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宁分析国企董事会两大弊端 需靠外部董事改变

2014年03月21日 10:24  新浪财经 微博 收藏本文     
“2014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于3月21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上图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邵宁。(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2014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于3月21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上图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邵宁。(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4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于3月21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邵宁称,在建立规范的董事会之前,中央企业领导体制都是一把手负责制。导致企业内部团队的决策存在两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一是内部团队有上下级关系,一把手想做的事情,副手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不好发表反对的看法。二是内部团队有分工的关系,你分管的事情我不好过问,我分管的事情你也不好过问。由于企业内部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很难做到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敢提、不便提,不想提。因此,前一段国资委[微博]在进行董事会试点的时候,派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并且占到全体成员的一半以上,选聘的外部董事基本上都是老资格的专家和企业家,他们和企业内部人没有利益的关系,就可以决策比较客观坦率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个决策团队中大部分人能够说真话,决策的科学性必然能够提高,出现重大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必然会降低。

  以下为演讲实录:

  邵宁:尊敬的王忠禹同志、清泰同志,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参加中国企协一年一度的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的评审活动已经进行了二十届,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影响最大的企业管理实践展示、交流和研讨活动。在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把国内最优秀的企业管理实践能够发掘总结出来,让大家一起学习研讨,从而实现共同提高、整体提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前几年我在国资委[微博]任职的时候,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是我们了解、掌握和推动中央企业管理工作最主要的基本素材。本次会议安排我做一个有关经济形势的发言,应该说这是一个有一点难度的话题,那么我只能讲一些粗浅的看法。

  2013年略微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全国上下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要求,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实现了预期的发展结果。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7%,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6%,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这个增长数据的组合是相当令人满意的,这反应出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

  对2014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做出了一个合理的安排,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7.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同时对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该说如果上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得以实现,2014年国民经济仍然会是一个平稳、协调发展的局面。

  当前宏观经济数据所反映出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与我们很多企业切身感受有一定的差距,相当一部分企业反映,市场需求不振,成本上升过快,企业经营难度越来越大,这种反差更多地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背景变化带来的影响。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代会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凸显,正处于结构调整镇痛期,增长速度换档期,到了爬坡、过槛的紧要关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那么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实质上在描绘了我们经济阶段的变化,我们需要研究清楚的是,我们国家哪些要素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换什么档?在爬什么坡?过什么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经有30年,这么大的经济体,实现了30年年均10%的高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除改革开放本身,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原因之外,低要素成本和外部的技术来源都是促成高增长的主要因素。低的生产成本是中国产业和企业的传统优势,这主要是基于低的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低成本使中国的产业和企业具有一种先天性的竞争优势,我们的竞争对手既难以模仿,也难以抗衡,所以前些年,中国企业靠低成本、低价格打遍天下,所向披靡,表现出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其他的国家不得不利用贸易壁垒来限制中国企业的发展,同时低制造成本对外资有很强的吸引力,把生产基地放在中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外资的大量进入也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国外的技术来源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前些年中国经济发展技术起点比较低,中国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大都是国外成熟的技术,甚至是过时的技术,在中国也适用,所以从国外购买技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前些年中国的新产业发展从80年代的家电产业,到现在的汽车产业,几乎完全建立在国外技术的基础之上。能够很方便的从外部得到技术,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的产品结构升级相对比较容易和快捷。使我们不必经历自主研发的过程,也不用承担自主研发的风险。通过引进、购买国外现成的技术,使中国前一个时期产业结构升级非常快,新产业的发展非常快,这就直接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过程就会发现,充分利用了低收入国家所具有的后发优势和赶超效应,引进国外技术形成自己的产业,利用低成本优势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实现产业和企业的扩张,从而成就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这一个时期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在分析这一经济发展的时候,也必须清醒的看到,这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是可以的,但却是不可持续,这种不可持续性主要在于,这种发展方式过度地依靠低成本,过度地依靠国外技术,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环境要求的提高,我们不可能永远拥有低成本的优势,而且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不可能靠别人的技术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经过30年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之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内外部因素正在发生变化:

