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钓鱼台举行。上图为论坛：教育改革、劳动力市场与包容性增长。(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钓鱼台举行。上图为论坛：教育改革、劳动力市场与包容性增长。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感谢大家前来参加这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特别是这一节会议，好像是人们更多对经济、对房地产更感兴趣，对教育这个长期的事情兴趣还没有短期挣钱那么大，但是我要说我们这一节非常重要，而且有非常好的发言人。

　　这一节的题目比较有意思，我们也考虑过，首先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不像别的单元一般是一个或者两个部分，第一要有包容性增长，这是目标。发展的结果要让大家都共享。但是怎么实现共享呢，人们一般会谈到就业，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那么要想搞好就业，要想实现包容性增长，都离不开教育的改革，教育使人生活更公平、给人们一个向上的通道，教育给劳动力市场准备好合格的劳动人才，所以我们这一节非常高兴，有这样六位演讲人。

　　那么首先是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博士，然后是美国奥巴马总统的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奥斯坦·古斯比，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还有罗兰贝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荣誉主席罗兰·贝格教授，另外还有姚洋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还有就是来自OECD的专家，那么我们正好都知道OECD做过一个披萨的测试，中国上海的学生是全球第一，超过很多人。当然他今天不会讲这个问题，可是这个大概在我们一个背景下，就是中国学生很优秀、中国的教育很尽职，但是我们还缺什么，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鲁昕副部长给我们做介绍，我们还缺什么。

　　鲁昕：很高兴基金会在这里邀请教育部，尤其是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的这段的发言。

　　我的题目是和就业与增长、增长与就业的包容性相关的一个题目，在中国建设现代职教教育体系，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举措，其实现在职业教育，在世界、在发达国家，在欧盟国家，已经不是很新鲜的一件事，但是在中国的教育结构当中，恰恰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大家知道，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了就业的优先战略，并提出今年的就业目标叫一千万，那么我们的失业率控制在4.6%之内，需要教育与增长、与就业之间建立一个积极促进的关系，那么我们事实上怎么样呢，距离这个关系和目标的实现，从教育角度还有一定的差距。

　　首先从教育角度看，我们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形势是这样的，我们大约每年出生1700万人，每年就业市场应该容纳的劳动力、新增的劳动力1700万，1700万当中，受到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毕业的孩子，大概是在1400万左右。那么大学生是700万左右，那么在这里大学生当中和中等职业教育里面，受到职业教育的应该有1100万，那么从需求来看，新增长劳动力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大家都知道。短期来看，突出的一个重要矛盾它的表现就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市场上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比较突出的。我们每年毕业很多大学生，我现在只讲大学生，去年毕业了699万，但是我们的就业率才达到了77.4%，我们也搞了一个调查，就是说2011届大学生有14%的大学生处于低就业状态，月收入占了25%，属于比较低的。企业，尤其产业升级，产业转型，站在第一线的技术技能人才相对短缺，而且短缺的比例是市场需要两个、我们只能提供一个。

