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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浩志:大家好!我们今天讲到的再保险,对于这样的一个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来说,并不是说一定是好像特别相关的。大家如果看一下,实际上我们再保险对于化解全球的一些危机来说,也是起到一定的作用。我想简要的来讲一下金融的中介的作用。另外,保险这个行业,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保险行业现在有两百年的历史,特别是寿险。保险行业在现代化社会里头,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个保险行业,它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风险的一个再保险。没有人认为这个公司没有保险,比如说自然灾害的一些保险,地震,或者说其他一些灾害的保险,就不会对他这个工厂的投资感到安全。对于这个保险行业来说,我们一直讲到财损险和寿险,寿险这个行业,我一般会把它跟养老基金来综合进行考虑,因为这个养老基金,实际上它是基于一系列的职业人士,很多人都是原来在寿险行业里头做过的。
那么这个寿险行业也必须要保证有一些人他过早的夭折,他能够有足够的钱留给他的子女和亲人来支持他的家庭。所以这个寿险在现在社会里头,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尽管有储蓄,但是这个储蓄,随着他们年龄增加,会不会够。另外,而且这个人活得越来越长,死亡率也下降,寿险行业和养老基金现在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在长期经济的再融资方面,如何来起到自己的作用。
60%以上的金融资产都是大的保险公司,以及养老基金所持有,大家讲的这个60%的比例,这个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它们背后的操手,也一般是大型的养老基金公司,以及保险公司。所以他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些金融体系、金融机构的媒介作用,来对经济产生控制和影响。
另外,他能够来减少金融市场的波动。比如说他们在债务方面的这样一个现金流,流入到他们的资产这块,使他们要在长期做出更多的投资,他们更倾向于比如说基础设施、长期的债券、股票和房地产这些行业,这是长期投资者比较偏好的这些一些资产类别。当然,对于公司债券市场,我们这个保险也很重要。另外,对于政府的债券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来决定信贷的这样一个成本。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人民币不国际化,中国信贷的清算成本是非常难估计的,如果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更难估计的。如果要使债券长期能够保持稳健的发展,尽管现在债券市场跟经济的规模相比,还比较小。在西方我们有另外一系列的问题,有些人在攻击金融市场、金融行业,特别是在危机之后,这使我们保险,或者说寿险行业也受到连带的损害。
比如说有一些监管的要求,对于机构投资者他们的投资又产生了更严格的要求,比如说他们可能有一些需要更短的来进行投资,而不是更长远的来进行投资。所以简言之,一个大的合同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通过我们保险行业,通过我们养老基金,来投入到市场中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也是为这样的一个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想中国也是在发展自己能够跟国际接轨的国内的资本市场,国内的债券市场。我想我们保险行业,能够来更好的促进这样的一个金融媒介的作用。西欧现在有一个非常过多依赖银行贷款的这样一个现象,有很多的在德国的公司,他们都是银行贷款来再融资的,跟美国比较,这水平非常高,这个使得情况并不是非常的稳健、稳固,而且可能在危机时期,越来越脆弱。这是我的讲话,谢谢大家!
