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9月13日消息，在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暨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第二日，由新浪财经和大连电视台财经频道共同主办的“总编辑夜话”昨晚在大连举行。与会嘉宾就媒体的转型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主持人：各位尊贵的来宾，在大家享受了美食之后，我们接下来即将享受一场精神的盛宴了，欢迎您来到本场总编辑夜话活动的现场，我是新浪的主持人权静，我们本场活动是由新浪财经和大连电视台财经频道共同主办的，也非常高兴，刚才也听了从总对于我们这个地方特别的介绍，很高兴跟大家团聚在十五库这个美丽的海滨之地，这个代表了大连的海滨精神的这样一个地方。

　　其实每一年的达沃斯论坛不仅是财经和商业人士的一场盛会，也是我们媒体人的一场盛会，我们一年一年的达沃斯的论坛，每一年我们在论坛上都能感受到媒体发展的最新的脉搏。从最开始各大门户网站兵临城下的全方位的报道，到后来各个视频网站通过视频的形式跟论坛的深度结合，再到各家杂志社、报纸我们传统媒体开始举办各种有声有色的特色的论坛、晚宴、线下活动，再到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崛起，每一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我们都能那么清晰的感受到媒体变化的脉搏。

　　今年在传媒行业也有一桩非常重大的事件，大家也都是共同关注的，也成为我们今天举办这场论坛的一个由头，那就是建立于1877年，有136年历史的美国最负盛名的报纸《华盛顿邮报》因为经营困境面临被收购这样一个情况，在全球引起了关注，国内的媒体行业也是特别的关注这件事情，尤其是随着今年各个传统媒体都陷入了收入下滑的巨大的挑战，大家再一次讨论我们媒体行业的格局未来究竟会怎么样发展，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我们如何去应对新媒体的挑战，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新媒体，像门户网站，如今好像已经再度沦为旧媒体了，在新媒体的格局中我们已经不那么新了，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变革，这也是我们今晚把大家团聚在现场的原因之一，大家都是媒体行业的领袖，我们来跟大家共同讨论新旧财经媒体的突围之路。

　　说完开场的话，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两位领导先为大家致欢迎辞，让我们首先有请新浪网副总编辑邓庆旭先生致辞，掌声有请。

　　邓庆旭：我们在报道今年达沃斯论坛的时候出了一个策划，策划的主题叫“企业家，你今年还好吗？”其实没有人问我们一声“媒体人，你们今年还好吗？”我们今天只能每个人在台上自己说我们今年过的好不好。克强总理说中国经济正在面临一个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当然克强不会说的更详细一些，我们中国媒体同样是处在一个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现在我们面临媒体的竞争就像刚才权静说的，我们是一个新媒体，新浪网曾经一度是一个新媒体，现在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传统媒体，在自媒体面前，在移动端的媒体面前，我们每一个媒体人都面临着竞争。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话题我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指出我们如何面对这个竞争。

　　现在最热门的讨论互联网金融，我们把互联网金融和媒体的生存状况比喻一下。有人说互联网金融的核心是什么？余额宝卖基金的核心是什么，网上卖金融产品的核心是什么？对投资者来说，核心是什么？我觉得核心就是我买这个金融产品能不能赚到钱，读者也是一样的，不管你是自媒体也好，门户网站也好，你是一个传统媒体也好，看这个文章的意义是我能不能有所收获。所以，我把这个沉重的话题往回拉一下，我觉得不管走到任何时代，内容永不眠，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庆旭。内容永不眠，其实从最开始电视诞生的时候，大家都说以后谁还看电影？互联网诞生以后大家也在讨论以后是不是我们都看手机没有人看电视了，但其实各个业态都能生存的非常好，内容永不眠可能正如庆旭所说是未来的一个核心之道，我们听完第一位领导的致辞我们再欢迎今天另外一位主办方的领导，让我们有请大连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师强师总为我们致欢迎辞，掌声欢迎。

　　师强：刚才邓总是脱稿讲，我是照稿讲，今天在2013夏季达沃斯年会期间，中国财经媒体的总编辑们汇聚大连，凭海临风，论道传统媒体的转型与突围，新旧媒体的融合与共生，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大连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与新浪网合作来承办这样一个媒体人的聚会。

　　首先，我谨代表大连广播电视台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由衷的欢迎。今天到场的嘉宾有传统的纸煤、广电媒体，也有在新媒体时代率先应运而生的门户网站，而今天在大数据、云时代的天空下，我们共同面临着日新月异的新兴媒体的冲击，即便是今天位列新媒体第一阵营的先锋也时刻面临着迎接更新创意，更新模式的下一代媒体的挑战，这是一个让所有媒体人心跳的时代。按照《经济学人》杂志给出的界定，人类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夜，其核心内容是云计算、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网络协作化生产服务，一旦网络与生活形态无缝连接，商业模式、工作方式、知识传播和社会面貌随之一新，谁在未来云世界里找到自己的空间谁就掌握了未来。

　　我们在痛惜的看到《华盛顿邮报》等百年传媒品牌陷入困境之时也看到了诸多传统媒体的革新，以及新媒体的勃勃生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论道媒体未来之路，很期待听到各位嘉宾的真知灼见。最后，特别感谢大连亿达集团对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今晚也为各位嘉宾准备了晚宴，欢迎大家在海边畅饮，也欢迎大家常来大连，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师强师总编辑带来的精彩致辞，代表大连人为我们以主人的姿态对大家做出了欢迎，跟他一样，我们也共同期待着接下来这场精彩的讨论。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几位参与讨论的嘉宾，他们都是国内行业的领军人物，他们所在的媒体也都在新旧媒体的时代做出了率先的变革，并且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让我们掌声欢迎，有请：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何振红女士；

　　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何刚先生；

　　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老师；

　　中国经济导报副总编辑焦玉良先生。

　　有请四位上台。

　　非常荣幸跟四位媒体的前辈同台，我也很荣幸来为大家主持今晚的讨论，台下很多嘉宾都是我们媒体业的资深人士，我们随时欢迎大家拿起话筒参与我们的互动。

　　首先向四位抛出第一个问题，刚才邓总在他的开场致辞中说到我们大家问一问媒体你好吗？所以，我想先请四位用非常简短的语言告诉我，你们所在的媒体今年的状况怎么样，一个概括的情况。

　　张力奋：现在还在等待一年一度的身体检查，所以，目前这个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我最近去了上海，也去了中国的一些城市，也跟一些老总私下有一些交流吧，感觉上好像活的不是很好，不好大概主要是几个方面，突然之间觉得今年虽然温度很高，但是整个广告市场好像似乎不仅仅是有下滑，有的一些体制内的报纸，包括党报觉得今年整个广告市场好像有一个半崩溃的状态。这是第一个感觉。

　　第二对我们媒体人来讲，现在可能最大的是一种信心危机，就是不知道下一步可能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现在看到一些三十多岁的年轻的记者说“没有想到可能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是不是考虑说他得要换一份工作”，我就觉得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一种非常焦灼的，也是一种非常煎熬的。

　　我自己最后想说一点，我就觉得媒体的命运还是在媒体人自己的手里，我是觉得我们能够走出一条路，不管是新媒体还是产生媒体，我自己的感觉我现在其实就是一个老媒体人后来做了新媒体，我还是相信人有智慧，我觉得我们都是生存的动物，我们都是适者生存。相比较国外欧美的媒体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中国目前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经济增长，有我们那么大的一个人的基数，中国还处在一个增长向上的过程当中，整个社会学习的风气还非常强烈。所以，我自己觉得应该说我们还是需要有信心。