　　中长期来看，产业加速转型和高技术的技术型的人才匮乏的矛盾也非常突出。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那么转型升级的过程，需要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什么样素质的提高呢，是站在生产一线，尤其现代企业是哑铃型的职工结构。一面是研发人员，中间是生产一线，后面是销售服务人员，我们的教育和现在这种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的需求现在还有一定的差距。那么一线需要的劳动者，最近我在这里引用蔡昉研究员所长曾经做了一个对比，说中国到底缺不缺，我们到底大学生多了还是少了，我们每年接受高等教育大概在700万左右，我们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还有800万，这是1300万，当然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的就业率很高，是95%。那么其中高等教育就业率77%，这个数字大家都比较清楚。那么我们大学生到底多还是少了呢，这里面有一个对比。在农业领域，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中国是0.6%，美国24.6%，制造业中国10.3%，美国30.6%，交通业，中国10.8%，美国27.1%，商贸业11%，美国28.6%，表明我们高等教育的人数没有多、没有过剩，现在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培养什么类型的人，办什么类型的大学非常重要。青年核心就业问题，06年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当中没有倒下的国家，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它的教育结构非常符合他们的产业的结构。和产业结构对接的和紧密，比如说德国、瑞士，失业率比较高的国家，我们看了一组数据，失业率比较高的国家，特别是教育结构出了问题，和产业结构产生了差距，不对接。失业率低的国家，德国、瑞士、还有欧盟的一些其他国家，荷兰、包括奥地利，那么也包括美国，用设计学院的方式来进行加大职业教育类型的培训和培养，所以我们认为这组矛盾主要还是教育结构的问题，它的现象是教育结构，其实是高等教育和教育类型的一个问题。那么职业教育，在很多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尤其是实体经济比较强大的国家，产业升级很大的国家，我们称之为核心竞争力在全世界前10位的国家，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类型，它占的比重很大。人力资源结构当中，德国占了78%，学术型的占了22%，瑞士是占了82%，学术型的占了18%，是这样一种人力资源结构支撑了它的经济结构，还有实体经济有了这样的不可摧跨的发展，可以不断提升。

　　那么解决这个矛盾的核心是什么，中国解决就业结构型矛盾的核心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现代职业教育，所以我们把职业教育前面加现代两个字，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是一个完整的话。为什么叫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不是传统职业教育，现代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是叫技术技能型。我们原来讲职业教育，只讲技术、技能。随着我们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升级这个现状来看，技能以技术为基础的，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的人，叫技术技能型，技术技能型有三种人，第一类是工程师，第二类是高级技工，第三类是高素质劳动者。那么最近在上个月26号，国务院已经通过了一个决定，叫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那么这个决定事实上解决了教育改革以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突破口，实行中国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那么这个结构在哪一个层次调整呢，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大学阶段进行战略性调整。那么战略性调整，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提出中国要建设一个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教育模式、教育机制，人才培养模式，以就业为导向。用中国人的话叫，学中做、做中学，那么这个经验、这个模式、这个机制，我们当然也借鉴了德国、瑞士，当然也包括奥地利、荷兰一些国家的经验。当然我们也借鉴了美国的经验，搭起了中国的一个新的类型教育，叫做现代职业教育。这个教育的体系目标很明确，就业为导向，所以整个人才的培养模式全部变。

　　第二，建立系统化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体系。

　　那么虽然产业升级，我们需要大量的站在生产一线的数以亿计的工程师，高级技工还有劳动者，所以这个职业教育的定位就是为生产一线培养这样的以技术为基础的技能型人才。

　　第三，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贯穿体系建设全过程。

　　我们有2500所高等职业教育，我们1600-1700多所学校做这个类型的，以职业技术教育为特点的这样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类型，第一所有的高职的定位就不要错位，不要淡化学科、强化专业。

　　第二，从普通高等教育来，第一我们99年以后升本的，因为中国的扩招大家都知道，是从2000年开始的，随着扩招一大批本科取消，出现了700多所本科院校，就要转型为技术技能型，那么这700多所加上1000多所，大概有1700多所高等教育要做这个类型的教育。就使得我们人才培养的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比例就由现在55%，普通本科，55%的模式是非技术技能型的，要接近到70%、80%，这就是重大调整。

　　那么这个调整要和企业合作办学。像德国学习、瑞士学习，美国设计学院做的也很好，当然美国有很多高等院校做的也很好，我们强调的是跟企业的生产一线学习，把研发中心放到学校，把学校的培养放到企业。

　　第四是构建开放内外衔接的人才成长立交桥。

　　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传统的教育和现代教育现状，职业教育是一个断头桥，没有立交桥，所以很多人说培养出的技术技能人才，学制短，第二没有希望，我们搭建的这个立交桥，从中等职业教育到专科教育到本科教育到专业硕士，以至于专业博士，那么计算起来如果说我们像德国一样，像瑞士一样，从16岁开始因材施教的话，那么到21岁，他可以有7年的时间学技术技能教育，那么我们想象培养出的人才就相当符合生产需要，事实上中国这些年综合现代交通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还有物流业的发展，还有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都是职业教育贡献的人才。这些年，从10年开始我们贡献了5000万人才，如果没有这个职业教育，我们这些产业难以发展，我们5000万孩子们也无法就业。

