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3年第一季度)”于2013年3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3年第一季度)”于2013年3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

　　以下为演讲实录：

　　隆国强：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同学们，还有媒体的朋友，大家好。每年到了早春三月的时候，可能北京城里最让人期待的一件事就是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这三个主办单位一起办的论坛，我也非常荣幸地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论坛。

　　刚才主讲人和几位嘉宾做了非常好的发言，也非常受启发。我记得十年前吴敬琏老师在写的一本书的序言里面引用了一句话，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怎么来看中国经济？可能也是如此。当我们把它放在全球看到成绩单的时候，看到是最好的一面，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崛起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城市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如果在审视取得成果付出的代价，包括资源代价、环境代价、社会代价，以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上的代价，可能又觉得确实就像今天报告里面讲的，让人非常沉重。

　　但是我想我们要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本身就需要全面来看，避免像瞎子摸象一样只看到了一部分、一个侧面。我们希望尽可能地能够全面地、准确地、客观地来把握基本的走势。刚才报告里面讲到的困境、提出的问题，我觉得恰恰进一步昭示了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性，怎么从过去的一种粗放的发展模式能够尽快地实现创新的驱动、绿色的发展、包容性的发展。其实我想在全社会来说，过去的这些年我们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恰恰反应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是同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认识到紧迫感。

　　而且这里面也看出来困境反应了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它的内在动力也将发生变化。除此之外，我今天想说的不仅仅是中国经济本身处在一个深刻调整的阶段，其实全球的经济也处在一个大调整、大转型的时代。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的发展不仅仅说是我们改革释放了内在发展的潜力，同时我们要看到重大的改变是我们开放，是中国融入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抓住了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重大的机遇。我个人认为一个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产业跨境转移的机遇，中国在这一轮竞争中可以说是最大的赢者。第二个就是我们抓住了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全球总体上经济繁荣、外需旺盛的机遇。承接产业转移是解决的供给能力的问题，解决了竞争力的问题，是把外国投资者的技术、资金、品牌、全球销售渠道，和我们自己的低成本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基础设施、低成本的土地的优势结合，从而使得我们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形成国际竞争力，解决的是供给方的问题。在需求方应该说全球经济的繁荣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现在看到金融危机的爆发，2009年的时候说百年一遇的危机，现在看到觉得有点夸大其词，但是确实这场危机触动了发达国家为主的全球性的大调整，如果对比危机之前和危机爆发以后，还有未来不敢说太长的时间，我们说五年会看到有很大的变化。首先从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格局来看，可能未来的五年里面再很难看到2000年到20007年那段高速增长的情景。全球经济的相对低速增长我觉得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了，企业家也在为这种低速增长时代的到来做调整、做准备。

　　同时增长的发动机，我们说增长格局也在发生变化。过去繁荣的时候发达经济体和新型经济体都在共同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我们说有两个引擎。危机爆发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美国、欧洲，日本当时已经熄火了。未来的五年可能美国会保持一个温和的复苏，但是很难像危机以前那样成为带动全球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欧盟的情况更不乐观，可能会处在危机之中，处在经济的低迷之中。同时新兴经济体企事业会会受到牵涉，增长速度也会下降的。但是对比发达经济体来看相对贡献的增加，所以变成了更加重要的全球增长的发动机。

　　我们说一方面是经济整体速度在回落，但是增长的格局也同时在发生变化。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各国都在想办法，政府在想办法，企业在想办法。我们看到美国、欧洲为了应对危机一方面去救助这些金融机构，采取了宽松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到了今天财政政策弹药已经快用光了，只能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去年的9月份看到吃惊地看到三大经济体美、欧、日同时开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我想新一轮的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的时代是不可避免的，这将会带来很多的变化。

　　除了短期的这种靠宏观政策以外，我们还看到发达国家把它的很多政策的着眼点从需求方的政策转向了供给方的政策，我们会看到发达经济体搞的所谓再制造业化。再制造业化不仅仅是制造业，实际上是一揽子的，包括了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力资源的提升、新技术研发的推动、新兴产业的支持，以及我们看到选择美国招商引资，五年要搞1.5万亿的外商直接投资，1.5万亿是什么概念啊？中国开放了三十年目前累计吸收的外资是1.2万多亿外资，他五年要吸引1.5万亿外资。还提出了五年出口要翻番，所以当审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整个应对危机的政策以后，会发现既有需求方的政策，也有供给方的政策，围绕着我们说的再制造业方面，美国人其实没有用这个词。美国人说的是制造业振兴。而这个制造业振兴的供给方的政策也是一揽子，这样又会带来很多的变化，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各国都开始加大对研发的投入，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新技术革命处在一个孕育期，到底哪个新技术会率先突破形成产业化，能够引领下一轮的增长，现在实际上还清楚。

