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于2013年3月2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3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于2013年3月2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燕生：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能够和这么多朋友在这里分享一些对现在和未来全球经济的看法。我刚才听了前面这么多嘉宾讲了这么多精彩观点以后，我还是想发表几个更宏观一点的想法，对原来做的准备稍微做一点调整。

　　第一，全球经济的判断，我也很同意前面几位嘉宾讲到的，我也认为全球经济最黑暗的时期正在过去，去年的全球经济增长3.2，是五年以来最低的。我们知道根据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来讲80年代全球增长是3.3，90年代全球的增长是3.5，2003到2008年全球增长是4.5，应当讲去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低点。全球经济最黑暗的时期过去了，我们全球经济是在怎样的位置上，我个人认为全球经济是在复苏的道路上走到了山腰，也就是说全球经济要真正走向光明的前景，最少还要有一半的路要走。虽然刚才大家都讲到2013年有很多比较乐观数据和看法，但是下一步全球经济真正走出困境，还有比较长的路。因此2013年虽然大家认为好于2012年，但是实际上有着很多不确定性的风险。从全球宏观来讲，我们说这个世界经过这场危机，过去5年的危机究竟改变了什么？我个人觉得还是改变了许多，甚至包括很多根本性的改变：

　　第一个改变，全球化，我们国家对我们当前所处的环境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当前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就是说我们当前所处的全球经济是有着两个重要的推动力在推动，一是全球化，二是科技革命，我们承认现在还是处于全球化时期。5年内全球经济走不出这场危机的谷底，全球化推动作用究竟发生什么故障，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正在从开放的多边主义走向区域化，从全球范围内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走向本地化。我们可以看见当前全球治理正在走向集团化。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经过危机改变了很多。

　　第二方面，可以发现全球治理，二战结束以后，全球治理的框架，包括WTO、世行等，我们可以发现这轮全球化二战以后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框架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第三方面，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轮全球化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当前的全球经济过程会不会使发达国家走出泥潭，就是我们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之时，我们很担心自由放任全球化实际上带来的风险越来越多。

　　第二，日本，刚才日本的经济大家讲了很多，我只想谈基本观点，日本经济长达20年停滞和通缩，日本经济1990年开始陷入长达20年衰退，1997年开始陷入通缩，日本经济困境长达20年，安倍经济学和这次经济调整，很大程度是最后一搏。最后一搏有可能成功走出困境，也可能失败。我问我自己第一个问题，对中国来讲，我们是希望有一个健康正常的日本经济，我们还是希望是一个玩完了的日本经济，每一个状况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重要的。我本人是希望有一个能够走出困境的日本经济，对于中国和日本，和整个东亚和整个世界都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我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中日之间，我们讲有三大难题，我们需要迫切解决，就是中国和日本在东亚地区怎么才能成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三个难题要解决，一是领土问题，二是战争责任问题，三是主导权问题。这三个问题中国和日本用什么情况下能够解决这三个难题？这对于中国学界和日本学界必须要回答的课题。我问自己第三个问题，在未来全球治理过程中，中日担任着什么样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日本经济目前的最后一搏，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它是一个双刃剑，福祸双依，什么是对于我们长期发展来讲是最有利的方案？

　　第三，我们讲美国经济，也就是美国经济大家谈得最多当前来讲，两党之争财政可持续性，它的前景，究竟是怎么样？刚才我的朋友跟我讨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来讲我也是会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今年美国经济更多讨论是美国在什么时候应当走出量化宽松，我们知道前面有人讲到美国一旦停止量化宽松，就是利率等于0或者接近于0，然后通过一轮又一轮向经济方式注水停止，一旦美国停止对中国带来什么影响，我个人想对中国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美国量化宽松所产生的，也包括人民币汇率升值外部压力所产生的外汇短期不稳定的因素不会改变，这是2011年和2013年，过去经历和今年有可能再次经历的困境，就是我们大家知道2011年之所以我们会六次提高准备金率，两次提高利率，很大程度上是对冲外汇放款不稳定的增加，这对于我们2013年控制我们通胀形势，我认为是有益的；二是我们所持有的巨额美国资产的安全性将得到更好的保护；三是我们所通过要素价格市场化等一些重大的改革的措施所受到外部干扰，我觉得会大幅度减少，因此美国改变量化宽松的政策，欧洲和日本在他们走出困境以后，改变他们向全球经济注水的方式，对中国显著利大于弊。

　　第二个问题，美国和日本都是高度市场化的，而且在全球来讲都是开放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为什么他们要搞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协定，为什么？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我们会看到很明显的变化，也就是刚才我讲的第一个问题，这场危机究竟改变了什么？我们会发现这场危机无论美国还是欧洲，他们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已经从危机前把重点放在降低各个国家商品服务人员跨境流动的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和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开始从这一套推动全球开放和市场化，会发现这场危机发生以后，无论美国还是欧洲都转向边境内政策，转向由过去降低开放门槛转向国内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规制，这是巨大的改变。因此，我相信欧美的FTA，欧美的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重点要解决未来全球的规制，全球的规则，全球的标准，也包括像汇率、政府采购等等，这就是相当于对今后的全球治理，他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大程度凸现了中国下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因此，我认为无论是美国推的TBP，还是美欧之间的FTA，都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就是能够变成一个倒逼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的动力。

　　大家都知道目前情况来看，第三个美国经济格局变化，讲得最多一句话，不要浪费这场危机，这是美国人，欧洲人讲得最多一句话，不要浪费这场危机，一个方面我们会发现目前用量化宽松扩大出口的方式，要走向复苏，另外一方面从中长期推动我们叫再工业化，再创新和再出口的结构调整，这方面正在推动世界性的结构调整的世界竞赛，对于中国来讲，这也意味着，一个方面保护主义上抬头趋势将是长期的，而且将会从战术性摩擦转为战略性。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全球经济来讲，包括美欧来华投资撤资，美欧对海外投资的征税，以及全球跨国并购出现投资保护主义抬头，都意味着当前的国际环境是一个非常新的，跟危机前非常不同。实际上它是发生了一些根本性变化的全球的经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刚才讲得第一句话，这种环境对于中国发展来讲，正在成为全球负责任的经济大国的中国来讲，它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和风险。因此我觉得2013年无论对于世界还是中国，它是一个转型的一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