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北大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的2014两会后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3月18日在北京举行。以下为参会嘉宾答记者问全部实录：

　　提问：我问一下蔡院长两个市场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国外很多研究机构对中国的经济目前是不是为硬着陆比较关心，不知道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第二如果我们GDP增速从7.5真的降那么几个百分点，各个经济部门会有怎么样感受程度？我们的宏观政策上会有什么样的应对？

　　另外想请您谈一下城镇化这个刚刚陈教授谈了一下，请您也谈一下，谢谢。

　　蔡洪滨：谢谢，你的问题不止两个，我简单回应一下，关于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硬着陆的崩溃论，绝大部分是基于对中国不了解。

　　第二中国经济会不会真正的出现所谓增速突然下滑，我个人觉得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我们现在非常习惯运转体制下政府出了7.5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各种各样方法，数据上能实现，不是一个担心。陈教授预测7.3之类，国外机构也对中国体制不是特别的了解，各种行政力量一动员，实现这个年度目标没问题。更重要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是不是有保障，是不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是不是真正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来实现增长质量的提升，不必过度关注数据本身，数据本身不会太出意外。

　　第三个问题关于城镇化，陈教授分析我们有很多切磋，我对他的分析很赞同，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做更细致的分析，整个思路和框架。如果我们去理解城镇化它的本质来讲他就是工业化过程当中必然伴随人们从农村人口到城市一个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一个转变。这个转变背后核心一定是工业化所造成的一个经济集聚力量。我们现在城镇化里头集聚尤其是过去城镇化过程当中人为干预的过程，行政力量干预太强大了。这样对我们城镇化过程当中造成了很多效率配置的问题。未来城镇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让市场的力量，工业化过程中间真正的经济集聚的力量增加效率的力量主导这个城镇化的过程。政府做一系列的改革，放松改变原来对于城镇化的过程当中，资本市场错误的配置这样的问题。一个基本的理念和基本观点我跟陈教授完全一致。

　　提问：首先非常感谢北大各位教授给我们风险非常精彩的观点分享。蔡教授说了一些观点我有一点意外，蔡教授谈了投资高估和消费低估的问题。我在微信圈发了观点之后，场外媒体朋友关注这个问题，蔡教授为什么得出这样的问题的基本判断。09特别是10年之后伴随四万亿刺激之后很多产业出现了过剩，煤炭、光伏、白酒都出现过剩。蔡教授是不是还坚持投资还被高估的，未来是不是面对转型的问题，是不是要评估这样的政策趋向？

　　蔡洪滨：我刚才强调我们得出这个结论你需要深刻理解中国背后统计数据背后的因素，这个背后的因素我主要强调不是统计局的错，而是我们对统计口径的理解和依据。这个理解之下，刚才的分析比如说我们到2012年为止，这里面包括了08年之后4万亿投资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因为后遗症的问题关注比较多，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大到好象所有投资都是错的，所有投资都是有问题的，所有根源都是投资过度的根源。我想纠正的观点不是说投资越多越好，不是投资越少越少，不是数量问题，而是投资的质量问题。从数量到质量，从未来经济的导向和方向，现在说调结构你人为调怎么调法，如果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没有听过有政府调结构的说法。所谓产能过剩，本身就是规划、本身就是调出来的，这个思维是错误的。

　　我们在错误理念上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投资过度，这样就使得很多政策方向存在重大的偏差。四万亿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我个人观点他是一个短期切入的措施，后面有一系列的后遗症。但不应该影响我们以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判断，不应该影响你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判断，不应该影响我们对改革中国公共投资投融资体制的判断。我们区分说你短期应对措施跟长期经济增长制度建设之间的区别。

