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都商学院，北大商业评论和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于2014年3月14日-15日在北京举行。图为第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新浪财经讯 由新华都商学院，北大商业评论和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于2014年3月14日-15日在北京举行。第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在做主题发言时表示，现在有1/3的地方政府还债有问题，但是有人说中央政府有钱，中央政府来买单，那中央政府买单不就是鼓励赖帐吗？

　　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周期性，根据我们做的一些分析，在1986年以前基本上是五年一个周期，以后基本上是十年一个周期，这个周期是从去年开始的，大概是到2023年结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经济周期是一个中高速、波动性比较大的周期。第二个周期是从2002到2012，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周期，这个周期应该是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周期。

　　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是上一个周期里面积累出来的，原来在2010年7月审计署的报告里面是10.7万亿，2011年温家宝总理的报告里面也是10.7万亿，起码说没有减少，但是在去年中央下决心全国查，查的结果是20.8万亿，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当然总体上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成思危表示，总体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外乎几个意思，因为现在有1/3的地方政府还债有问题，但是有人说中央政府有钱，中央政府来买单，那中央政府买单不就是鼓励赖帐吗？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下面我们隆重请出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投资风险之父”成思危先生进行演讲，他演讲的主题是“中国经济瞻望”。

　　成思危：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刚才很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很多的高见，所以我今天也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展望，从长远一点的角度来谈谈个人得看法，也是我个人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点体会。

　　首先，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性，根据我们做的一些分析，在1986年以前基本上是五年一个周期，以后基本上是十年一个周期，这个周期是从去年开始的，大概是到2023年结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经济周期是一个中高速、波动性比较大的周期。第二个周期是从2002到2012，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周期，这个周期应该是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周期。

　　李克强总理也讲了，所谓稳定增长就是保住增长的下限，控制增长的上线，所以在这个周期里面，大体上我们会平稳的保持在7%--8%的增长。但是既然是周期，它也会有上升和下降的阶段，我们做了一个分析预测，大概是这个周期的高点可能是2019年，在2019年可能达到9%的增速，但是2019年以后，大概增速会下降。为什么说最高点在2019年呢？主要几个原因。

　　1、三中全会的决定逐步的落实，国家的经济转型取得一定的成绩。

　　2、主要领导人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也树立了更强的治国理政的能力。

　　3、2018年是我们国家的换届年，一大批新的年轻干部上来，他们也会更努力的去发展经济，努力的去工作，所以我个人估计2019年可能会是一个顶峰。

　　但是2019年以后，经济会逐渐往下走，这也是正常现象，因为一个是我们的基数大了，2019年我们基本上接近GDP翻两番的目标，基数大了。二是国家的经济环境估计现在是恢复国际经济环境也是有一个变化，那个时候的国家经济环境可能又是处在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环境下。

　　所以到2023年我们可能的增速可能在7%，甚至7%多一点，整个的增速在7%--8%之间，但是2023年以后，我个人的感觉可能再下一个周期，就会是6%--7%这样的范围内。当然我说预测总是测不准的，测准了就是神仙了，但是没有预测万万不能的，因为你对方向没有一个估计，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十年经济我们大体是这么一个展望。

　　当前看到我们10年内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最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环境。

　　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它的严重性，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上一个周期我们的高速发展，实际上超过了我们自己潜在的能力，所以这样就带来了很多环境的债务，什么意思呢？我们做过两次环境成本的计算，一次是2005年，由于能源效率低，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我们造成的损失相当于GDP的13.5%，而当年我们的GDP只增长了10.4%。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2010年的环境成本的计算，2010年的环境成本占GDP的12.5%左右，虽然有所降低，但是还是高于当年GDP的增长。环境成本高于GDP的增长实际上对环境负债，这个债虽然是隐型的，可能会传递很长时间，会影响到我们子孙后代，这样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的雾霾天气等等，可以说是大自然、环境对我们的报复。