　　主持人：力奋老师刚才讲了许多，具体怎么转型后面我会听您详细介绍。在您的讲述当中我听出一个关键词，说实话，您刚才说的时候我有一点儿触目惊心，您用了“半崩溃”这个词儿，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描述了，我听听何社长您的中国企业家杂志今年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到张力奋老师感觉到半崩溃的感觉？

　　何振红：我想如果今年中国企业家杂志半崩溃了，我估计我坐在这里也差不多半崩溃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就是这样，其实传媒这个行业遭受了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还有一个更严峻的就是环球同时凉热，其实没有哪一家能看到它已经探出一条特别好的路，这两个我觉得都是非常严峻的。

　　主持人：我想问您一个数字，虽然这个可能有点儿敏感，但是您可以给我一个大概的回答，今年您广告的营收大概处于一个增长、持平还是下降的状态？

　　何振红：其实纸煤的广告营收，尤其是杂志的营收可能到了第四季度是一个最高的季度，前面的数其实并不代表什么，但是我也要说其实我们的广告还是受到了影响，跟去年同期比应该是下降的，但是你要看你的业务链，我现在的业务链，我的收入构成不仅仅是广告。所以，有广告的下降可能有其他业务的上升。

　　主持人：所以，也在走出一条多元化的道路，广告虽然下降，但是也通过多元化的营收渠道。

　　何振红：其实今天的媒体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靠一本刊生存的这么一个媒体了，我们都在说我们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在架构一条产业链。这个链上其实是可以规避风险的。

　　主持人：具体中国企业家是怎么做的？其实也有很多非常领先的业内做法，一会儿我们也会听何社长详细的介绍。接下来听听何刚先生的观点。

　　何刚：财经和财经所在的财讯传媒总体上是有喜有忧，喜偏多，忧偏少，但忧的东西比较严重的我们直接壮士断腕就砍掉了，因为财讯集团过去15年一共有25本杂志，从《财经》，包括《证券市场周刊》开始有二十几本杂志，今年上半年我们关掉了两本，就觉得严重亏损，看不到未来盈利反转的可能性的，止损。其他的媒体多数情况有个别媒体跟去年同比上半年有明显的广告下降，财经作为旗舰上半年的数字纯广告业务这一块一位数的同比下降是有的，目前看下来下半年把它赶上去的可能性非常大。

　　第二个，跟刚才何社长说的情况很接近，包括财经在内的业务多样化的趋势在出现，而且其他业务领域的增长非常明显，比如说跟我们庆旭这儿都有关的，会议和活动这一块，今年财经的会议活动上半年的同比增长大概是60%多，下半年目前已经签约的大概是90%多的增长。所以，这一块相当可以相当部分弥补掉广告的起伏。当然因为会议整个占比相对广告来讲还是一个小数子。所以，总体上来讲目前不能说未来会议成为一个主要的收入的支柱。

　　第二个在我们一些个别媒体，像我们去年创刊的《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出现了完全让我们意料的增长速度，纸版发行量，印刷版的发行量，广告收入、内容收入，包括会议收入完全超预期，也许我们待会儿可以分享一些原因，包括也听大家的一些解释和分析，这个数字不仅超出我们的预期，也超出美国人的预期。

　　当然在美国其实刚才力奋提到一点美国也不是完全的一片哀歌，至少在美国市场有两份杂志，我们关心比较多的杂志这块，一个是英国人做的《经济学人》在美国的发行量，纸版的印刷和电子版的发行都是上升的，广告收入也是上升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合作的《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它也是印刷版和收费的电子版都是同比上升，广告也在上升。所以，这个现象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关心的。

　　刚才庆旭说的这个话叫内容仍然不眠，我觉得内容仍然好看，面朝大海，酒足饭饱的概率还是蛮高的。

　　主持人：你说有喜有忧，有的杂志就壮士断腕关掉了，有的杂志增长其实超出了你的预期，背后喜和忧的原因是什么？哪些可以喜？哪些是忧的？

　　何刚：简单说，因为这个说起来蛮长的，我觉得第一个是这个品牌要足够强大，比如《哈佛商业评论》，它在细分的市场领域里它在全世界是没有对手的，不仅在中国没有对手，它在全球90年来没有一个完全跟它等量齐观的对手，所以，它基本是独占这块市场老大的地位。所以，品牌足够强大。

　　第二，内容还是要有一定的独家性，这个独家性就是在你这儿能够比较完整的获取某一类的有价值的好的内容，在别的地方可能零星有。比如跟《哈佛商业评论》同样的有很多其他的管理类的杂志，就MIT的，有其他的加州的等等，欧洲的，但是它比较完整的囊括了管理世界和商业战略最新思维和最新的尝试和有学术总结的大概是《哈佛商业评论》。

　　第三要有一定的价值，能够给读者带来一定非常直接的价值，这种价值或者是一种工具性的价值，或者是思想性的价值，甚至是一种阅读快感的价值。比如新浪有一个小说连载，那本书我已经花了快三百块钱了还没读完，一共1700多章，那书我就不说了，我不替它做广告，反正我现在每天晚上12点零1分还会继续交一毛八的U币去看它，它只满足我阅读的愉悦，但是非常好看的一个东西。

　　最后一个是你商业运作的恰当。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的媒体做的时候，你的内容和你的目标人群，以及恰当的商业运作方式之间没有搭起一个很好的桥梁，也就实现了错配。所以，这次媒体挑战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让媒体，尤其中国媒体真正面对市场，面对读者的真实需求，有真实需求的地方就一定是有钱的，没有真实需求的地方你送给他他也不看。

　　主持人：请何刚老师多说了两句，因为我特别想知道喜和忧背后的决定因素到底是什么，他提供了四点我觉得是可以提供给我们所有媒体同行参考的，那就是要有品牌的优势，内容要有独家性，要有独特的价值，同时要有好的商业运作的模式。非常感谢何刚提供的这四点关键词。

　　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报业的前辈，焦总，你们报社今年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三家都没有谈到报纸，您给我们说说报纸的情况。

　　焦玉良：是这样，我必须在这里说一下我们报纸，感觉我们跟这几家相比来说还是声音比较小一些，我们是发改委主管的中国经济导报，我们现在报社有一张报纸，有网站，还有一个国务院新闻办批准的新闻网站中国发展网，我们最近又围绕国家战略新兴产业成立了一本杂志，我是在想刚才你在问我们活的好不好，我也在问我自己，我觉得这个好不好包括两方面，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客观上可能我们读者，包括一般的公众可能会从你媒体的广告额是不是下降，是下降可能就哀鸿遍野或者很崩溃了，或者发行量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方面，但是更重要的对于我们这些媒体来讲，你是不是找到了你自己恰如其份要服务的读者，就像刚才何总讲的，如果你找到了读者，哪怕你是小众的，你生存的也会很好，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再有刚才新浪的总编邓总讲的，我觉得财经媒体可能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内容是不是做到位，是不是真正做到内容为王，至于你说传播手段的变化，可能一直都在变，就像刚才主持人讲有了电视好像就要取代收音机，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事情，这可以是共生的。所以，我们更应该讨论的是媒介的生态，包括我们财经媒体的生态。在这个市场里也让我们感觉比较不公平的地方，大家可能以为你是发改委的报纸，发改委号称小国务院，可能会管好多的事情，好多的领域，可能它只要支持你一点你们就会活的很好。

