能够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满足基础设施的需求，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所以全面我觉得也是这个论坛很重要的关健词，因为金融市场必须要考虑所有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

　　氏家纯一：政府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要继续非常的小心，尽力的工作，努力来减少我们的公共赤字的规模。这是危机总是会突然的发生，所以一定要继续努力来把政府的赤字差距弥合。

　　贾康 ：我们要防患于未然高度重视化解风险，这方面需要标本兼治，中长期是治本为上，疏堵结合，从中长期来看堵不如疏，要强调制度建设配套改革。

　　主持人：按照要求是让主持人综述各位的发言，对本单元做总结陈述，我作为主持人我发挥一下自由裁量权，我先说一句话，感谢大家对关于债务审计工作的关心和理解，刚才各位发言人不同程度的引用了审计署的审计结果，甚至是做了一些解读。看来我们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代表审计机关表这个态，我们将来在这方面继续做好我们的工作。

　　至于总结是不是就免了，我就不再综述了，我就再一次的谢谢五位嘉宾，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