李剑阁:谢谢前面四位的讲演者,还给我留了一点时间,但是我不想再照原稿这么讲,因为费的时间可能有点不值得。我本来对资本市场多层次的问题发表三点意见,就像刚才高西庆所说,新任证监会主席最近讲得特别多。我想根据我们,特别是我作为中金公司的董事长,我想讲三点意见:
一个就是进一步完善中小板和创业板。中国的资本市场一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阵地,前些年主要是在大企业方面做了很多。我们中金公司过去也是,一直非常重视大企业的上市,IPO和融资工作。我们曾经参加了中国电信(微博)、石油、钢铁、有色、航空、保险、银行、煤炭、交通、建筑等等几十个中国最特大型企业的融资,这些公司融资的总额大概有50%是由我们中金公司完成的。所以我们中金公司原来的业务主要在这一方面。
但是我们深切的感受到这个战略必须调整,所以这几年我们专门成立了关注中小企业创业板一个专门的队伍,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势所趋。
第二个,我本来想讲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中国的债券市场显然是要比股票市场弱很多,原因我们认为在体制上有很大的问题,在一级市场有三个部门在那里扯皮,二级市场至少有两个部门在那里打架。所以债券市场的发展一直是处于分裂和割裂的状态,所以发展比较有限,使得中国的资本市场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所以这方面我觉得需要大力发展。
最近,证监会提出了要发行中小企业的高收益债,我们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当然,到底叫高收益债,还是叫高风险债,名字还在斟酌。垃圾债最早国外叫垃圾债,但是到中国以后,中国人不太接受这个称呼,听说他们内部反复想,垃圾债不好听,叫高收益债,但是万一赔了怎么办?后来叫高风险债,高风险债都不买了怎么办?所以现在还在想,这个名称到底怎么办。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思路是对的,就是对于这种垃圾债也好,高风险债也好,高收益债也好,有一个门槛,老百姓不要参加,有风险识别能力的机构进行参与。
第三,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非常滞后,目前基本上处于试验阶段,股票指数期货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我有时候称它上海金融期货交易所,他们很不高兴,因为是中国的,不是上海的,这个实际上是处于多种约束条件下的一个试验阶段,但是试验一年多,情况还不错。因此我去年在两会期间呼吁,要尽快恢复国债期货的产品。今年,我作为政协提案又提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老是我提呢?高西庆比较了解,当年中国曾经有过国债期货,但是在1995年就被关掉了。关的时候,我是主要的调查者者和处理者,所以我是亲身经历的。由我来呼吁可能比较容易被人接受,因为是你关的嘛,你关肯定有道理,你现在开肯定也有你的道理。所以我连续呼吁,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必要。
当年关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讨论可以很充分了,因为当时在关的时候,交易双方情绪非常激烈,是无法讨论的,一讨论就涉及到部门和地方政府,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火气很大。我个人认为现在大家可以冷静下来,当事人该抓的抓了,该放的也放了,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心平气和的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原因很多,至少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现货市场规模太小。现在我们国债现货市场是当时国债现货市场的六十倍,所以我们觉得完全有可能在现货市场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去恢复国债期货市场,这个对于我们利率市场化,对于我们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建设都是有好处的。而且风险,由于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监管也有了经验,交易系统也很健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设备投入也非常地雄厚,足以应付各种各样的市场情况的发生。所以我简要把我今天想讲的要点脱稿讲一讲,下面的时候我想留给大家提问题。
万事达卡国际组织总裁、首席执行官彭安杰、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高西庆、瑞士再保险公司董事长康浩志、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傅育宁参加论坛讨论。
以下为论坛答问环节文字实录:
主持人李剑阁:因为前面几位已经讲得比较多了,大家可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提,现在请大家提问。
问:我问一个问题,这个主题是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我想层次上主要应该是两个,对实体经济大中小微企业是分层次的,所以我们金融市场也应该对他们分层次。第二个,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所以他的经济也是分层次的,跨国的,全国的,省的,市的,县的,农村的。所以我觉得金融市场,按逻辑也应该是这样按地域分层次的,我想听听各位专家介绍一下国际上是不是按大中小,是不是按地域的范围来分金融的层次的?他们怎么分的?你们对于中国应该怎么分有什么看法?