　　主持人：焦总，我不好意思打断你，这也是我刚才特别听你说了“发改委”、“新闻办”这些关键词之后我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你们应该不太在乎广告吧？

　　焦玉良：不是这样的，我们这张报纸恰恰跟一般公众理解是不一样的，刚才我就讲在我们传媒用我们经济学的语言它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就是在这个市场里是有垄断的媒体，我在这里不说大家可能也知道，是那些可能有不同的政府支持的，但是我们这样的媒体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在市场里的，因为我们叫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没有任何财政经费的支持。所以，我是想对于我们财经媒体共同的一个挑战就是你怎么找准你的读者是恰如其份的正好是你的读者，然后你在供给水平上能够达到他的需求，契合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活的很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其实您刚才说到一个概念，哪怕你是小众的定位，只要你抓准了需求也能活的很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台下坐着的时候跟大连新商报的副总编辑耿林女士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她们观察有一家专门做农产品的报纸这两年活的特别好，详细的情况一会儿耿总愿意交流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关键词是在这个小众市场上你能不能找到一个精准的定位。

　　焦总，您刚才说到小众，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类似于定位小众市场的报纸呢？

　　焦玉良：是这样，我们报纸的定位，当然这个定位听起来会觉得比较宽泛，叫所谓官产学。因为我已经读了多少年的《参考消息》，它的读者定位也是官、产、学，但是我们官也好，产也好，学也好，我们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些相应的细化。比如我们的报纸宏观性比较强，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以宏观经济报道见长的这么一份报纸，确实一说到宏观经济专业性会很强，什么总供给、总需求这样的概念，可能从读者的角度，一般的从官的层面，比如乡镇长可能会读不懂。所以，我们官这块就定位在县以上的主管财经工作这方面的领导。当然产这块从我们这张报纸诞生的时候我们就期待海内外的投资者能够有所关注。学这块也是高校的像财经院校对我们这张报纸还是比较青睐的。

　　主持人：刚才四位媒体界的前辈都就自己的媒体当年的运营情况给我们做了介绍，并提出了一定的解决方案，接下来请四位详细的探讨。

　　首先我要问力奋老师，因为真正能够做到向读者收费的全世界的媒体没有几家，但是FT是在里面的佼佼者。所以，大家有的在讨论未来我们媒体的商业模式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钱应该从哪儿来，我们到底应该去挣广告主的钱还是让读者替我们掏钱，您能不能分享一下付费这块FT的成功经验？

　　张力奋：其实近代报纸从17世纪以后，其实基本上过去三百年里整个盈利模式没有太大改变，基本上报纸是作为一个商品，报纸靠报纸的定位，靠它内容的定位来吸引人口当中的某一个群体，然后广告商，报纸打造成一个群体然后卖给广告，以这样的做法来构成一个产业链或者说是一个商业的链条。

　　但是现在在新媒体我们得考虑一个问题，第一刚才我没有提到的现在目前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金融时报是不是活的比较好，也不在于中国企业家活的比较好，是看一看整个媒体的生态，我觉得有两点是出现根本的变化。传统的读者已经在消失，并且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消失。

　　一个月前我在广州有一个讲座，我问了在场的150几个记者，说你们在过去的两周当中有没有人用自己的零用钱买过报纸，这个比例不到5%。

　　主持人：我们现场来做一下好不好？我们把力奋老师的这个问题现场来请教一下我们在场的嘉宾，尤其各位还是媒体人，您在过去的两周内自己掏钱买过报纸的，如果有的话请您举手，我们大家看一看。杂志算吗？

　　张力奋：先报纸吧。

　　主持人：我看不太清，下面有人举手吗？没有。杂志呢？好一点，大概有三四位吧。

　　张力奋：至少对何刚和振红来讲是个安慰。

　　主持人：我再多替你问一句，每天在门户网站上浏览新闻的有吗？有的话请举手，好像多一些，我看不清有多少，差不多有十位。每天都会刷微博，刷微信的朋友请举手，都举了，我们台上也举了，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数字看出当前的一些趋势了。

　　张力奋：所以，我就在想，我不太谈FT的事情，既然问了我就想说一下，其实这个理念是这样，第一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第一，好的内容它一定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东西一定是有一个价格，你在这个市场当中如何去寻找这样的价格机制，我想每个报纸，每个杂志会有不同的做法。从2000年以后，当时整个西方的欧美媒体总体的思路有两种，并且是非常独立的。报业大王默多克当时非常强调在新媒体时代，在网络时代内容一定是免费的。我们当时采取了一个不同的做法，当时我们的声音非常之微弱，因为也不知道能不能在市场中找到一个价格机制，能够把我们以前从广告商广告能够收的钱我们现在变为转移支付，能够从读者直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来支持，从经营上直接支持内容生产。

　　目前，FT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从2007年，2008年开始我们主要做了三件事情，一个是保持总体的发行量不降低。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纸板的读者逐渐消失的过程中，第一，我们能不能看它能够销售的速度慢一点儿。第二，能不能让它坐一条船能够从纸煤过渡到数码船上。这一点来讲，我们现在目前是小有斩获。历史上FT是1888年成立的，今年是125年。在纸版的历史时期，我们最高的发行量是每天50万份在全球发行。去年的6月份我们其实是取得了一个小的突破，也就是我们纸版的发行量加上网络版的收费的发行量加起来我们超过了60万。今年的情况出现了一些更好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目前的数码版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我们纸版发行量的10万份。所以，我们整体想保持中国政治所讲的土地180亿亩的红线这是我们的底线，就是我们任何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保证现在目前不能低于60万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逐渐的一方面让纸煤能够尽可能的延长寿命，因为纸煤其实目前还是有非常高的商业价值，特别对FT这样一个非常专业的报纸。我们目前一份纸煤的报纸读者所创造的价值目前至少是三个网络版的读者的价值，但是这当中的价格差在缩小，这一点我非常同意中国经济导报包括何刚所讲的，并不仅仅是财经传媒才天生拥有向读者收费的权利，其实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各种服务都有需求。所以，我一直开玩笑讲，大家都喜欢养狗养猫，如果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兽医，我以自己的品牌做一个小的网站就是为中国的爱狗爱猫者提供专业的不受商业利益影响的网站。我认为它如果每个月收我30块人民币的话，我是愿意支付这样的一个服务，包括一些跟家教有关的，太多的服务中国是有需求的，但是目前没有人提供，还是有很多很多产品我们是可以让它既响应了社会需求，同时也让它尽快的实现商业价值。

　　主持人：您觉得向读者收费这件事情，FT的成功经验您觉得是可以被复制的。

　　张力奋：第一得相信，内容本身来说是有一定的含金量的。第二我认为不可能，现在比如你问一些商业营运比较好的报纸，你仔细问了以后才发现直接来自内容生产的这一方面的收入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是有报业集团，以前比较成功的一些房地产的投资，这方面是大大的补充了目前的收入这块，所以，这方面中国有很大的特点。第一，不管是何刚也好，包括振红做的，你一定要在内容上有足够多的投资。

　　在中国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总编辑在讨论问题我们都不知道编辑部成本是多少。其实我们现在在FT来讲的话最大的开支是编辑部成本，其实内容是非常非常昂贵的，要打造好的内容是一个需要有非常高投资的东西。