　　恩格斯在1886年早就说过：“人们不可以过度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的胜利大自然都报复我们。”但是这句话很多人都没有听。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雷切尔·卡逊生写了《寂静的春天》指出农药对环境的危害，以后不断的有这种文件发表，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联合国才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真正落实那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十年最大的挑战就是环境，也就是这十年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来改善我们的环境，降低我们的环境成本，这是给人民群体最基本的一个民生问题。有人说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你就算有一亿的财产，健康都没有了，其他都没有。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保证环境质量，降低环境成本，可能是我们最应该关心的问题。

　　但是这个很不容易，中央很重视，下了决心，也是拿出了相当一部分财力来应付这个问题，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一天能解决的。因为要解决北京的雾霾问题，你就得解决能源结构的改变，减少煤的应用，增加天然气、石油，当然天然气、石油业有限，你要增加新能源的利用。但是从我们国家来看，现在煤占整个比例的70%，天然气、石油占20%，尽管我们有一个很雄心勃勃的新能源计划，可以说是尽量推进新能源，但是因为我们国家太大，所以即使到2020年，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也只有从90%左右下降到85%，所以形势很严峻。尽管我们风能接近1亿千瓦的装机能力，太阳能我们到明年按计划要到3500万千瓦，水能2020年到3亿千瓦，还有核能可能要到5000--6000万千瓦，即使是这样我们基数太大，而且我们还要发展。

　　根据我们中国能源结构的弹性系数，大概是0.7，就是你要保证7%的增长速度的话，你要4.9%，就是将近5%的能源增长速度，所以这种情况下认真的调整能源结构是治本之策。

　　我们要减少汽车对环境的污染，尽管我们尽量想办法限制汽车的增长，但是汽车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它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提高的，你可以限制，但是它还是在增长，北京的情况比较的突出。反过来说就是要提高燃油的标准，提高油的标准。我们原来汽车的柴油是国一标准，硫含量是500个PPM，按照国外欧美的标准是10个PPM，也就是我们一辆车排放量是人家50辆车的成本，当然提高标准就要提高成本，这个成本主要让生态负担，那我们的消费者也要负担，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把污染问题解决。

　　当然还有我们全社会的生活习惯，这些就不多说了，所以我认为这十年里，我们对环境能不能解决好环境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和对政府最大的一个考验。相对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是更重要的。

　　第二个挑战——财政和金融方面。

　　刚才林毅夫教授等他们都讲很多了，我讲一个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是上一个周期里面积累出来的，原来在2010年7月审计署的报告里面是10.7万亿，2011年温家宝总理的报告里面也是10.7万亿，起码说没有减少，但是在去年中央下决心全国查，查的结果是20.8万亿，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当然总体上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总体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外乎几个意思，因为现在有1/3的地方政府还债有问题，但是有人说中央政府有钱，中央政府来买单，那中央政府买单不就是鼓励赖帐吗？2009年的时候，第一季度我们的信贷增长了4.6万亿。当时我去一些地方，一些地方同志告诉我们，银行追着我们借钱，你只要有理由就借你一个季度就增了4.6万亿，我们想不借就是傻子，借少了更是傻子，借了还想还就更是傻子了，所以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还，所以都等着中央政府买单。中央政府买单就是鼓励赖帐，即使中央政府买单也只能买那些跟民生有关的社保、保障房这些方面，不可能政府建大楼，大手笔的花钱都让中央政府来买单。

　　再一个变成银行的坏账，这样就更成问题了，现在就是财经办法就是逐步滚动，简单说就是借新债还老债的，但是借新债还老债里面还有还新债的问题，如果真的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下很大的工夫。我曾经讲过，美国的次贷是银行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中国的次贷是银行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这也是一种风险。

　　我们从上面两点看，就是治理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都是需要用我们新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去用在这方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可能再去追求一个更高的、更快的发展速度，因为你要应付这些问题。

　　第三个挑战——我个人认为，还是对于官员政绩观的挑战，我们是不是真正能改变过分地依靠投资这种外延性增长的模式？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现在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投资对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因为投资可以拉动生产资料的消费，有一部分投资转化成为工资，也可以拉动消费，投资还可以增加就业，这个大家都知道，投资也是最容易增加GDP的办法，因为你只要有投资它就会有GDP。