　　刘俏教授讲的大家一提地方政府债务，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极其重要的。我多说一点跟你题目岔开一点多说两句，我们现在很多对于当前问题应对措施往往跟长期制度建设混淆起来。在地方债务问题上媒体朋友都很关心，但是我们看到的解决方案主要都是短期的这种止血措施。短期控制局部风险爆发，控制债务规模上涨速度就是卡很多红线，不能举债，诸如此类，短期应对措施是必要的。但是经济会议中提出短期应对措施跟长期制度相结合，不能把其应对措施跟长期制度措施混淆起来。债务问题上非常简单，没有一个地方城市你可以只看他的债务绝对规模和债务率就判断他合理不合理。就跟一个企业说，随便给你一个企业，只给你两个数字，他的债务规模和债务率他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很多债是必须的，很多债是合理，很多债是不合理。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的长期机制，必须要依赖于比较完整的科学合理客观的完整的一个财务的资产负债表的体系，财务报表体系，结合地方本身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指标作出综合判断，才知道这个城市是不是债务合理，未来经济发展，金融上的稳健和风险可控，这是长期制度建设问题。

　　这些问题我建议媒体朋友多去关心这些长期制度建设的问题，因为大家从新闻角度来讲可能当前热点，怎么救济，哪方面出了事这些热衷于报道。但是真正对中国未来发展起关键作用还是在于我们在应对措施之外怎么找到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长效机制的突破口。

　　至于刘俏教授做的这些，我个人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在一些地方已经做了试点，试点效果非常好。这样一些解决方案就值得去推广，值得媒体朋友多去关注，帮助推广这一些可能未来对中国地方整个城市发展，投融资体系改革起到推进作用的这样一些研究成果，谢谢。

　　提问：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混合所有制，另外就是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希望对这个问题有研究教授说说。第一关于混合所有制，这个成为中国新的模式，有助于解决市场外部性的问题，解决国企或者是计划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也有一些外面声音，这个东西你看是两地能合在一起，但是两个弊端也有可能合在一起。很多我们底下接触企业家来讲，民营资本进入到国企里面去，我是陪你玩还是怎么样。出了问题我是找法制还是找领导，这些东西说不清楚。不知道几位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光华管理学院有没有时政的数据。

　　另外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陷阱本身是福利陷井问题，中国未来更重要是解决产出效率问题，如果产出效率解决不好的情况，本身增加成本，成本更快的增加，过渡这种福利化的倾向就非常大的陷阱很大的问题。

　　刘俏：只要国有企业上市就是混合所有制，这个概念从来都不新的。像混合所有制我不认为是国有企业或者是央企深化改革的实际举措而是噱头，什么动机我不知道，这是我的简单判断。

　　姜国华：上市的国有企业本身就是混合所有制了，有国有股和民间股份参与。促进这些国企改革和发展，最重要不是引入私有投资者，而是平等公平公正引入投资者。其实我们看我们现在已经上市的以前的国有企业，有一些国有股份其实占的比例已经不是很高，占20%，30%民众股和其他股占60%、70%，董事长还是上面发文谁当董事长。不在平等的地位上，你刚才说的可能是两个弊端发挥出了，而不是两个利好东西发挥出了。所以这个是怎么样更好的让所有的股东能够平等的坐在一起来监督这个企业，管理这个企业，共同分享企业经营的成果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叫什么。

　　一方面只要是监管部到位，所有投资者不能受到公平公正保护，两个方向都有可能发生，可能是新进来的其他所有制企业，侵吞国有股，也反过来是国有股份侵占了其他性质股民的利益。

　　蔡洪滨：我提一点比较积极的看法，概念提出来取决于下面怎么做。我不觉得我们已经有成熟的细则和方法，从积极角度理解，三个方面希望这个概念未来能起到推动。一个是有一些领域原来对民营企业不开放，现在可以通过这个开放。准入角度来讲可能通过所谓改革理念没准有进一步的推动。