　　第二绝对不要以为在互联网时代，因为技术平台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就需要无限的信息，其实我自己觉得人对高质量信息的需求其实是有限的，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生活当中的噪音，关键是有人得提供给我，如果没有人提供给我的话，我们就会处在这样一种信息无序的状态当中。

　　主持人：其实向读者收费这件事情上，刚才力奋老师讲到的《金融时报》的经验证明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包括何刚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小说写的足够精彩，你每天12点之后愿意支付一毛八分钱去看内容，这个逻辑也是成立的。

　　两位刚才的解读有个共同点就是这个内容真的要足够有吸引力，无论他能让你产生充足的阅读快感，还是像FT那样在内容创作上有极大的投入，让内容极其有价值，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在于你的内容真正有价值，而不是大规模的同质化的竞争，非常感谢力奋老师的分享，我想邀请大家送给力奋老师一点掌声，谢谢。FT金融时报为媒体人趟出一条路，至于你的内容未来有没有可能向读者收费还取决于每家媒体自己的真功夫了。

　　接下来我想请教何刚一个问题，其实很多年前大家都在说纸媒的转型，后来我们也发现很多的纸媒都建立了自己的官方网站，纸媒如果向互联网转型的话，它究竟应该怎么转型，是不是我们有了一个自己的网站，我们把报纸、杂志的内容搬到网上，我们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微博帐号把我们的内容推送到微博当中，包括现在有公共帐号，就完成了纸媒向互联网的转型呢？

　　何刚：这是纸媒电子化和网络化的第一步，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它向互联网或者新媒体的转型我觉得无从谈起，基本的介质要有。但是可以算一个账，我们把它量化一下，我随便乱假设数字，因为新浪财经的商业秘密不太清楚，比如通常一个以财经网为例，财经网首页大概的浏览量跟新浪财经做一个对比的话，大概数1%，相当于新浪财经的1%。我们假设有一个广告商要在新浪财经投三万块钱的广告，按照广告的比价来算的话，财经网拿到同样业主的广告就是300块钱，但是其实这个投入并不小。

　　在我看来如果纯从商业角度来看，我觉得99.99%的媒体独立的所谓的门户自己的纸媒附载的一个新的网站事实上它是没有商业价值的，或者它要达到商业价值的话要等我们这些门户网站都消失之后或者门户网站转干别的去了，或者中国的门户网站都严格的按照版权来用高价买别的内容，那时候其实我们的网站更多的是变成一个password进去卖内容给新浪的一个传输通道，而不是自己一个独立的东西。所以，我的意思只是把它网络化是绝无可能往前走的。

　　当然，力奋刚刚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它的这种独特的内容，直接定位于读者来做这种收费，形成一定的粉丝和社区，形成阅读的黏性，这种情况我知道包括在财经和哈佛商业评论目前也正在发生着，但是我个人对这种模式，从商业广告价值的长远可持续性我表示怀疑。比如我们说力奋他们还有一个优势，毕竟海外有时在中国半合法或者合法拥有一个中文网站的目前不多，我们假设都来了，我们知道名字的我们尊敬的所有的这些海外商业类的媒体或者财经类的这种纸媒都建立了类似的附载的网站之后其实对于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挺大的挑战，或者除非人民网[微博]、人民日报它转成了另一种大规模网站的方式，你也可以财经相关的和讯它事实已经完全超越了纸媒，它形成了一种新的按照互联网的逻辑和模式来采集内容，来提供服务，但即使如此，比如我们说从广告商的角度来讲，新浪财经和和讯网整个网谁的投放价值更大？其实仍然是一个问号。所以，在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不乐观。

　　出路在什么地方？如果纯粹从内容传播的角度讲还是回到那个东西，你提供的内容是可共享的，是其他渠道也可以得到的还是你这边相对集中，相对比较独特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假设有了这个前提还有第二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获取的便捷性。我们也做一个测试，每天看腾讯客户端的新闻客户端的同事们，当你们上微信的时候，腾讯推送的那四条新闻各位是看还是不看？

　　主持人：我们现场做一个调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阐述清楚没有，在您的微信当中，腾讯的官方帐号，腾讯新闻会每天推送四条新闻，有看的朋友吗？选择看的朋友举手，看不太清，应该还是比较多的。

　　何刚：不少，我的意思是在严格的法律和版权可以买卖的情况之下，这四条新闻是可以卖很多钱的。假如说财经每个月能提供三条新闻，每个月有三十天，或者导报能提供五条新闻，这几条新闻是卖钱的，但是请注意这条新闻不是从财经网、财经手机端或者从导报端上，它通过了一个非常便捷的庞大的强大的一个用户端来获取。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的纸煤在向新媒体转型的时候，你内容要做的足够好才有可能性。第二是你的便捷性是无比要命的，为什么多数纸煤无法向新媒体转型成功就在于你无法提供一个便捷的庞大的天文数字的一个入口，没有这个入口纸媒的前途往新媒体转，纯粹从内容收费的角度讲希望是比较渺茫的，而纸媒要收费的话是从别的方式。

　　主持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我把它总结成内容和渠道之间的博弈。其实很多传统媒体的同行都在说，其实传统媒体很苦逼，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都在给门户网站打工，后来变成给微博打工或者给微信打工，我们发现真正能产生巨大商业价值的在渠道这个环节，就像何刚刚才说的，你的便捷性、可到达性，你是不是掌握了用户可接收到信息的渠道，但是我们广大的尤其传统的媒体我们其实是内容生产者，我们没有渠道，就成为整个在产业链的利益分配中非常吃亏可以说是受剥削的。

　　张力奋：这一点我想插一句，我觉得我们作为媒体人自己应该做反省，如果我们对自己做的内容本身的定位和价值有一个基本的体认的话，他怎么可能拱手相让新浪，你刚才也说了过去几年我们这些传统媒体都在为新浪和腾讯打工，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自贱行为，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作为一份报纸，不管是财经还是财新，就举何刚的财经吧，第一你得要认定你本身你的编辑团队你作为总编辑你的劳动，你的判断，你的专业训练本身是有价值的，然后你应该坚持说我必须在市场当中找到一个询价的机制，但是目前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目前的媒体其实对内容本身的一种轻视，特别是在价值上的一种轻视，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可能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把目前的这样一种错位，现在在中国媒体，我自己回到中国工作几年，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老媒体人在做新媒体发现两个问题，一个是真正做内容的人和真正能够做内容的媒体说实话自己把自己轻轻松松的卖了出去，而那些现在对渠道非常擅长，对技术有非常精道分析的他本身又缺乏做内容的能力，这个我认为是一种资源上的错配。如果这两个力量能够有很好的结合的话，我认为中国媒体的新媒体之路还是有希望的。

　　主持人：何刚怎么看？

　　何刚：我觉得力奋跟我说的不矛盾，我其实因为先前置了一个前提就是你有足够好的内容，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想特别顺利的转型，只有足够好的内容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这个媒体传播的时候，新媒体传播的便捷性是无比要命的。对用户来讲，我不会下载15个客户端每天把这15个端都看一遍，我最终慢慢的就是从这15个端里就看两个到三个端了，这两个到三个端要么是你的，要么是别人你可以去共享的，如果不是你的，你又无法跟别人共享你就被抛弃了。这是非常残酷的。