　　第五，我们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用市场的力量来办学。我们提出可以实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教师和企业、校长和CEO之间可以相互交流，相互认知，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办学体制。首先我们对这类学校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产权结构和分配机制都发生变化。我们的院系主任可以做教师、可以做教授，也可以到企业做人力资源部的部长，我们的校长可以做校长，同时也可以到企业做CEO，这就是我们设计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已经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通过了，我们最近就要公开。

　　那么围绕着五个方面我们重点推进教育领域的四个方面的改革，第一是高考制度的改革。

　　中国的高考我们正在即将出台一个方案，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

　　第一种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技能加文化知识，在高中阶段，16岁就可以选择你未来发展的模式。当然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模式，你都可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

　　第二种高考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要分开。

　　我们去年用六种渠道解决高考的起步问题，去年用第一种方式高考，我们有140万孩子进入了这个类型的教育。这140万的孩子，还有三年毕业，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找到相当好的工作。

　　第二，我们要把现有的职业院校的水平提高。要解决中职、高职衔接的问题，我们希望3+3六年学制，我们也希望从16岁开始进行五年制培养，我们也希望5+2等等多种模式，主要是解决职业教育学制太短，不能够系统地学习知识，不能够系统地掌握技能的问题，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二点。

　　第三，我们要做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实行转型。向应用技术型转，向职业教育类型转。最近我们已经成立了联盟，这个联盟报名极其踊跃，我们现在已有150多所地方院校，报名参加教育部的转型改革。

　　那么我们坚信如果你的就业率，你这个学校的就业率永远在60%、50%左右，这个学校一定倒闭，如果你的定位不准，你这个学校一定倒闭，我们希望用市场的力量决定你倒不倒闭，现在很多地方院校看到自己未来的方向，所以也赢得了地方政府的高度赞赏和一致。所以这个转型，我们现在已经推出了。这600多所院校转型什么概念呢，我们国家普通高等院校是1200所，600多所正好占它的50%，那么这50%类型就变了，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我们按照企业的需要、按照岗位来对接。

　　第四项就是坚持职业教育，面向人人，我们要增强职业教育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我们职业教育不仅要进行学历教育，更主要的是进行培训，职业教育不分年龄段，不分时间，不分学习时间、不分学习模式、不分学习的机制，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学，我们将大学毕业生没有技能的可以回来培训，我们将退役转业军人，还有农民工，全部纳入这个职业教育体系，进行不同年限、不同职业组合的培训，有的可能是三个月，有的可能是择业培训，有的可能是技能培训等等。

　　总之，我们想通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来解决中国教育结构调整和改革问题。

　　那么调整教育结构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因为每年1700万孩子，不管读什么书都要就业，怎么解决增量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可以找到工作，通过教育部具体的四项改革，最终使我们的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要符合市场需求的结构，我们的课堂、我们的教材，我们的教法，我们的老师，所有的观念都要紧紧围绕市场，从而解决就业增长与就业的包容性问题。那么也希望各位关注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我相信这个文件出台之后，再过三年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它的结构就会更加合理，那么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就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鲁部长。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比较详细、清晰的这样的计划。非常感谢。

　　那么中国的教育正在进行改革，我们大家都知道古斯比教授在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方面有着很多的专长，我们也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去到美国来增加自己的就业能力。那么您认为在美国是否也需要对于劳动力市场进行更多的改进呢。