　　第二对于国有企业改革也可能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从股权结构来讲，我们已经是混合所有制，提一点新意，有可能在哪？过去国有控股，现在划分是国有控股，国有基本的控股诸如此类等等，强调还是国有资本国有控制权。未来在现有基础上提混合所有制，是不是在有一些领域和有一些企业尤其是竞争性行业不必要过分强调国有控股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国有控股，有的时候我让其他民营资本来控股，发挥他在管理上的优势。这方面是不是可以突破，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方面市场作一个突破，对国有企业本身改革也是非常有利的。

　　第三可能如果你真正做到有的时候根据企业发展需要，有时候是民营企业控股，有的时候是国有企业控股，结合两方民营企业管理和激励机制和国有企业传统优势，有些领域可能能够把你原来做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国企走出去方面碰到一些问题，走出去的国有企业别人第一不相信，第二影响还有当地社会的接受程度还有自身国际化的程度不太够。民营企业灵活，但是实力不够大，某种程度上走出去能够有结合，对企业走出去战略有推动。

　　我们现在感觉到推广打造一个针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英文联合学问的EMBA项目。我们感受到一个现象是什么？就我们现在真正能走出去，走出去迈出比较重要步伐往往是比较大的国企。民企实力太小，他走出去更多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小步骤在走，买一些资源，我们能想到民营企业走出去有这么几个案例。国有企业走出去，这样的角度国企和民企之间有优势互补的可能。

　　通过什么方式？没准有一种混合制的探索，使这些优势充分发挥。我想补充混合所有制如果简单结成股权随便一搀和没有什么新意了。有一个新的概念提出来，把他往积极方面推动，这是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是混合所有制的一个补充的意见。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以前做过一些研究，各种各样的说法都经不起时政检验。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无论是从这个国家的制度、政策、收入结构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日本韩国这些邻国，最典型就是拉美国家，在这些方面都没有系统性的差别。你刚刚说的所谓福利因素也不是一个系统性的差别。比较比如当时日本、韩国在他经济起飞时间，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不是福利多少的问题。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这些社会里头年轻人，我们中国未来一个城市化最大的挑战这些年轻人加在一起20年算将近4亿年轻人，他是特别强调他们的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只有你给他提供更多更好更公平工作机会，他们才有自己的积极性，投资自己的人力资本，积极获得教育，提升自己的技能，积极工作，积极创业，这是一个国家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最关键因素。日本、韩国的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公平追求，他们做到这一点。因为如果我们有大量的高素质的劳动力，这个才给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一个最基本的要素。这个要素使得日本、韩国能够成功的从工业化的中期顺利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现在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这些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他这个社会结构的问题，社会流动性的下降，教育不公平，使得年轻人没有投入社会资本的积极性。无论你怎么做他难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提问：我记得全国城镇化规划中说是加快完善地方税的体系，房产税立法并适时推出改革。引申两方面内容，第一减少地方政府对财政依赖，将来制度的改革路径是如何的？第二是房产税在未来推行过程是怎么样？   

　　陈玉宇：这个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房产税在社会上有两个误解，第一是试图用房产税调低房价，这是错误的。第二试图用房产税来削富济贫，也是错误。如果把房产税作为促进地方城市化，有更好的财力，更好建立城市。我现在看不到中国有这个能力、意愿，快速实行这样一个好的税收。也有可能有一个叫房产税的东西，他跟你的理解欧美的房产税成为地方经济繁荣良性的税种还距离很遥远。

　　提问：土地财政减少怎么产生？

　　陈玉宇：土地财政问题很纠结，我的理解他现象要松，各类城市都松，要紧，各类城市都紧。中国100个城市土地随便用，可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行政能力，我允许你100个城市随便用地，其他不能随便用地，公平竞争各方面考量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是互动、慢慢摸索的过程。土地财政相当长时间内还是各个地方政府发展的主要依赖，怎么样更有效的使用，采取立竿见影的办法。还有就是市场的力量也许会起到约束地方政府不负责任扩张能力。房地产公司、信托公司不傻，他来你这个地级市没有前途，举很多债，卖很多地，他不是可以无限的卖下去，他想卖下去，人家信托公司、房地产商不来呢。你对市场经济还是要有信心，正是由于市场的违例，我们犯那么多错误，还是依然有中国奇迹。

