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3年第一季度)”于2013年3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3年第一季度)”于2013年3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微博]。

　　以下为演讲实录：

　　毛振华：谢谢，今年我们的报告跟过去比是更宏观的报告，讲了很多改革，讲了很多社会心理、环境的问题。过去比较注重经济体本身内在的问题研究，我觉得这个是体现了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扩展。

　　我觉得有一点我很有感受，就这一点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也可以说是一种补充。就是关于企业家移民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其实是个蛮大的问题，社会有很多解读，陈教授的报告也说了差不多有3/4的企业家已经移民和准备移民，一个是27%，一个是47%，这是蛮大的一个数字。本来中国的企业家是一个新兴阶级，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没有这样一个阶级。所以中国改革开放里面产生了两个阶层，叫阶级也可以。一个是农民工阶级，以前农民就是农民，以前是没有的。第二个是企业家阶层，过去中国是计划经济没有私人财富，这两个阶层对中国的贡献巨大。

　　但是人们现在比较关注农民工阶层，因为在社会上还是比较弱势的。另外关于企业家就是有褒贬不一，我是从企业转型做研究，现在也还参加一些企业界的活动，企业界的活动全是企业家在一起的活动，那个氛围跟我们的氛围不一样，那里面所弥漫的还是追求财富、追求成功、追求事业、追求贡献，是那样一个氛围。到了更广泛社会氛围的时候这个阶层是被人们广泛争议的阶层。我自己也是经常来看这个阶层很多人们的不同看法。

　　问题在中国社会里面，我们怎么样看待企业家的贡献，我们讲市场经济是企业家精神的人格化。如果说一个社会、一个搞市场经济的社会对企业家、对创造财富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没有一个合理的评判，那这个社会肯定要出问题。因为任何时代都有不劳而获者，任何时代都有要切蛋糕的人。关键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精神，用什么样的法律基础来完成这件事情。

　　现在企业家移民这个问题还是蛮有原因的，我想了想大概有五个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很现实的问题，国内经济增长放缓，赚钱不容易了。其实企业家移民、不移民是很理性的选择，首先也是经济方面的。我们经济增长面临转型，国际经济调整，所以企业家面临经济环境或经济增长放缓，赚钱不容易，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很平和的事情。觉得这里赚钱不容易了，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是国内的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安全感降低。国内的社会矛盾加剧问题分了好几个层面，从普遍意义上我们基尼系数已经突破警戒线，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并没有惠及所有的人，有相当多的人处于贫困状态的人。或者说他们的改善还持有非常不满意的心态，社会上有涌动着某种重新分配的力量或者说一种思潮。但是我们讲整个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收益分配改革，我们讲的收益分配改革和企业家面临的收益分配改革是不一样的，我们讲收益分配改革的核心是要降低政府的所得，来扩大基层劳动者的所得，成为国内消费的一个最基本的来源。但是另外一块是仇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重庆发生的那些事，当时我们不知道，就是打黑之类的，现在反过来看也是仇富的运动。这些分配没有给老百姓，而是分给了另一批财富，只有一少部分给了老百姓。这种手段、这种运作造成了人们对他们的拥护，对企业界的影响还是蛮深刻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另外是反腐败。在中国过去的政党里面的确腐败也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快速增长，腐败进入到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里面。所以企业面临的生存环境，你要做企业可能要跟官方去勾兑，这样的话就会增加一些法律成本。反腐败本身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反腐败又对一些以前跟权利相结合的事情纠缠不清，我们讲换届效应，就是换届的时候，企业家要走一批，因为他里面的社会关系会遇到一些麻烦，会有这样一些判断的。的确是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是比较激烈的，我是前两天写了一个微博谈这个问题，我看骂我的人很多。我说有人讲企业向官员行贿，就像妓女求得利益卖淫是一样的，卖淫肯定是批评，因为是不道德行为，赚的钱是不道德的，这个是要谴责的。但是如果这一点求利还有值得理解，或者说值得有一些原谅的时候，毕竟是在承担法律风险。我说穿着衣服的妓女和穿着衣服的嫖客在搞风云际会，那就是个笑话。衣服穿上了就去谈天说地，搞国家大事去了。

　　这个问题的确是社会的一个问题，但是有很相当多的企业家选择了移民，有些企业家还是隐性移民。

　　第三个原因是国内的生产环境的恶化，比如霾、各个地方的水、空气，这是人们最基本的必须生存环境，过去可能有问题，但是过去没有这么严重。过去可能有问题没有曝露出来，比如PM2.5，我还蛮感谢潘石屹[微博]的，这也是企业界拼命说这个事，以前讲北京也有沙尘暴，沙尘暴跟霾还不一样，沙尘暴是天然的沙子，霾比沙尘暴还厉害。

　　第四个原因是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人们在近几年发现民营企业越来越不重要，国有企业越来越重要，这里面很大的基础是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面对下行趋势的时候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政策。扩张政策里面很大一块是信贷和资本市场的扩张，我们现在统计有85%的新增的资金给了国有企业，或者是跟国有企业相关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样一些资金大大强化了国有企业在整个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能力，所以他们基本上能够以不受制约的规模和超低的成本来参与竞争。所以在很多竞争里面表面上是竞争，就是拍卖，国有企业去拍了基本上就是他，你的利息高，他的利息低，他想要就拿走了。另外像整治，比如山西的煤矿、油田都被政府各种名义收编，重新回到国有企业的手上，所以挤出效应蛮明显的。有好多赚钱的事你做不了，过去的民营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主要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基本上中国都没有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没有。一个是劳动密集型，但是面临着劳动成本的上升，面临着法律方面的追诉。所以一个老板生存很困难的，如果上保险成本不够，如果发100块钱的工资还要给政府交60块钱才是合法的，不然就是违法的成本。外资企业要交80%，所以很多的企业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的压力下有一个挤出效应，这是很重要的。