主持人李剑阁:刚才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可以有各种维度来划分,我刚才讲到现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它也是一个维度,下面请高西庆先生来回答吧。
高西庆: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呢,其实跟这个相关的,咱们现在说顶层设计,设计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架构,说老实话,这个全世界都有这个过程。绝大多数国家,我们曾经作为榜样的一些国家,他们都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市场,这个我们知道,它是从商品社会基本基础,然后金融市场出来逐渐发展起来,到最后金融监管是倒过来的,金融监管当时出了很多事没办法了,开始从上到下走下来,但是这个市场层次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我还是强调,如果政府过于强势的出来自己设计出一种根据自己的逻辑,根据自己的想当然,根据自己过去历史上的经验,甚至根据利益集团的利益,搞出一个机制,说就这个最好,这个是反复证明不行的,我们已经试过很多次了。所以我想现在用这种设计方式是有问题的。
你刚才讲的所谓大中小微,微型公司没有资本市场,我想这个在绝大多数市场你去看的话,基本上也是这样,美国我当时知道的,大概三百多家企业,现在远远超过这个企业数,中国有两千多家企业。刚才李剑阁讲垃圾债,我们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中国还为这个事情纠结来纠结去,到底搞不搞,美国市场上靠垃圾债获得融资的企业,占到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所以弥补了刚刚咱们说的这个问题,你要想靠上市融资,这个机制要求还是挺高的。咱们现在的机制,郭主席讲说,是不是我们试一试,想放开,很多人说不行,就乱套了。实际上真的作为证监会,作为警察来管坏人坏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机制也可以走得过去,很多国家都是这么走的。
所以我想这个垃圾债市场是应该开的,这个要靠一个过程来弄,我们顶层设计,是设计出一个顶层概念来,而不是设计出一个机构来必须怎么做,谢谢。
问:谢谢,我想先评论一下再问一个问题,首先我非常喜欢彭安杰先生的这样一个说法,实际上很多人就谈到了中投的年报的问题,但是我想没有多少人去读中投的年报,它的年报实际上对于中投这样一个只有五年的机构来说是非常透明的。
我的问题是,我想在金融服务和金融投资这样一个领域,对于中国的海外投资来说,包括李董事长、傅董事长、高总来看的话,如何去提升中国海外的透明度,让这些投资可以在海外更容易被接受,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
傅育宁:我想我们一直想要促进,从公司角度来说,想促进中国对外的投资,而且这个投资不是因为投资要投资。我们认为有商业的一个机会,能够来达到我们招商集团的这样一个增长发展的需要,而且能够使我们的集团战略,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目前为止,我们有一些成绩,比如说在非洲、亚洲的一些国家,甚至在金融危机期间,我们做了一些投资。
当然,我们这是一个国有企业,我们有自己的一些关注,被投资的一些国家,他们是否做好准备来迎接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投资。很多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一般都会被人们跟一些与贸易没关的问题混为一谈,比如说中国的意识形态。当然,我们认为有这样一个市场的需要,而且对于中国的商业机构,包括国有企业走出去是有很多的机遇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来推进这些企业,来增加他们在投资过程中的一个透明度。
当然,我们目前专注的一个领域,就是在那些技术服务体系,能够对国内的技术和服务体系进行推动的一些行业来进行投资。我想这对于双方来说,国内的投资者,以及我们接收投资的投资国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高西庆:这个问题问中投的问题,就讲年报,我们是一个国际投资者,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国外进行投资。我们在国外也投了好多的钱,去年我们基本上在一百个国家有投资的审批的申请,所以这不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等其他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主权财富基金有一点像是国企,在国企投资的时候,与私营企业相比,会有更多的障碍和制约。我知道大家都深有体会,比如说有国会、政府、社区,还有地方政府,他们都会有一些的关注。所以有些关注又跟商业不是完全的挂钩,我和很多朋友在讨论,我们必须要满足这些利益忧关方的考虑,我们交易对手方,他们可能会给出更多的一些制约。如果你的目标是为这个国家赚钱,而且你是合法的、守法的公民,你按照规则办事的话,你按照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投资,当然你有些时候要进行反击,有些事情我们是做不了的,有些事情虽然不违法,但是在长期来说,可能会影响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别人对你的信任,那么我们就不能去做。所以我们实际上虽然不到五年的时间,但是中投跟其他的一些企业相比,我们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我们有看到压力,特别是我们外部的一些朋友看到的,他们觉得你是政府背景的,那肯定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们在一些企业中的这种战略投资。我们实际上压力是比较微妙的,实际上很多压力是国内的,比如说你这个买贵了,或者说你现在不应该投这个公司这样的一些评论。我们是受国务院的委派,有这样的一个授权,来进行投资的。除了这个之外,你还要谨慎自己的一些做法和一些言词,比如说你的生计都是受这些人来管理的,或者说是由他们来维系的。
所以在中国,我想比其他国家更为如此,中国到最近为止,一直都是中央集权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过去非常尊敬领导,必须要听中央的,这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一个问题,我们想要更透明,正如我们这个年报提到的,我们都是非常透明的。你可能注意到,我们有时候不能完全透明,因为有一些是可以透明,但是有一些事情如果完全透明的话,你可能会做得不是很顺利,因为你手中有这么多钱,有一些事情你不能是完全跟大家讲明白的。主持人李剑阁:很多人还有问题,但是时间已经到了,谢谢四位讲演者,谢谢各位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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