　　提问：我问这个问题跟蔡老师和陈老师问题息息相关。我是90年今年恰好毕业，您提到有关年轻人心态我很感同身受，看到一些希望。有关于您刚才提到是要建立100个这样非常发展潜力良好的城市，我今年暑假的时候有去湘西(音译)调研，对于那里的贫困地区其实那个地方政府也一直在探讨脱贫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现在把大量人才都吸引到城市来的话，事实上我看到贫困地区他们大量都是年轻人都已经外出打工，剩下都是孤寡老人还有留守儿童。首先我想首先造成一巨大社会问题。第二是经济问题，是不是说中国城镇化还有地区不平衡，经济不平衡会更加严峻，他们贫困地区到底应该怎么样发展他们的经济？

　　陈玉宇：中国未来每年大约2000万一半受到高等教育，如何很好配置好这个人力资源是中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关键，城市化的关键，一切工作的关键，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你不能说这些人被配置到更有用的地方，使得他老家的地方受损，我们应该号召他们回到老家去，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话，还是乐意选择前者我给你描述的途径。

　　再设想一下中国有100-200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他是分散中国不同的地方，他所辐射和影响的地方将会给我们现在特别认为贫穷的地方带来很好的辐射和影响。如果大家都很贫穷，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你这个扶贫工作也会受到阻碍。

　　所以说当我们有100个增长级，100个城市就是100个增长级摆在中华大地上，我们很多别的工作也很好做。刚才讲到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的问题，孤寡老人的问题注定被城市抛弃的。中国的城市化跟他们没有关系，留守儿童不带到城市来就是我现在反对的，100个城市有很好的制度安排，很好土地的扩张，很便宜房价让来工作无论是大学生、高中生、农民工都能市民化，带着孩子来，医疗、教育、税收都要改。

　　你所说扶贫的问题，中国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农业生产效率改进的问题，要依赖于新的市场力量和新的资本化进入农村地区提高生产力。第二农村养老问题，现在很多人强调城镇化当中的镇化在唯一积极的历史意义的地方。为广大农村的养老问题在镇上养老提供现代化的设施。所谓镇不存在扩充一个镇的边界，中国有2万个镇，镇的作用就是把这些设施连接到农村地区去，让他们分享经济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农村出来的年轻人20年以后的城市化过程当中，他可能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年迈父母待到城市化中来的。

　　蔡洪滨：贫困地区发展大家都很关注，我们有一个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做了很多研究工作。你的问题当中我们需要纠正一个误区，贫困地区发展不能把这些人圈在那个地区试图发展。温州即使现在出了各种问题，但是从30多年前他是一个极其贫困地区，他的脱贫不是把温州人限制在这些地区，而是通过这些人走出去。更大范围意义上怎么讲，中国农村收入里面60%是来自外来劳务收入。这些人不能出去，在我这个村里待着，这些人永远是贫困。这些年轻人出来到市里面工作，不仅对城市发展是动力，对农村收入提升，生活水平提升和摆脱贫困都是重要的因素。不能对立起来，农村穷是年轻力壮走了，恰恰相反，这些年轻力壮不走，这些人更穷。我们要面对这些穷困问题，而不能把因果关系说反，这是我回应的一点。

　　提问：现在主要发展高校是发展地区的特色经济比如旅游业还有民族特色产业，这是不是一个思路？特别是湘西对这种贫困地区。

　　蔡洪滨：各个地方都要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有的地方有资源、条件当然可以发展旅游业，其他地方根据自己条件找到自己发展的道路。我们对于区域发展平衡，对于贫困问题不能简单而论。你要想说所有地方都是同步发展，这是不现实，也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