　　因为我们今天参加新浪的活动我们不应该提更多的腾讯，但是这就是现实的一种情况，我记得两年前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谈腾讯的微博，虽然它也有微博，我们谈的都是新浪微博的大V他的传播，他对于社会的巨大贡献，但今天我们不得不谈腾讯，不是因为新浪的微博做的比以前更差了，甚至它有些技法、手法比以前更加的纯熟，规避各种政策风险引发话题的能力更强了，但是尤其跟移动互联网相结合，包括平台本身独特的一些价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浪微博的特性和腾讯微信的这种特性是完全不一样的。也许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腾讯微信符合另外一种特殊的隐秘的高黏性的人性，所以，它就成了一个强大的渠道，这跟你内容做的是否好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所以，力奋说的跟我说的不一样，因为媒体人尤其是编辑我们会特别强调内容要足够好，包括财经，包括FT，包括国内国际有很多媒体在内容上是非常舍得花钱的，内容也是特别特别好的。

　　比如我举个例子现在攻财经关的人怎么攻？他知道让财经部上稿子难度特别大，所以，最后一条的要求就是通过特殊的渠道能否不上网，只要最后财经发来的稿子不上网，阿弥陀佛，虽然财经大概有二三十万的发行量，who cares？，他就说因为你没有上网，没有千万人、亿万人的口水和板砖，所以，我可以接受。那意味着什么？虽然财经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挺大的，但在渠道的掌握上财经就是弱势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未来在向新媒体转型一个潜在的隐忧，除非我们跟一个更大的或者我们创造一个或者我们跟更大的一个平台跟渠道相结合，比如我们变成中国电信[微博]或者中国移动[微博]我们能创造一个很好的渠道，否则我内容传统过程中会有一种效率递减的作用。

　　主持人：确实，未来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网的争夺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入口之争，谁抢占了这个入口谁就能独霸天下。如果对于传统内容的生产者我们暂时还没有成为入口，成为管道，成为渠道的能力的话，是否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比如像你们的竞争对手，像财新做的那样，我内容就是卖钱的，就是要付版费的，你爱上就上，你们有同样。那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在做免费的时候，你们做付费，财新也好，财经也好，都是中国最好的财经内容的生产者，你们会觉得有所被孤立吗？如果你的内容没有到那么的不可替代的话，这是否会是一个吃亏的生意？

　　何刚：首先，确实这样回答刚才力奋讲的，你这个团队和你的战略是怎么定的，因为免费的情况通常情况下看起来会获得更大的关注度，但是如果我们把媒体作为一种生意，而不是一个艺术品，不是一个纯理想的话，我们最重要考虑到投入产出，投入了那么多的钱去做内容，人力、物力、财力，你总得有一个产出的机制和方式。原来我们通过获得注意力，获取广告，获取会议，获取其他的收入，如果这个转换的链条被断裂之后你必须找到新的链条，否则的话你就真的是为大众做生意。

　　今年3月份在伦敦参加一个讨论会的时候，当时欧美的严肃媒体的人曾经提出一个建议，说所有做严肃新闻的，无论是财经还是社会新闻，做调查性报道，他是为公众利益做事情，所以，不要让他们商业化。怎么办呢？借助BBC和NHK的模式把它公共基金化，我们专门有一笔钱养着你们就是做这个关乎公众利益的最重要的严肃新闻的，后来大家发现谁来管这个基金，怎么来分派产生的corporation，可能和低效率又是一个问题。所以，最后这个讨论没有解决方案。

　　我要说的是如果你选择了收费，你就要按照收费的方式去做。什么叫收费呢？你要让你的读者觉得我花这个钱值，比如我读那个小说，那个小说其实就是一个网络作者写的，我就觉得我每天晚上花一毛八我值。所以，我就愿意付费。反过来说如果他免费给我看，我也不会免费看了就庆幸我免费了，无所谓，我觉得值的时候我会花钱。反过来我觉得不值的时候你免费给我看那么多的网络小说我也不看。

　　主持人：在这儿我有一个跟您类似的经历也想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科幻作家刘慈欣，他的《三体》系列，我其实首先是在网上看了盗版，很不好意思，因为当时没有来的及买到书，我又特别着急想看，网上能找到我就看了，看了之后我专门又去买了一套书，我觉得应该对这样一个伟大作家的支持，其实我已经看过了，但是我又买了一套书放在家里，因为这个内容足以好到让我觉得我应该掏这个钱。所以，可能对于传统媒体的解决方案也在于我们说内容为王，你的内容真正有没有好到让人值得掏钱的那个程度，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核心之处。

　　其实媒体通过内容来产生效益，这只是传统媒体的一个玩法。还有另外的玩法而且也玩的风生水起的我想请何振红社长给我们介绍，就是以媒体作为平台整合其他的资源来创造效益，这套玩法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已经做的非常娴熟了，无论是中国企业家年会还是商界木兰，包括我们昨天晚上的临港晚宴一系列的活动也成为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创收的一个重要来源，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套游戏？

　　何振红：其实我刚才听何刚和力奋讲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要素，用户，用户这个要素他在哪里？你的消费者，包括刚才何刚讲的一个例子，新浪网和财经网流量的比较。投放广告是这么投吗？我觉得一个广告商他不会这么投，因为他要投给看的人。可能你的财经网的流量很小，但是是精准人群，它可能投放的比新浪财经投放的还会大。所以，这里面要考虑一个用户。中国企业家杂志这些年一直定位为一个阶层的声音和生活，就是定位为做企业家的声音和生活的报道，应该是一个精准的人群。基于这个人群的定位，我们除了做内容之外我们又做了一些平台，比如一些会议平台，刚才何刚也说了，会议平台现在它给财经带来了非常大的收入增长。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因为我们有一些会议历史比较长，比如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包括刚才提到的商界木兰年会，我们还有一个未来之星年会，还有两会沙龙，都是十几年的历史了，这些会议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收入之外，它带来的品牌影响力和用户的黏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基于这个我们还有一些俱乐部，就是基于人群的，比如我们有理事会这样的俱乐部，有木兰会这样的俱乐部，有未来之星俱乐部这样一些基于人群的，有了这样精准的人群它就有可能产生价值。我也注意到从去年开始我们的商界木兰会这个组织大家都会来说，现在就来找我们，说要跟我们合作，投放什么的明显多了很多，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精准的消费的人群，应该是生活方式的引领者的这么一个人群。

　　当然我也会想这样是不是未来，我们这样做下去是不是未来？现在这种模式各个财经媒体或者各个媒体也都在做，也不是中国企业家杂志独到的，我们接下来应该往哪里走？我一直在想张瑞敏的例子，这些年我连连续续每年都去一趟海尔，每年都跟张瑞敏至少有一个小时以上的交谈。我就在想他在做什么，他这样的一个企业了，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传媒应该从张瑞敏的实践中得到一些启示，虽然现在张瑞敏不能说他成功，他只是在探索。但是我觉得他特别勇敢做了一件事情，把传统制造业给拆散了，和信息技术完全融合在一起，重造整个生产的过程，生产方式。

　　我觉得传媒大家讨论的时候就会讲你的内容有没有价值，你的渠道是什么，你的用户是什么，我这段时间会在杂志社讲我说你就把我们当成一个工厂，我就是一个企业，你就是一个企业，你就是一个行业，你就是一个传播行业，每一个人做的事情都是为产品服务的，产品都是为用户服务的，用户是一定有个人买单的，你找准这个东西我们一定就能转过来，如果你不是这样的方式你可能就不行，比如我们之前是生产内容给第二个人看，第三个人买单，广告商在买单，无论未来还是这样吗？如果还是这样现在广告商已经不买单了，我能不能找到第三个人买单我这个模式还能玩下去，如果不能找到第三个人买单，第二个人为什么买单？有可能为你的内容价值买单，还有一种我就是为你服务买单，还有就为关系买单，你不为他提供任何的价值，你是一个平台大家都来了，来了他在这个平台上自我创造价值，认识了很多人，他们有交易，他觉得我可以很值，不需要做什么。所以，媒体我们在转型的时候思路不妨再放的宽一点，再放的宽一点，不要纠结在内容这一个上面。