　　奥斯坦·古斯比：当然是这样了。

　　在这里我想简单地讲三点内容。

　　我想首先讲的是在教育体系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邀请。

　　我想跳过教育改革去听房地产讨论的人一定是犯了大错，因为教育体系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最全局性的一个体制，我想所有的数据都充分无疑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国家层面、在审计层面，在城市层面，以及在个人层面，都是如此。无论是人、城市、省份、还是国家，教育体系做得好，有了良好的教育体系就能很好地克服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长期而言是能够更好的进行发展，这和那些没有良好的教育体系的国家情况完全不同，我觉得刚才鲁部长的数字非常有意思，看起来在中国77.4%的大学毕业生都能够找到工作，而职业教育的毕业生的就业机会甚至更高。

　　那么在美国其实是出现了学历和就业率倒挂的现象，学历更高，能够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少。现在在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当中，他们的失业率降到了3%以下，那么这个数据表明教育对于经济的表现是极为重要的，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两点。

　　首先就是大量的重要的事实表明，人们所掌握的技术是需要发展的，现在在美国的教育体系当中，还有在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当中，都有这么一个趋势，大家希望能够设计一个职业教育体系，让大家能够获得必要的技能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十年之内，大家所需要的工作当中的这个技能是会发挥巨大的变化的，这是在美国的情况。如果我们来看一下政府的数据，人口普查的这种数据，你来看一下这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这种职业技能方面所需要的标准，其实在30年之前根本就不存在，也就是说现在的一些工种在30年前根本就不存在，30年前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职业岗位，所以我们的职业教育体系，它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只是大家在18岁、19岁学到的技能，实际上他们应该继续不断地学习和掌握新的技能，还有一点我想特别强调的，也就是强调的第二点，就是在美国的体系当中，一旦你进入了高等教育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市场驱动的体系，很少有来自于政府的、中央的计划安排。并不是由中央的政府告诉大家，我们来培养什么样的技能，比方说我们让学生掌握这十项技能，不是这样的，有一个好消息，本身这个劳动力本身就很有动力，很希望搞明白什么样的技能可以让他们找到一个工作。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雇主可以向教育体系说明，企业或者是雇主需要拥有什么技能的工人、或者是员工，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学校教育和技能的培训紧密联系，我认为这是一个终身性的现象，而不仅仅一个短期性的现象。

　　我讲的第二点，就是美国的体制，是一个奇怪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另外情况。在各个国家和各个城市的K12考试当中，就是K12这个考试当中，美国仅仅达到一个平均水平，而且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情况，但是平时美国是达不到这样的水平的。那么美国之所以在中小学的教育当中表现不好，这些原因其实并没有负面的影响到我们的劳动力，我们仍然有非常好的员工拥有高超的技能，或者薪酬很好的工作，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考试表现，只是平均水平，而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为什么能够这么好，我想最终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来自国外的人才和留学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像我之前谈到的那样我们的体系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体系。市场当中的每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这些教育机构他们都试图满足市场的需求，如果我们的市场和教育体系有着良好的互动，无论是在文科还是理科学习方面都是如此的话，那么就能够提高劳动力的竞争力。这一点我们在美国已经看的很明显了。我们最顶级的前100所研究型大学，是国家的重要资源，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在世界其他国家都在学习美国的这种做法，来建立这种大型的研究型的大学，在这些研究型的大学当中来推出很多新的创意，在美国很多的产业集群区都是围绕着这些研究型大学的，有的时候完全就是和这些研究型的大学的校园一墙之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具有一些讽刺性的意义，还是说仅仅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我们发现高等教育极为重要，我们也发现最早的这些基础教育，也就是从3-6岁的基础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早期的基础教育给孩子们打下的基础，足以让他们在25岁的时候，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掌握高超的技能。所以说有着良好的基础教育，能够给人的一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还有一点我要说的，其实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如果他们有着广泛覆盖的教育体系，他们就会有比较好的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和教育的覆盖面和质量之间是正相关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我们都应该看明白这一点，也应该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在美国这是通过社区型的大学来完成职业教育的，但是在美国这些社区型大学也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高等教育的成本在不断上涨，美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其他国家也同样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伴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上升，要吸引这些优秀的教授、研究型的人才来自己的科研型的大学，这个成本就会越高，所以的话，我们作为政府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获得必要的适当的教育。谢谢。