  一是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两个重要的拐点:一是人工成本的拐点,人工成本变化有一个特点,供过于求时可以长时间压住不动,一旦供求平衡或者供不应求就会大幅度上升,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拐点。二是环境成本的拐点。长时间的污染,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置,已经积累到一个令人窒息的程度,迫使我们不得不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治理。同时,这几年能源、农产品、土地成本都在上升,我国的成本优势已经被大大削弱,成本优势下降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直接,所有靠成本取得优势的企业和产业竞争力都在下降,有些产业还要退出,转移到综合成本更低的地方。

  二是技术来源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前30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是靠引进技术,那个时期我们国外产业差距比较大,国外企业把成熟的甚至是过时的技术卖给中国企业,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经过30年的高增长,中外的产业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中国企业现在需要购买的技术往往已经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国外企业要是把自己正在使用的技术卖出去,自己就很难生存,这个问题在中央企业反映很突出。因为中央企业是行业的排头兵,与国外企业技术差距最小,早在前几年很多中央企业就反映,购买国外技术越来越困难,对方往往也很坦率,我把技术卖给你,我怎么办?国外技术来源出现问题,对我国今后的精细发展影响会非常大,我们国家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新产业的发展将遇到困难,现在国内资金不少,但是大家普遍反应没有好项目,没有好项目的后面是没有新技术。

  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是实质性的、不可逆的,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赶超型的经济形态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成熟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不但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合理区间将逐渐下降,而且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发展的突出矛盾也将出现变化。

  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整体和中国企业将面对着两个方向上的重大挑战:其一,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的问题。在外部技术来源逐步减少的情况下,我们能否通过自主的技术创新实现今后若干年进一步的产业升级?从而保证国民经济和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尽管速度会低一些。其二,当前的挑战主要是制造业在目前产业层次上的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主体部分,前些年由于我们有成本优势,所以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发展得非常大,而且原先就存在着非常突出的重复建设的问题,随着成本上升和对应的市场需求减少,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其引发的过度竞争会造成大面积的企业困难,所以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把创新问题非常突出的摆在我们面前,从国民经济整体讲,创新就能够促成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国民经济就可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创新不足,结构升级不利,国民经济发展就有可能出现停滞,从而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内涵应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停滞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当然,政府在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时候,会一次再一次地刺激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但是扩大内需并不能代替产业升级,更不能实现产业升级。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创新就能够进入新的市场,从而避开现有产业层次上的恶性竞争获得新的增长空间,创新不利,企业就只能停在现有的产业层次上,就会长时间地被过度竞争所煎熬。

  面对这些重大的挑战,我国政府和企业都应该做出应对。政府层面的应对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运用好财政金融杠杆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的手段,稳定经济发展,防止过度减速,实际上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包含政府启动内需的一部分的因素。二是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促进产业升级、促进自主创新,尤其是要优化促进创新的体制和环境。比如,知识产权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没有人会愿意投资于创新。三是妥善处理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让该退出的落后产能能够尽快退出。要解决好这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涉及到很多的具体工作,甚至是一些大的体制和制度建设,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规划。

  企业的应对可能是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短期而言,防范风险、提高企业的抗市场冲击能力是最为紧迫的。一方面要及时调整企业的经营策略,强化企业的投资和并购管理,在全社会的生产能力过剩的背景下,企业的生产能力有多大,规模有多大,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以扩大规模为目的的投资和并购都应该停止,所有的投资和并购都应该转向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同时要控制好企业的资产负债,在财务上留出大一点的空间。二是加强现金管理,巩固资金链条。要细化资金预算管理,留足资金头寸,强化存货和应收帐款的管理,减少拖欠,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各类企业的风险都在上升,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关注自己的风险,而且要关注客户供应商的风险。三是严格各项管理,努力降低成本。这一点对国有企业特别重要,一般来讲,国有企业很难把成本压到民营企业的水平。在经济扩张时期,成本高低是挣多挣少的问题,在经济紧缩时期,成本高低则是企业的生死问题。