　　当然，我非常敬佩比如FT，包括财经他们做的内容付费的这个收费的模式。其实大家刚才都讲了你的内容是不是真正是个好内容，什么叫好内容，是谁来判断？是我作为媒体人，我作为编辑、记者来说说写的东西就是个好内容还是看到他的人说好内容？我怎么生产让那些看到的人说的这个好内容？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变革。如果能实现这种变革，我老跟我们编辑记者说，我说你们必须改变你们的生产方式，你们不要不理解生产方式这句话，你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拆解的，拆解完的动作你为了谁，你做这件事情为了干什么，是到那个目标去吗？是给用户去吗？不是就错了。你把每个动作都细分了以后指向一个方向，指向用户那我们就能转型成功，否则就不行，有一天可能你记者的那些小情调，你觉得自己可以沾沾自喜的东西用户全都不要，用户可能就要信息，就要观点。所以，如果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能够真正的把你的用户给找到，我觉得我们转型可能就会容易一点。

　　主持人：其实在这一点上现场还有一位在寻找用户需求，包括也做很多活动，跟中国企业家杂志类似一样也很成功的嘉宾，我们也想请他来现场分享一下我们的《IT经理世界》的总编辑黎征，因为我们知道IT经理世界是做很多业内的活动，其实对用户需求的把握也相当的精准，这一点您怎么看也跟我们谈一谈。

　　黎征：可能跟每个媒体定位的基因相关，因为IT经理世界它创刊以来就是关注的技术推动的商业变革。所以，随着技术，尤其是互联网IT技术在更广泛的商业里的运用的话，我们按照这条线索就很容易找到我们的目标对象。比如在传统企业里可能最早是CIO在推动IT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到现在数字营销变的非常的关键，CMO这个角色对IT和互联网技术的关注度也在提高，当然现在电子商务对传统行业的营销模式，产品的生产方式都带来了变化，传统企业的这些管理者、CEO或者COO等等他们也对IT互联网技术的关注度也在提高。我们是按照这样一种线索为这些人群提供精准的他们关心的这些价值内容。当然，因为有这样的价值内容我们就会聚合这些用户，聚合这些用户我们就可以为他提供相应的增值的服务，我们基本上是按照群体进行圈子化，我们每一个人群都有线下的俱乐部，比如我们有中国最大的COO的俱乐部，也有最大的CMO的俱乐部，我们也会马上成立中国电商人的俱乐部等等，有了这些目标的人群之后，它会有跟他的运营管理推进的内容和相关服务的需求，我们就组织这些内容和服务。组织的方式我们也通过线上的平台为他们提供“7×24”小时的服务，这样形成一个很好的链接，大概是这样。

　　主持人：非常精彩，其实刚才黎总讲的跟何总讲的有一个共同之处，你们都反复提到了圈子和人群这样的概念，我们要精准的找到究竟我们的用户是谁，看我们内容，对我们有需求的那帮人是谁，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何振红：我还要稍微补充一点，因为我们刚才说我们现在传统媒体遇到了一个比较严峻的时刻，大家都去找用户。这里面一定要注意一个倾向不要一味的迎合。就是因为用户能给你带来商业利益你就去迎合他，一定不要一味的迎合，因为你是传媒，你身上还有另外的一种责任。

　　主持人：这里面也是一个度的问题。说到这一点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我也去参加了一个传统媒体人的读书会，这个会上都有谁呢？说到圈内的朋友大家都应该很熟，有何丽，有牛文文[微博]，有211刘周伟(音)，何刚：去了，我们那天也见到你，都是一群从纸媒出逃的传媒媒体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困惑我想也是我们大家的困惑，像刚才何社长说的我们传统的媒体人我们只有读者和广告，我们只有A和B，我们的内容是给A读者看的，但是买单的是B，所以，我们并不清楚这个A是不是真正需要我们的内容，因为很多报纸，包括杂志现在卖的都不是很贵，包括互联网的内容都是免费的，我们推送给A，然后B为他买了单。但真正我们的内容到达是哪儿其实是要找到一个C，包括牛文文也在分享说他们杂志只是一个平台，真正为它赚钱的是黑马大赛和黑马营，因为他们找到了用户在哪儿，为这帮人提供精准的服务他们就产生了价值。

　　何振红：但是这样走下去它还是传媒吗？这可能是要问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你觉得呢？

　　何振红：我觉得如果它再这样走下去不回归的话，我觉得它慢慢脱离了传媒的特性，牛文文也开始宣称它是一家互联网的公司，当然我也看到你们分享的那些内容，博文也说等他理好这些产业链以后，他可能还会再回来做杂志，但是再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中间传媒的成份还有多少。

　　主持人：我想听焦总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焦玉良：现在转型好像是一个热词，昨天李总理的讲话核心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就我们媒体来讲这个转型可能还有一些误解，感觉我们说转型就是撒手不干了，我们推倒重来重新做一些事情，其实不是这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转型是什么？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所以，刚才我们这几位几乎都同时提到怎么提高你的附加值？那你这个产品一定是有价值，一定要值得人去买。

　　从我们导报的实践来看，我是觉得提高附加值更重要的是打造一个全产业链，比如我们除了报刊网，还有咨询公司，搞新能源咨询的，实际上等于在媒体这个产业链上，在每个环节上尽量的吃干榨净。

　　刚才几位嘉宾讲到更多的侧重于媒介自身在做什么，在转型，在发展，其实我觉得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之外，从我们国家宏观层面还是要加强相关的一些制度建设。比如刚才我讲到我们传统媒体就像张总讲的，我们对内容都投了很多钱，一大批边缘记者都很优秀的，我们单位来讲就有若干海归从国外协会来的，我们做了很多，互联网只要指尖一动就去。在我们国家宏观层面可能需要加强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的建设，就是在互联网这个领域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或者制度创新。

　　另一方面，我们提的都是媒体界自身的努力，其实我们没有想到一开始我讲的媒介生态，就像一个传统的产品一样我们有话筒，我们可以吃饭，我们可以有神十这样航天的，但神十是一个什么样的成本收益结构？它是不计成本的。为什么？因为它属于纯粹的公共物品，是有国防，有各方面的功能。我们媒介其实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媒体承担的功能，承担的只能是不一样的，哪怕你是不一定是神十这样纯粹的公共物品，你可能是准公共物品，但是准公共程度的财务可能不一样，有的3%，有的5%。在这方面从政府的角度应该是有所支持的。

　　主持人：我们听台上的嘉宾讲了很多，我们台下也有很多媒体的同仁们，大家也多交流交流，看大家对于新旧财经媒体的突围转型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跟我们分享。刚才是李总跟我们做的分享，还有其他的朋友愿意有什么想法跟我们讲一讲吗？我们要不请邓总说两句？

　　邓：这次主要是来听的，我所在的单位是天津广播电视台，应该说是传统媒体。

　　主持人：好，谢谢，明年达沃斯在天津举办，我们到时候可以跟你做深度的交流。我们刚才听了很多都是媒体界的领导者，领袖，都是管理角色，我接下来也想看看我们有没有具体的在做业务线的一线记者能够从年轻的新闻媒体后辈的角度来跟我们讲一讲。