　　主持人：谢谢奥斯坦·古斯比教授，中国面临的问题可能是教育的质量问题，教育的结构问题，美国只要有经济增长，他们就可以解决他的就业，要注意3岁以下的和大学生，这是他给我们传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那么我们要听一听蔡昉所长的意见，他是社科院学部委员，他是我们国家教育方面的专家。

　　蔡昉：非常感谢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谈相关的问题。

　　因为前面讲了教育，教育影响就业。那么就业影响人们的收入，那么收入的增长是一回事，收入的分配又是一个事，所以虽然这个地方坐着两个最好的收入分配专家，但是我想讲一点收入分配的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自2004年以来，劳动力市场逐渐走向非常的强劲，我们发现了民工荒，转变成了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那么至今为止我们的劳动力还是短缺的。那么与此同时，从2004年到目前，普通劳动者的工资迅速的上涨，我们知道农民工的工资提出了物价因素以后，他们的工资上涨，每年达到12%。那么有些年份，就是越往后这些年，它涨的速度也就越快。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不仅农民工的工资，其他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甚至农业中雇佣劳动者的工资，都以非常快的速度迅速地上涨。那么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农民，工资性收入构成了农民收入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增量，绝大部分来自于他们外出就业得到的工资性收入。因此很自然，普通劳动者，农民工的工资上涨也就意味着农民收入的普遍提高。那么过去4年、5年的时间里头，基本上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都快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因此城乡收入的差距也因此缩小了，应该是缩小了，但是还有争议。我们过去很多研究发现，大概在全国的收入不平等中，经济系数中，大概有50%是来自于城乡收入差距，那么很自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经济系数也应该下降，那么因为它所占的比重如此之大，因此我们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我们至少看到经济系数涨到2007年在高点，稍候增长就慢一点，那么2009年以后就出现下降的趋势，因此很自然说就是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劳动力市场是良好的工作，它帮助我们缩小了收入差距。这是一个结论，当然很多人不这么乐观，那么我也提出有两个失灵。

　　第一个是劳动力市场是有失灵的，市场是可以失灵的，而且我们实实在在看到了劳动力市场失灵的现象。当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上涨过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是趋同的，就是说你受的教育年限多，你不见得比我挣的多了，至少是说我没有怎么受教育，但是我的收入增长比你还快，两者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尽管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是这个缩小是代表着说对教育的回报率是有所下降。那么大学生就业比农民工就业难，农民工中，受教育程度高一些的和初中就辍学的人没有差距，因此这种错误的信号，鼓励我们第一现在农民的孩子绝大多数不想上大学了，第二他们不上大学也就意味着不上高中了，当时鲁部长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以后有第三种选择，就是上一个和劳动力市场结合更紧密的职业教育。但是美国教授又告诉我们说，说你今天觉得你接受的职业教育是一种技能，那你怎么知道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它还是技能呢，所以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发现很多人辍学，不愿意再读书了，不愿意读书呢，我们未来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就不能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20年里面，中国成人的受教育年限只增长了2.7年，20年里头才增长了2.7年，而且在20年里面我们经历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且经历了高等教育的扩招，那么今后还有这样的速度吗，但是我们产业结构升级所产生的教育缺口至少是3年、4年，就在近期看也是这么大。因此，这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今天我们有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几年以后还是不是这样，会不会产生一批新的脆弱群体，那么这是一个市场失灵。