　　但由于我们过去过分地注重GDP的增长，过分地强调投资，也就带来了一些负作用：

　　1、投资里有水分。投资里水份有三种：

　　第一种是有害的，豆腐渣工程，建的时候有GDP，垮的时候你再修它还有GDP，这个GDP不是有害的吗？尽管有GDP。

　　第二种是无效的，建的时候是GDP，建成以后不能投产了，不能投产就不能继续产生GDP，就等于搁那儿了。

　　第三种是低效的，就是说你建的时候有GDP，建成以后你的运转费用不足以收回你的投资，只好政府去补贴。这三种都是GDP的水平，所以，我们在这个周期里7%—8%的增长是要踏踏实实的增长，要没有水份的增长，要把这些水分都排除出去的增长，否则你GDP达到10%、12%、13%，那有什么用？

　　2、过度地依赖投资会造成类似于吸鸦片的情况，越吸越上瘾。

　　假如说一个项目里，占GDP里有10%的水分，第二年再增长GDP，得把这10%的水分补上，他的投资就得不仅仅造成第二年要增长1个百分点，第二年要比第一年高1个百分点，但投资增长绝对不只是1个百分点，因为他要补上前面没有产生效益的GDP，所以，投资的增长要超过GDP的增长。大家都学过发展方程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按照索罗的公式，那是很粗浅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投资增长速度绝对不应该高于GDP的一倍，但是我们看看近年来，投资增长速度都高于GDP的一倍，那说明你投资的效益太差了。由于它能拉动GDP的增长，所以大家还是使劲地去追求。

　　3、过度地投资会挤出技术进步。

　　因为他热衷于去投资，就不热衷于怎么样提高综合要素的生产力(TFP)，他就不重视了。所以，对TFP的计算，国内我们也看了各种文献，国内计算相差得很远，最低的差0.2%，最高的差0.6%，但我看这几年TFP对经济的贡献率没有增长，那就说明由于过度的投资它挤出了，使得人们不够重视TFP。实际上综合生产要素就是三个：技术进步、教育(使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管理。这三者都不重视，怎么能够更好地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挑战是需要政府官员真正转变观念，真正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上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行使政府的管理(职能)。

　　这些挑战是不是对我们是严峻的，但我们的希望是哪里？我觉得希望比挑战还要大，也是三个方面：

　　第一，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这些政策，实际上我们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国家的建设当然内容很多，我觉得主要是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技术创新，这个技术创新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说了，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消化吸收以后再创新，我们国家原始创新还不多，数码相机、iPad颠覆式原始创新还不多，但技术创新还在不断地在发展。

　　第二个层次是管理创新，管理创新的目的是要提高效率，提高人们的创新能力，提高管理各方面的效率。

　　第三个层次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最根本的，我去年和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我们几个人写了一本书，用的克强总理的话，“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其中我的一篇文章在第一篇，就是说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资源，我们要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来真正解决好我们国家发展的问题。所谓体制可以理解成为是一种结构，所谓机制它是演化的途径，也就是说你结构怎么弄得更合理，结构要合理，而且结构要向更合理的方向演化，你就要有一种引导他演化的动力和程序。所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很多都是制度上的创新，这种制度的创新它的潜力如果激发出来，将是对我们的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我这里只讲两个例子。

　　第一是城镇化。

　　中央提出城镇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城镇化作用在哪里？我认为它当然是拉动经济，但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因为从西方现代化理论看，所谓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加民主化，而工业化构成里，城镇化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工业化构成里，劳动力的转移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力的转移本身又有两方面的意义。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最根本的措施，我们现在老讲分配不平等，其实最大的不平等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收入的不平等，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以上，几年以来这种情况没有大大改变；城市居民购买力是农村居民购买力的4倍以上；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各种服务比农村好得多。这种最大的不平等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可能都有这种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就是要转移农村劳动力到城市，一方面解决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问题，农村过剩劳动力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完全过剩，边际产出为零，多派一个人没增加产出，这肯定要转移；另一方面是低收入的，虽然它的边际产出虽然不为零，但边际消费为零，这是他自己创造，没有购买力，或购买力很小，在农村这些低收入人群，这些人转移到城市它的收入能够进一步改善。