　　我不知道张勇还在吗？已经不在了，我们现场也邀请到一些记者朋友们，我们也请立殿看一看我们一线的记者同行，可能没有刚才几位领导年龄那么大的可能我们属于业务骨干这样的朋友，有吗？没有。今天主要来的还都是领导。我们再请其他的领导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看法把。

　　好，我们有请中国经济周刊的主编黄主编跟我们说两句。

　　黄：我主要是来听大家观点的，谢谢。

　　主持人：黄主编，这么着，我问您一个问题，因为我穿插明年相对来讲比立奋、何社长、何刚，焦总要稍微年轻一些，据你观察到的现在二十多岁，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的一批，新的新闻媒体的毕业生，从业者，他们对这个行业的乐观程度怎么样？在选业的时候他们是否还愿意去通过记者、编辑这样的工作呢？

　　黄主编：我们跟他们交流比较多的他们还是觉得这是份工作，倒没有想那么远，这是现实情况，你要相对成熟来说，对我们财经类的媒体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台上都是我们的前辈，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所以，我们在人才方面有一些资深的记者，的确是一个瓶颈，尤其处在成长型的那种媒体中是一个瓶颈。

　　主持人：我进一步问你一下，因为财经口的记者特别容易转行，做了几年记者后，业内的资源也有了，特别容易跳到，比如跳到甲方某个大企业做公关市场的工作或者被公关公司挖走，利用之前积累的业内资源，如果转行的话收入都会比媒体高很多，你们是否业面临一个这样的困境呢？

　　黄主编：一样的，这是共性的问题，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马上就流走，好的人才我们也留不住，就是这个问题。

　　主持人：这一点台上的嘉宾就没有你们的解决方案，靠什么留住人才，这可能对媒体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黄主编：我觉得很多事情不管技术如何变，不管平台如何变，有一些行业，有一些专业性根本的东西我认为是不会变的。

　　就拿《金融时报》来讲，我有的时候也会为我的一些前同事，我觉得还是蛮自豪的，我去伦敦，去过金融时报总部的话，一桥之隔，对面就是金融城。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东西让我的一些前同事在这里工作二十年，三十年，我还有一个前同事，今年12月份就80岁了，他已经为FT整整工作了60年，现在还是我们的专栏作家，他现在手脚已经不方便了还每天坚持到办公室，他每两周写一篇专栏，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认为还是刚才何社长说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觉得一个有价值的职业大概有那么几个东西。第一你的用户也好，你的读者也好，大概有三个东西能够进行分析。

　　第一，你所体现的一些价值观他是认可的。第二，他1它是需要你帮他来做出一些判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大量的资讯来做判断，为什么我们需要报纸，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份报纸，而不是需要那份报纸，是因为我们本身我们的背景，我们看事情的做法，是说我需要用你来作为一个工具让我能更完善。

　　还有第三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好的内容什么东西？它能够成为你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比如我们最近FT我们因为考虑到整个产业的变化，我们在美国好几个市场上，比如我们最近把亚特兰大的印刷厂给关了，一夜之间我们就少了一万份。比如迈阿密我们有两万份，一万九千份我们现在要尽快的完成这些读者从纸版到网络版的转型，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我非常同意平台的重要，基础的重要，但是我认为中国对平台技术的吸纳，以及对技术的投资我认为对中国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所有的传播科技在中国都已经得到了最极致的发挥，你能想想微信，你能想想微博吗？

　　我可能是一个比较老态的讲法了，我觉得还是最终回到一个东西，到底是靠什么东西来支撑你这个行业。这个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大学当中最优秀的人可能五年、十年以后他就不肄新闻业。我们自己80年代考复旦[微博]新闻系的时候，我自己可以很自豪的讲当时就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是一个考分最高的专业，但是我们再过半代人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能不能靠这个职业来维持生存，我们能不能靠这个实业来实现我们一些专业或者价值上的一些东西，这个我现在看起来我觉得的确在中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主持人：这一点在中国的媒体和在国际市场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我们去看白宫或者唐宁街的发布会，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白发苍苍的老年记者，他们一辈子都在从事这个行当。我想正如力奋所说的他们为什么能在这个行业坚守？一方面是因为有他们内在的理念，价值在。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是因为媒体给他们提供了一份足以体面生活的薪水。说到这个问题，其实对于当下很多年轻人的选择来讲，为什么媒体做到一定年限之后好像就必须考虑转行，是因为媒体的薪资结构不像别的行业有一个一直阶梯度的增长，对于很多媒体的具体业务从业者来说，如果你不当领导的话，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个是不是也是媒体留人的一个瓶颈呢？

　　何刚：我觉得不尽然，其实要分两个维度来看，在西方世界刚才力奋举的这些例子，河对面就是金融城，河这边是FT，FT的人理论上按照中国的说可能这个人过两年其实可以到河对面去干活的，但他不去。为什么呢？刚才他说了理想这个层面和职业的连续性。

　　第二个我们要承认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西方世界竞争的充分程度和专业程度要比我们要高，比如河对面金融城里做的人他可能大学的时候就学金融的，假期的时候就去投行实习，开始做分析师，做交易员，做交易主管，做BD的主管，进而逐渐做到了VP，做到了MD，它这个路径是连续的，而不是说在这样一种比较充分竞争的市场要你的履历要有积累，要有连续性的时候，一个媒体人比如我们按照中国的逻辑，做了十年媒体，转行去做基金的销售，在中国是可以的，我觉得在美国和欧洲这种难度还是蛮大的，它整个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专业性是第二个因素。

　　我觉得中国目前这种跨行业转换的可能性非常多。因为中国市场的潜力远没有爆发出来，中国市场有太多太多的机会，这种机会每一个新兴行业的机会它人才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只能从现有的行业去抓，媒体接触四面八方，原来跑地产的去了地产行业，跑基金的去了基金行业，跑企业的去了企业，跑银行的去了银行，这种情况会继续发生，甚至跑政法的去了公安局，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一个远没有饱和的市场。

　　第三个我想说的，抛开这些因素，就是媒体自己想留住和延续的给媒体人一个正常的回报，我觉得中国现在还缺几个东西。第一个是职业真正的尊严感，什么叫尊严感呢？比如财新我们有很多记者他们拿的薪水远低于同行的水平，他换一个媒体会当更大的官，会拿更多的钱，但他为什么在财新呆着？包括在财新拿的薪水可能更低，因为他想去哪儿出差只要这事儿是应该做的，从来不会有人说你不许去，财新的一篇稿子可能它的成本就是二十万、三十万，甚至更多，有的他可能做了一年最后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最后一篇稿子出来了，他工作的这种尊严和这种弹性在绝大多数的中国媒体是不存在的。

　　比如我们现在做一个调查，不用举手，从未接受过公司的付费邀请的媒体人有吗？我觉得这个数字会非常非常的可怜。但是我想问一下力奋，你们FT的记者接受公司的付费邀请回来无论写稿还是不写稿，他还能在FT混下去吗？他是混不下去的。所以，什么问题呢？我忘了刚才谁说的，整体中国媒体对内容的投入跟内容所需要的高标准和要求那个反差是巨大的。为什么大家说财新做的还行？其实因为它内容投入相对够，其实别人能够用类似的内容投入和类似的新闻标准去做，我觉得打平财经甚至超过财经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这是第一个职业荣誉感。