　　还有一个就是政策失灵。

　　比如王晓鲁教授不赞成说你说收入差距在缩小了，你们很多统计隐性收入没有被统计所容纳，而隐性收入的规模，比你统计局统计上来的规模收入还要高，我们假设这个数据规模多大不重要，我们承认还有一部分没有统计的，比如说财产性收入、资产性收入，不公正的占有资源的收入，我们按照你这个收入的绝大部分是被收入最高的群体所占有，我们按照这样的结构把它分下去，把它加进去，但是你如果计算无论是帕尔指数，还是最高最低的10%相比，还是最高10%和最低40%比，其实你发现它的收入差距确实大幅度提高了，但是也有所下降。从2009年之后，其实也是下降的。一方面说我们收入差距也是有这个趋势在缩小，我们叫它“库资涅资转折点”，另外一方面由于资源占有的不公正，由于我们政策上的原因，我们再分配还不是一个累进式的方式，没有解决我们收入差距的问题，因此市场的失灵应该政府来做，那就是鲁部长他们应该做的事了。那么政策的失灵，应该政府也要去管理，更好的规范资源公平制度，反腐败，提高公平制度，市场也有它的份额，市场应该在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应该起到决定性的配置资源的作用，我们可以显著地解决好资源分配的不公问题。

　　主持人：谢谢蔡昉委员的分享。

　　下面请罗兰·贝格教授，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

　　罗兰·贝格：女士们、先生们，副部长阁下，我来自德国，可以说德国是职业教育之母，但是鲁部长对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设想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一方面，我想研究型的大学也是德国的发明。在美国，它被加以完善和发展。现在我们也希望能够从美国去学习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了。在每个国家，职业教育体系，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共同之处。那么各国的教育体系可能分为七个层次，刚才美国的教授也提到学龄前的教育、学前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是初等教育，初中、高中、高中后的在高等教育之前的职业教育、再加上高等的研究。

　　在德国职业教育体系是德国以及欧洲的教育体系的一个中流砥柱，也帮助培养发展一个工业化的社会。

　　我想再向大家介绍一下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详细的情况。

　　在德国有344个认可的职业，也就是说职业教育所包含的职业种类有334个，包括机械行业，也包括理发师，所以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职业体系，可以满足经济的全面的需求，从中学毕业的60%的毕业生会接受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在德国现在的职业教育或者培训的在校生有150万，而在职业教育学校大概有7万名教师。在许多的行业，大概有60%，也就是三分之二的劳动力，他们的员工是具有职业教育背景的。因此，对于德国的教育体系，以及整体的德国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职业教育体系，它称之为一个双重的职业培训的系统，一方面有学校教育的成分，另外一方面就有实习的工作的机会。一般来说，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一周是一到两天，而每周三到四天是进行实践。这样的一种体系的好处在于我们能够很好地去满足企业的需求，而这种类型的教育体系，能够最好的去满足企业对于这种具有高等技能的素质的劳动力的需求。而且我们根据企业的需求，以及官方的标准去进行培训，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劳动力，降低用人的成本、降低员工的流失率。而且在欧洲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德国的青年失业率在全欧洲是最低的，这和我们这个体系也是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在德国只有7%的青年的失业率，而在其他国家像法国、意大利等国达到30%-40%左右。而我们这个体系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所以去模仿也有一些难度，最早是在1897年，针对各种手工艺，针对各种工艺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体系。到上个世纪20年代，在工业、商业之后，在服务业针对这个体系进行发展。到60年代的时候，进行了整个系统的简化、现代化，并且减少了职业的数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加强了各州在制定、控制、维持各标准方面的作用。这种体系能够帮助学生去更好的融入到工作的生活当中去，那么他们在实习的时候也能够获得工资。而他们所获得的技能也的确就是他未来雇主所需要的技能。

　　另外，在职业学校他们也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广泛的通识教育。而对于学生的考核，包括学校以及雇主以及工会去进行的考核，那么这个雇主和工会是通过德国工商会去进行考核。那么学生在求学期间也需要独立的去完成一些项目，作为毕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学生能够获得自己在实习的企业工作的机会，基本上60%的实习生最后就留在这个企业了。因为培训的标准是非常普遍的，它是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在企业之间的流动性也得到了保证，另外学生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去深造，也有这个可能，因此它的系统有很大的灵活性。