  那么一些企业在困难的时候,下决心改机制、抓管理、降成本,取得很明显的效果,一般来说企业困难的时候,往往也是职工承受力最强的时候,此时下决心推动企业的机制的转换和管理到位,既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抗市场冲击的能力,也可以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打好机制和管理的基础。

  第二个层面,就中期而言,要通过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重新构造企业竞争力的基础。通过升级进入新的市场:一是全力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目前我们也许还可以通过某些机会或者方式购买到一些国外的技术,但是我们必须心中有数,这条路是走不长的,从现在起就必须下大的决心建立自主的研发体系,恶补自主创新这堂课,使自己在技术上真正强大起来,对大企业尤其如此,大企业靠别人的技术是不可能长期生存和发展的。那么具体的工作可能包括下决心增加研发投入,完善研发管理体系,提高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率,改革体制机制,尤其是分配制度,提高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努力提升商业模式,中国企业生产制造能力是非常强的,给别人做配套的企业,利润非常薄,这样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如果从产品制造商转型为项目承包商,针对当前成套设备交钥匙工程,系统解决方案之内的需求,既提高产品质量又提供服务,商业模式就可以转变,利润空间就会大大提升,在这方面我们很多企业已经有成功的案例。除此之外,把传统的业务模式和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也是改造传统的商业模式创造新的商业模式的重要途径,比如说网上货物、互联网金融等等。

  三是加强品牌建设。目前的很多中国企业是给国外公司做代工的,没有自己的品牌,本身利润很薄,成本一上升,利润就被吃光了,这样的企业要长期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是品牌建设。这些年我们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这些企业把制造环节完全外包出去,自己专注于设计、营销和品牌管理,当然企业的品牌建设和培育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第三个层面是就体制方面而言,要加强企业的战略和决策体制建设,今后企业偏紧的外部经济环境会给企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企业面临的风险会增加。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从体制的角度,特别需要强调企业的战略问题和决策体制建设问题。战略问题不仅仅是要制定规划,而是企业的发展必须有战略方向和战略的意识,我们发现一些企业不大愿意受战略和规划的约束,总是希望在市场上抓住机会,能够放手一搏,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对大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大企业一定要靠战略导向,大企业一定不能靠抓市场机会发展,如果一个大企业靠抓市场机会发展,今天抓一个、明天抓一个,几年之后,企业的定位是什么,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发展方向是什么?就都不清楚了。科学的决策体制具体来讲就是规范的董事会建设,这实际上是体制方面的创新,前几年中央企业董事会建设还是比较有成效的,尤其是在科学决策方面。在建立规范的董事会之前,中央企业领导体制都是一把手负责制,在一把手负责制的体制下,企业重大决策是靠内部团队运作的。企业内部团队的决策存在两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虽然我们有关部门发了很多的文件,要求大家民主决策要科学决策,企业内部团队来做有两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一是内部团队有上下级关系,一把手想做的事情,副手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不好发表反对的看法。二是内部团队有分工的关系,你分管的事情我不好过问,我分管的事情你也不好过问。由于企业内部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很难做到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敢提、不便提,不想提。那么大家都不好说话,怎么样谈得上科学决策呢?所以,前一段国资委在进行董事会试点的时候,派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并且占到全体成员的一半以上,选聘的外部董事基本上都是老资格的专家和企业家,他们和企业内部人没有利益的关系,就可以决策比较客观坦率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个决策团队中大部分人能够说真话,决策的科学性必然能够提高,出现重大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必然会降低。总之,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大转折的时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之后,国家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的环境、条件以及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与低收入阶段会有很大的不同。创新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我们的企业必须认真研究、把握这种变化,顺应适应这种变化,以

  恰当的应对和自身的努力求得长期持续的发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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