　　第二点，收入的阶梯性确实要建立一个专业技术的标准。比如在财经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们的主笔马国川的收入这可以公开的，至少他的工资收入就比我高，他在那儿不像我那样要经常上夜班，他不用的，他天马行空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但他收入就是超过主编的。

　　第三个很重要的给媒体人一个带薪的弹性的制度化的这样一个自由的支配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还是不够的。比如我接触很多的，待会儿力奋可以说一些资深的西方媒体它有独立的，两三年三四年，有一定的弹性支配可以做调研，去做写作这样的时间，这个目前我们是缺乏的。

　　还有我想说的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说选择了媒体，你要认识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媒体不应该是一个高收入行业，媒体是一个有生活尊严的中等收入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如果他确实对于收入比较在意，对收入的紧迫性有很高要求的人确实不应该做媒体，他应该选择别的方式，通过媒体来获得很高的收入即使是媒体行业的大佬他们相对于别的大佬而言都是非常非常可怜。

　　主持人：在一定的生活品质的保障之下，通过充分的制度建设，让媒体人有一个充分发挥的空间，这是何刚的解决方案。力奋老师几次想要搭话，我想知道你想说什么。

　　张力奋：我就觉得现在国内，包括舒立，包括何刚这些优秀的媒体人经常谈新闻专业者，我一直在讲新闻专业者其实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道德问题，其实是一个专业本身的一个利益保护机制。为什么比如一些世界上好的媒体，它没有可能有很多的寻租，它也不太可能有很多的交易，因为它知道它这个平台，包括不管是FT也好，还是纽约时报也好，这些字母背后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你是独立的，它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上寻得价格就是因为你和你的读者，你和市场之间其实有某种契约，就是有些事情别人做的你是不会做的，也因此因为你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你才能够理所应当的从每一个读者手里理所应当的很有尊严的让他们交出他们应该交出的那份钱，这点我认为中国的媒体人应该意识到。

　　还有一点新闻是靠人做的，我现在发现我自己还是要求自己在新闻一线做事情，尤其到了中国以后，当然我每次采访两会，采访十八大，我就觉得我一旦和中国的同行在一起的话我就成了一个怪物，因为都是非常年轻的，特别现在女孩子的比例我估算一下在80%以上，一到了部主任以后，中国现在新闻是一个青春饭。所以，不可能有积累，或者说很少有可能有积累，如果一个部主任到了35岁、40岁他已经不再写文章了，等于像一个外科主任不再开刀一样，你这样一个职业的传承，不管是技术的传承，还是职业的传承，如何继续？所以，中国目前除了广告收入下跌以外，我认为从长期来讲这是个最根本的问题。

　　主持人：我一直想请出一个，刚才我点了一个，但他已经离开了，我一直想点一个年轻的在业务一线的年轻记者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心得，非常荣幸刚才焦总给我们提供了一位他们在现场的同事，是中国经济导报的崔力勇，这位朋友在吗？焦总悄悄跟我说崔力勇在经济导报已经工作了七八年了，看着也很年轻，你从你自己的经历来给我们现身说法一下这个问题吧。

　　崔力勇：其实刚才几位嘉宾也说了，我同意很多点，比如第一新闻记者不是一个能挣大钱的职业，跟同学比，跟其他的行业比这是肯定的。

　　第二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还能坚持在新闻的第一线的岗位上，有几点。第一是我们太忙了，我们没有太多的思考，面对这些诱惑我们媒体人是最累的。第二，其实我们有时候有责任感，因为新闻的工作是非常难的，我从来没有觉得新闻工作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从毕业的第一天起我就觉得不容易，到现在做起新闻来我觉得越来越难。所以，我们做一个难事儿从来没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我们就没有时间来给自己的理由去改变。就这么多。

　　主持人：越来越多的人像崔力勇这样坚守的话，我们中国媒体行业会有更好的发展。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话题都还没有说完，我刚才看到何总还想再继续补充一些什么，时间的关系，最后再给每位发言嘉宾最后一个总结的时间，关于我们今天所有的话题，你最想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们，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最想分享的是什么，在最后告诉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给一点点时间思考一下，思考的时候我问一下台下还有愿意再分享的吗？有愿意说点儿什么的吗？如果有的话可以举手示意我，看不太清，我们还是请台上的嘉宾来为我们总结吧，我们通过最后每位嘉宾的总结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总编辑夜话。

　　何振红：他们都希望想的更精彩一点，我就先抛个砖。我觉得我感触最深的可能就是要把传媒行业当成一个正常的跟其他产业一样的行业来看，它也会经历过行业的低谷，也会有高峰，就像现在很多行业在遇到困难一样的，我们如果正常化的去思维这些事情，按照行业的规律来做，我觉得传媒的春天依然会有的。

　　主持人：周期性的有高峰，有低谷，平常心来对待，坚持自己的本业，最终会越来越好。

　　焦玉良：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媒体都是在不断探索，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我相信就像我们今天嘉宾共同讲的内容为王，包括用户至上这样的理念实践，我相信我们财经媒体的明天会更美好。

　　主持人：还是要内容为王迎来更好的发展。

　　何刚：每一次破坏都是再造的开始，破坏越大再造的概率就越高，所以，每一次出现挑战和危机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接下来挑战危机之后的一种新的新的格局改写的机会和希望，而新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的就是这样的格局改写的时代，我觉得我倒是愿意说“我们生逢其时，舍我其谁？”我们的父辈只能在一种媒体形态上延续到，就像力奋刚才说的我们的父辈、祖辈辈他们可能60年，80年，100年就是同一种形态，没有质的一种颠覆性的变化，我们赶上了这样一个颠覆性变化的时代，其中肯定有风险，但是再创造和颠覆性创新的机会我认为是巨大的。

　　主持人：生逢大时代，拥抱互联网的浪潮。

　　张力奋：对，我是觉得以前中国的媒体，特别中国的新闻业因为一些历史的原因其实一直没有能获得一个机会能够让它重新正视一种专业的本位。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其实不要因为惊恐让我们失去一个正常思考的机会，我倒是觉得新媒体这样一个新的环境其实是给中国获得了一个新的机会，其实开始正常的思考，我非常同意，不管它是作为一个专业还是作为一个产业，还是作为一个职业，我认为现在的新媒体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可能，因为这个新媒体不管是对管制者，对政府，对专业人，我认为这个平台是平等的。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还是非常乐观。

　　主持人：谢谢四位带来的精彩发言。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拉到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今天的惊恐在历史上曾经反复的像一个幽灵一样反复的出现过，当电影诞生的时候，甚至最早我们把字刻在石头上的时候就有古希腊的哲学家说“刻在石头上的字降低了我思考的深度，使我思考变的更肤浅”，后来书籍的出现，电影的出现，电视的出现，广播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包括今天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出现，这种惊恐像一个幽灵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反复困扰着每一代的传媒人。但是我相信微博、微信不会是最终的形态，媒体的长河还会以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创新以新的形态来发展下去。

　　其实回到最开始邓总说的那句话，我们大家克服掉这种惊恐惊慌的心态，以平常心来面对一波一波创新的浪潮，只要我们真正能提供有价值的内容，我们相信内容永不眠，新闻永不死，谢谢大家，谢谢四位。谢谢。

　　我们今天的总编辑夜话到此结束，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酒会上继续做一些交流，老朋友相见这个机会也很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