　　但是有一些露出苗头的东西又让我们很关注，比如大数据，实际上是信息技术革命深化的应用，信息技术应用的空间还非常大，信息技术和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的融合空间还非常之大。谷歌[微博]现在用它的大数据，它就是去分析全球的人点击，能准确预测到流感的流行病。在这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据说用完了一万多个数学模型，这个东西大家想起来海量的数据实际上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是已经存在了，但是怎么去应用这些数据、处理这些数据，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它也会创造很大的需求，谷歌预测说未来五年要有400万人来干这件事，就是应用大数据可以创造400万个就业，这个就业可以想像就不是给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是给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在美国只能满足150万，剩下的250万个就业机会到哪里去？供给在哪儿？它的眼睛又盯上了人力资源最多的印度、中国。

　　除了这些之外还可以看到页岩气技术的突破，美国的能源独立在很快的时间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有人预测说美国2017年基本上可以实现能源独立，它的石油、天然气在北美地区，不仅仅在北美国内，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湾就能够基本满足。这带来的是什么？首先你看到的是能源价格的变化。2008年的时候美国的天然气价格是8美元多一个单位，高的时候是12美元。到了2011年的时候是降到了4美元以下，2012年才2美元多。这就让美国成为了全世界能源最便宜的国家之一了，这就会对能源密集的产业形成很强的吸引力。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对全球能源供需格局的影响，能源结构本身发生了变化，能源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需求更多在东移，供给现在开始西移了，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严重依赖外部能源、资源的大国，总报告也讲到了不仅是铁矿石，能源对外部的依赖更可怕。铁矿石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当有一天我们积累了大量的钢铁用品以后，就像发达国家一样我们就形成了所谓的城市化，就不用再依赖外部的铁矿石了，可是能源不一样，不可重复利用的能源是消耗完还要不断地去进，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我们会对外部的能源依赖会越来越严重。

　　原来美国人老在中东打仗，一会打萨达姆，一会打这个，为什么？是为能源而战。现在美国人说能够满足能源了，还把煤炭出口到中国。美国的煤炭已经出口到中国了，这时候美国人说还要到中国当警察吗？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当。当时他当警察，维护全球的能源供给是跟他利益攸关的，它会不会继续做警察我们不知道，如果它不去做警察谁来做警察，谁来保证全球能源的生产、能源运输的安全，谁的利益最大，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对能源供需、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小小的技术变化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是全球性的。

　　在中国会看到很多其他的全球化推进的方式变了，中国一直在讲，世界银行[微博]也说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之一，是少有的几个发展中国家赢家之一，是我们分享了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好处。过去主要是靠多边推动，多边推动最大的好处是即使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前，我们在不承担很多贸易投资自由化责任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搭便车，我们可以分享多边贸易投资化带来的好处。但是现在呢？多哈的状况可以看得很清楚，是很不乐观的。很多主要的经济体的兴趣已经转向了区域贸易安排，这里面既有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考量，应该说也有很多国际战略的考量，对大国来说区域贸易安排不仅仅是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单纯的经济想法，还蕴含着非常强的主导规则，主导自己能够控制的经济区块的战略考量。所以美国是左右开弓，这边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那边是跨大西洋的美欧自贸区，今年6月份要启动。今天早上看新闻说日本首相安倍已经正式宣布加入TPP的谈判。第一大、第三大的经济体都在考虑新一轮贸易区域的安排，在新一轮贸易区域安排不是我们看到的简单贸易投资自由化，更多是很多新的规则，这些规则里面可能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规则，会涉及到劳动标准、环境标准、国有企业等等。

　　当这些规则一定成型可能就意味着确定了下一轮的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主流的规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会不会被这一轮区域一体化的浪潮边缘化。所以我们看到全球环境的变化对我们是带来了很多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光看到挑战，就像我们这个题目说的就陷入困境，找不到出路了，还有一个更恶毒的词是绝境，我们还没有陷入绝境。

　　同样我们看到中国经济陷入困境要寻找出路，我们看到世界经济的变化，我们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既要看到挑战，看不到挑战我们就找不到合适的应对办法，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机遇。任何的重大变故里面其实机遇和挑战都是同时存在的，这是辩证法。