　　第五个原因是国外的经济的变化，国外主要经济体的资产泡沫下降，使得有一些人愿意去国外买资产，去买房子的人很多。另外国内的人民币很毛，印了全世界新增钞票的50%多，人民币新增挺多的，这些人出去买一些资产。这些原因都导致了企业家的移民潮。

　　这里面我们要理性分析，并不是都是坏和好，就是这么个现象。我觉得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要从合理的方面看的确有合理的一面，因为中国经济已经由过去的传统商品输出，进入到资本输出的时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经济走向全球或走向发达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早期西方走的道路是原材料，然后是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中国的民营资本走出去比国有资本走出去容易，所以民营资本走出去的时候带来一部分企业家移民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国的投资机会也在减少，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并且它是有可能产生中国未来的跨国公司的一个雏形，因为总是要有一个基础走出去的，在这个意义上看并不是特别坏的事情。

　　从企业界看，企业家自己有一个瓶颈，我做企业自己就有瓶颈，五年前我就觉得我做不了企业，就不敢冒大的险或者有那么大的决心和勇气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法律和官方交流，心理肯定有问题，这样的话有瓶颈。所以在一定的阶段下产生了淡出、退出或者说转出的情况，这个也是比较正常的。

　　另外我觉得从合理的方面看还是有腾空的效应，因为中国现在资金是比较多的，从资金外来看并没有很大的规模会影响中国经济。但是这一批人，这些钱出去了会跟中国留下来的人给一些机会，这也是我的一个观点，我也写过微博，昨天写的，骂我的人很多，说我根本就是错的，各种骂的都有。我说腾空给了一些人机会，这些人会往前面走一点，中国人才多得很，我们也能创造企业，我们也能创造财富，走一点好，不让新的人觉得没有机会，都让他们干了，我们想干也干不了，这也是合理的一面。

　　但是还有很大的问题，在中国来看很多企业家并不是那么平和地去移民，他所带来的问题就是首先是对整个国家经济体来讲，我们中国不是企业家多了，而是企业家少了，企业的经营人才少了。现在中国的企业家的移民就会对一些人才，对企业家人才是一个短缺。有些讲了他们移民后他还在中国赚钱呢，其实移民后和移民前挣钱是不一样的，可能只是保留了一部分做的行业，其他新的会放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因为我认识一些很多企业家，拿外国绿卡、外国护照的企业家都是这种状态。

　　再一个，他也是一部分民间资本的流失，中国投资里面效率最高的应该还是民间资本，我们有很大的官方的资本，效率最高的是民间资本。民间资本是整个资本结构里面发挥出最好的鲶鱼效应的部分，他们的流失会对整个经济体的活跃造成损坏。我们还是要高度关注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人和钱都是流动的，可以去也可以来，所以这些人可以走出去，也可以走回来。过去中国经济在早期改革开放的时候正是一批以各种原因逃离中国的华侨他们带来了国际经验，他们带来了一些资本，他们带来了一些生意的渠道，帮助了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很大的成效。所以说世界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就没有这样的机遇，我们说5000万海外华人，世界上确实没有这样的国家，俄罗斯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说是有帮助的。这些人就回归，或者说动态的回归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些回归我觉得还是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环境的改善，我们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当然这种改善会有一个过程，现在比较重要的是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现在都讲改革，大家都在呼吁改革，改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的改革还是没有找到，我们提出来的路线图、时间表，但是还没有发现怎么个改法，刘院长可能会讲讲改革，大家也比较期望，改革是另外一个大话题。

　　我觉得现在更多的人是看不到该改什么，不要说现在的领导怎么改，换我来说怎么改也说不清楚，什么样的改革是最有效的，是长远需要的，还是眼下需要的，是符合长期利益的，还是符合短期利益的，有很多的选择。我们知道这些改革对于一般的企业界来说最关注的事情就是法的进程。为什么现在吴敬琏现在还提出产权问题呢？改革首先要告诉人们这个财富是我的，不是你任何一个原因、一个想法可以拿走的，就是产权的基础还没有。这个依赖于法制的建立，所以法制的建立里面核心跟中国法制相对立的是权利，因为权利侵蚀法律，在权利面前法律一文不值。

　　有一些改革都能找到一个基点，比如要政府缩小权利，大家知道公权和私权、官和民是一个对立的，就是此涨彼消，如果这方面太强了，我觉得企业界也好，或者每个自由的创业者也好都会遇到压力。我们现在如何削弱政府的权利是很重要的，我不太看好现在关于反腐败的一些说法，没有找到真正的症结。反腐败又回到当年毛泽东时代，不是说政治问题，是现在权利过大，行政权利过大，行政权利深入到公务员的每一个体系，可以没有节制的寻租，这个是登峰造极。如果说通过降低政府的权利，收缩政府的边界，那都不愿意承认的话，我觉得这个反腐败只是一阵风。我曾经在1995年到1998年做过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总裁，三年内我没有见过一个香港官员。不是不见他，见了没有用，他不会管你，你是生意人跟生意人生意就行了，中国人不行，你不限制腐败的源头，那就是很大的问题，腐败也是企业家移民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有两种人要移民，一种是做了很多腐败勾当的，自己害怕要移民。还有再往前走要腐败的，这个也要移民。所以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很多问题，我们谈到最后的时候还是回到改革，而且中国的改革里面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企业家阶层的广泛移民倾向，是整个改革的设计里面要关注的，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