　　我觉得德国经济从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所获得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发达经济体当中制造行业，包括高附加值行业的这样一个在经济比例当中的增长是最高的，大家可以看到从2000年开始，德国的这个制造业比重上升了1.6%，而其他的经济体都是属于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只有中国它的重工业、制造业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其他的发达经济体来看，相对来说比例是比较低，或者在下降。而德国的制造业仍然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意见，职业教育和培训有大量的经济和社会的效益，经济效益从微观经济的角度，也就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大家可以看到它加强了企业的竞争利益，提高了雇员的生产效率，和其他的教育系统相比，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毕业生的人均收入更高，并且降低了技能不匹配的情况。社会效益包括个人有更多的职业发展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即便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也有很好的个人发展的职业愿景。另外个人对于工作的满意度更高。

　　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宏观方面的经济效益的增长率更高，经济效益和增长率更高，另外高附加值、经济驱动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更高，而宏观角度来讲，社会效益，刚才我提到青年失业率会降低很多，收入更为均衡。刚才蔡教授也提到的收入的公平，社会的凝聚力更强，另外社会的流动性更强。当然了，这个体系就像我刚才介绍的有很多的好处，我也希望能够强调，你不能做到一个照搬照抄，因为这是200多年历史发展以后的一个结果。必须要考虑自己的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所以对中国来说，你可能需要很好的去考虑、去研究我们这样的一个系统，我相信你们也不会照搬照抄我们的体系。

　　谢谢。

　　主持人：谢谢罗兰贝格教授的发言。

　　下面我们请北京大学姚洋教授发言。

　　姚洋：非常感谢卢迈[微博]秘书长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

　　刚才听了鲁昕副部长的讲话非常鼓舞人心。我们的教育结构在十几年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2000年开始的扩招，当时看是向美国学习，搞一般性的教育，现在看我们走了一些弯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重新把教育进行升级，我觉得这个方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刚才德国的教授讲了教育的问题。我觉得美国和德国的差距是经济结构的差距，美国是金融加高科技的经济结构，德国是制造业再加上中等技术这么一种经济结构，中国在水平比较低的时候，采用美国这样的教育结构，实际上是过于超前了，可能在未来的20-30年间，中国的经济结构可能会更像德国，而不是更像美国，这种情况下我们把高等教育分级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趋向。

　　我想说一下非正规的教育，我们想说一下现有的工人的培训问题，不知道教育部新出的计划里面会不会有这一项，就是关于这些已经在工作的这部分人，他们的技能水平如何提高的问题。那么这部分人的数量非常非常大，我们说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是2.4亿，或者是2.6亿，看怎么统计，其中大概有1.6亿是离开本县到外地去就业的。那么他们的教育水平都是非常非常低，我们2010年北大的调查是发现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只有八点几年，多数调查这些进城打工的人80%的人是达不到9年的教育水平。

　　那么我们政府已经提出来收入翻番的规划，简单算一下，我们就知道可能对这部分人翻番可能是有难度的，因为他们现在的月收入已经是三千多块钱，翻一番就意味着是六千多块钱，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们的收入水平可以达到一千美元，那么以他们这样的教育水平要达到一千美元的月收入，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因为这个收入已经快要接近南欧的水平。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未来5-10年会是一个大转型的时期，今天早上我听广播讲到中国的再平衡已经在发生，我的感觉不是因为再平衡在发生，而是因为结构转型发生了作用，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制造业就业先增长、然后下降，中国实际上已经接近制造业的顶峰，那么制造业的就业可能在未来的三五年间的份额就会下降。那么这又意味着有很大一部分低端的劳动力会被挤出制造业，会逼迫他们到服务业去就业，这个服务业的就业量到底有多大，是不是他们会去送快递，或者去做家政，可能这个市场慢慢会饱和，另外很简单的一些服务业，也是需要技能的。我们家最近开了一个跑步机，工人把货往那一送，他们就安装不了，按理说他们应该给我安装好。我们看到服务业市场，逐步地在进行替代，以前都是城里人在做，现在慢慢都是农村的孩子在做，稍微有一点技术含量，他们是做不了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农村的这帮孩子，或者是家庭，是在被增长所代替，发生了另外一场资源的重组，你初中毕业拿到的月工资会和大学生一样高，所以农民理性的选择干脆别上高中了、也别上大学了，直接工作就好了。我们在被自己的增长所打败。我们的正规教育可能是搞得非常好，但是孩子们不愿意接受正规教育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农村正在发生的问题。特别穷的地方，也许不要去搞职业教育，我们做过很多调查，发现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基本上等于没有教育，甚至上了一年职业教育之后，再给他一次考试，还不如初中毕业时候的考试成绩，几乎是同样的考题，他这一年把学习过的东西全部忘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干脆一次到位，搞这种12年的高中教育，全面推广12年的高中教育，把职业教育推到后面去。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否则的话，我们广大的贫困地区可能会产生新的这种低技术的人员。也许我们新的改革方案已经有了，希望国家不仅仅关注正规教育如何把它搞好，这个当然非常重要，另外一方面我们能不能把在岗的这些人的培训，也加强起来，有新的政策出台。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姚洋教授。