　　农业劳动生产力和工业劳动生产力相差得很远，我们国家纯农业劳动生产力(种地的种植业劳动生产力)大概每人每年创造的就业增加值是300—500元，我们算过世界十大国的劳动生产率，第一档是美国、法国、日本，人均3—5万元；第二大巴西、俄罗斯、土耳其，每人年均3000—5000元；第三档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是300—500元，转移到工业的劳动力，每人每年创造的增加值2万元，这在三大国里还算低的，我们大概只有美国的1/8、德国的1/5，但从300—500美元到2万美元这个飞跃是很大的，所以当农民进入城市，从农业生产转移到工业生产以后，如果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它创造的社会财富就大大增加了。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城镇化解决的问题是对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因为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农村就可以进行适度农业经营，提高农业的生产力。至少我们可以赶上第二档国家。这个问题是必须要做的，而且中亚提出了，以人为核心，这也非常重要。因为关键问题是，转移农村劳动力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英国是采取跑马圈地，剥夺农民土地，把农民赶到城市做工；美国是采取兼并的办法，有实力的农户兼并贫弱农户的办法；拉美是采取把农民吸引到城市来形成“贫民窟”的办法。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要以人为核心来做好城市化，农村进城以后，你要解决它的住房、社保、子女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最后要解决他的户籍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很简单的问题，但又是非做不可的。

　　第二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这点非常重要，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转移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提高农村财产性收入，改革我们现存的土地制度，有人把它称为第二次土改，我觉得还有点道理，因为解放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之初搞的土改分给农民了，但1955年集体化又把土地收回来，土地变成集体所有了。但农民的权利始终没有明确。这次三中全会我觉得从四个方面应该是明确了这个问题：

　　1、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也要采取同权同价的办法，别看它一句话，我在2005年做的建筑法执法检查的时候到过一个省，我了解了一下，政府收农民的地是3万元/亩，开发商答应每一家可以有一个人到他那儿来做工，但是政府卖给开发商是40万/亩，这中间有这么大的差价。跟我汇报的时候说农民都很满意，我就不大相信。所以车走到半路我突然想下车，进到农民家里问他们你们满意不满意。他说我这3万很快就用掉了，安排一个工人他有各种条件。所以，这次把农村的集体用地和政府所有的地同样地通过市场来确定，这很重要。而且还明确一句，增值的收益要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合理分配。

　　2、这次也提出了，要长期确定农村的承包权，而且这个承包权可以流转，这也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因为原来是有承包权的，但承包权不稳固；农民到城市以后，这个承包权就会落空。

　　3、农村的集体事业收益应该农民有股份，有分红，转让退出，他到城市里要转让退出；

　　4、农民的宅基地有用义务权，他可以处置，可以转让，可以抵押。这四个措施应该说对解决我们国家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原来农民收入低，不但收入低，财产也少，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以后，无论他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市都会有一定的保障，所以，我认为像这些制度创新都会在将来我们会看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最近刚刚到国外演讲，也是遇到一些人提问题：是不是中国经济下行，是不是有很多问题？我说的是，你们放心，中国经济下行有国际的原因，有国内的原因，但是我们经过努力还是可以应对这些问题的。当然，我们不能够盲目地乐观，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国家这些年来的成绩，这些年来取得的各方面的进步，这点世界是有目共睹的。

　　我说当然，过去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的放心是正确的；尽管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不少的曲折、挑战和险情。但是我相信，在本世纪中叶，不管你们高兴不高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一定可以成为富强、民主、高度文明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抱着这样的信心。

　　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成思危委员长，感谢林毅夫教授，感谢希勒教授，感谢龚方雄教授上午四位演讲嘉宾和所有参会代表，“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峰会”上午的论坛到此结束，欢迎下午和明天继续参加，谢谢大家！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