　　所以我觉得2008年危机爆发以后全世界的人碰到中国人说，说你们中国人都会有智慧，危机把这个词一拆就是危中有机。以前西方人没有看到中国人的这种辩证法，没有看到中国人的这种智慧。但是坦率地讲，西方人高估了中国人的智慧，我们讲危机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中国人创造危机这个词的时候没有讲危中有机。但是在今天来看重大的变化里面确实蕴含着很多机会，对于中国来说在复杂变化的环境里面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机会呢？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从外需也好，从引进来的角度来讲都不一样。积极的变化在哪儿？我觉得从引进来的角度会看到是更加高端的产业活动，生产要素其实在加速向中国转变。尽管全球因为金融危机跨境投资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去年都是下降。曾经联合国[微博]贸发会说去年是增长的，实际情况是下降了18%，在这里面中国大概下降了5%左右，但是在下降。但是放在全球来看还是不错的，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第二大，上半年是超过美国是第一大。因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变，原来把中国变为低成本出口的外资在减少，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已经觉得劳动成本上涨太快，环境成本、土地成本上涨太快，还在想搬到中西部还是搬到越南柬埔寨。但是来的一年一千多亿的外资在干什么？是要进入中国的服务业，要在中国开展面向中国本土市场的生产、服务、加工活动，他看重的是中国本土的市场，看重的是中国已经在提升的人力资源，看重的是中国比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来得人越来越多，来的人搞的活动不一样。我们在几年前调查有31%的国际公司在中国搞调查活动。在我们调查几个月以后也发布了境外的问卷，说未来你的研发中心要在哪儿？研发是跨国公司的重要趋势，中国取代美国变成未来法国公司要从事研发活动的首选地，所以这一系列来自于企业的调查结果告诉我们说，来中国的外资，或者说更广阔地说是中国对更加高端的产业活动和更加高端的生产要素有着更强的吸引力，这和我们说要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来加速升级方向是一致的。从走出去的角度来看，我们首先说出口，货物出口总体上来说外需不足这是一个挑战，但是结构变化也会给我们带来出结构的变化。新兴市场对中国来说不仅仅意味着填补发达市场这种增长率掉下来的一块损失，不仅仅是量的损失，更多的是结构上的变化。这些年我们的一些成套设备，我们的发电设备、水泥厂、数控机床都逐渐地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可以出口了，性价比好，质量可能不是世界顶端的，但是性价比很好。可是这些东西你卖给谁，你能卖到美国、德国去吗？这个阶段还不行，那卖给谁？就卖给发展中国家，就是卖给新兴经济体，正好他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去年我去欧洲调研看了一家水泥厂，是我们中柴集团承建的，问了以后在全球已经建了150多个水泥厂。这是世界结构的变化给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产品带来的市场机遇。还有美国发达经济体在制造化战略里面要提出来重新更新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为了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在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工程承包。危机爆发以后像韩国这样在全球工程承包里面很厉害的国家，一下子掉了百分之30多，中国逆势涨了39%，这也体现出了我们在工程承包，这里面包括我们的设计、总包的能力，以及我们设备建设整个一条龙，从原来的分包变成了总包，这就带动了设计对成套设备走出去，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机会。而这个市场机会恰恰带动我们结构升级的。

　　再比如说服务外包，你看看我们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会发现“十一五”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过去在高端的服务业里面，我们一直是逆差。但是到了“十一五”末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计算机服务开始形成了顺差，这是服务外包带来的，除了计算机服务还有商业流程的服务、科学外包服务等等，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始做科学实验。刚才我们说到了大数据的变化，都会给我们带来服务出口，特别是智力密集的服务出口的计划。

　　所以从走出去的角度来看也是有很多机会的，这些东西都是出口，是货物服务的出口。今天在将中国走出去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外投资资本的走出去。在国家的十年里面我们的走出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3年的时候中国整个对外投资28.5亿美元，去年大概770亿美元，翻了多少倍可以算一下，复合增长率接近40%。一下子从原来主要是引资大国，现在既是一个引资大国，同时变成了对外投资的大国。对外投资很多企业，很多大央企到海外去控制油田、矿山，但是从我个人认为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通过对外投资整合全球的经济资源，这些经济资源里更重要的是技术、品牌、国际销售的渠道。这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就给中国带来了我觉得是百年一遇的海外低成本并购的机遇。以前我们企业对外走的时候想买别人不卖给你，或者想买很贵，危机来了以后不不得卖给你，不得不便宜卖给你，所以很多成功的案例，吉利买了沃尔沃，三一买了普斯迈斯特像三一、重工这样的企业是在前三十年把规模做大。到了今天升级的时候，上帝说欧洲人发生一场危机，你去买它的技术、品牌。它整合了这些技术和品牌以后，就从最高端到最低端全部打通了，变成这个行业里面的龙头企业。

　　大家设想一下中国如果有几十个、上百个企业变成在行业的龙头，中国在全球分工地位是个什么格局？所以我们期盼了很多年的变化可能来的时候我们措手不及，来得很快。所以上帝还是青睐我们的，虽然中国人不信上帝。当我们需要扩张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全球金融繁荣、碰到了全球跨境产业转移的机会。当我们需要升级的时候，国际环境又给了我们升级的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不是躺着就可以抓住机遇的，需要我们调整，需要我们重新确立一个价值链升级的开放战略，相应我们的政策手段也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就没有辜负充满了挑战同时又充满了机遇的时代。

　　我就点评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