　　我们下一位发言人是马吉特·莫尔娜博士，他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马吉特·莫尔娜：首先非常高兴邀请我参加今天的发展论坛。

　　我今天在这里要讲一讲包容性增长，我要讲三点内容，我们如何去定义包容性，OECD是怎么看待包容性的，以及在中国的环境下，包容性增长的情况。

　　包容性增长，通常是用经济系数来测量的。但是我们不能够仅仅只关注经济系数，所谓的包容性增长其实就是要实现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为所有人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无论他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无论他在哪里成长都应该如此。包容性增长的反面就是排斥性的增长，所谓排斥性的增长，就是把一些人排出在经济之外。

　　但是包容性增长，它其实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并且能够为经济的竞争力作出贡献，它是政治稳定性的重要内容，也应该成为像人权一样提供给大家。那么OECD在包容性增长方面有一些政策。不久之前的金融危机更突出了这些包容性增长政策的重要性。

　　我想解决这个经济问题的根本对策还是要有经济增长，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长期的、更加深远的角度来考虑促进机会的公平性，更公平的去分享发展所带来的红利。那么要建立一个新的危机后的社会政策框架的话，我们需要考虑以下的内容。像就业机会对于技能的投入，让大家能够有可就业性，加强社会政策，能够有更好的体制和政府的安排，讲到在中国的包容性增长，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系数下降的非常明显，但是仍然比OECD的平均水平要高。像刚才蔡昉教授也谈到，讲到机会的话，还涉及到一个城市和农村的差距。

　　我们看一下城市地区的经济系数的比重和OECD的平均水平差不多，但是在农村地区的话，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如何在中国消除这样的差距，创造公平的机会，让所有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我想这是重中之重，也是我们的关键所在。无论一个人出生在什么地区，无论是出生在经济落后地区，还是发达地区、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都应该能够获得平等的机会。那么这里也就引发了关于户口制度的改革的讨论。最近刚刚发布的国家城镇化计划里面指出，目前的城镇化比例达到了53.7%。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来大概地感受一下，如何不让户口制度成为一种障碍、阻碍大家公平的获得各种机会。

　　在OECD我们做了一个经济研究，而且这是在2013年做的一个研究，我们也看到在苏州的一个试点项目，对于户口制度的改革。我们支持了这个试点项目。也就是说在苏州他们率先引入了这种居住证的制度。到2012年年终的时候，苏州已经发放了大约600万张这样的居住证，通过有了这个居住证大家就可以获得城市地区能够提供的各种就业机会和教育机会。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居住证制度应该进一步地推广。

　　谢谢。

　　主持人：中国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这方面我们应该是做得很好的，上海的PISA考试虽然只是一个地方，但是起码显示了说我们在教育体系方面对于15岁这个年龄有很好的教育水平。美国值得骄傲的是它的高等教育，德国的好处是它的职业教育，中国如何能够在下一步的发展更多的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但是探索一条符合中国道路的这样的教育改革的道路，我觉得这方面今天鲁部长给我们讲了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讨论、更多的参与，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感谢台上各位演讲人给我们今天做的精彩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