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比设计还要重要的，那就是我称为一个基本原则的问题。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我们的体系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到今天为止，和我们过去的体系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和中国过去三千年的体系是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过去是一个中央集权的，非常僵化的体系。过去的这个体系并没有强调商业的利益所在，或者市场的所在。实际上中国在过去有典型的重政轻商的这样一个传统。所以说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人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一定要从商。

　　然后在过去三十年的这样一个实践之后，人们逐渐的开始重视，甚至开始尊敬整个商业体系的建设问题。但不管你是尊敬理论、市场，或者是金钱也好，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样的一个体系，是由它自己的特性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任何人的意愿所左右的。就像刚才李董事长，还有傅董事长说到的一样，实际上李剑阁董事长也参与到过去改革的进程，包括对于金融体系整个的设计和改革的进程。

　　直到今天为止，经历过这么多改革以后，我们仍然不知道，不敢确定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因此我们必须要对体制的本质充满尊敬，我们认识到市场的本质，或者体系的本质是什么，就像我们说，不管怎么样，还得让市场来说了算，不管人们贫穷，或者富有也好，或者其他一些不同的情况，或者是有些人借着社会上仇富的心理等等，但是这样的一些结果也许不是邓小平先生，或者江主席一手促成的，这是社会上的一些本质决定的。

　　对我来说，中国的金融体系受到批评，并不是因为我们系统不好，设计得不好，主要还是我们还没有到一个好的高度，或者说没有成熟。所以我想中国是讲耐性的，大家如果看看现在的这个体系，我记得在早些的时候，我去看那些证交所，有很多的一些场合，我向这些股东来讲，我们一直听他们说这个系统不好，我说我们必须知道你们想要什么，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尊重市场，你不可能抱着一夜就富的这样一个心态，去投资股市，要不然肯定会有人赚钱，有一些人赔钱的，这不管在哪儿都是一样，在欧洲也是如此。

　　现在希腊局势稍微稳定一点，我们给他们一些时间，现在他们在做一些经济改革的工作，所以就给他们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开展这些工作。但是我们这些有盈余的国家，在欧洲特别是要考虑一下，哪些国家是有盈余，只有德国，中国目前也是盈余国家。但是全球纵观来看，也不多。而且我们不能一直保持这个盈余，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体系。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自己的体系，我们应该稍微等待一下，有一定的耐心，让我们这个系统健全起来，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是我对我们体系的一个看法，对于我们这个股市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现在股市之后，有衍生品市场，进一步开放国内的资本市场，可能有公司在，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产品。我想很多的这些机构都在考虑，或者在争斗，哪一些是他们来监管的。最后，很多的政府机构说，算了，就不管了，还是都给证监会去管。所以我想如果给他足够时间的话，这些问题会自己解决的。我们有一句俗语叫人定胜天，一切自有天意。谢谢。

　　主持人：下面我们请彭安杰先生，他是万事达卡国际组织总裁、首席执行官。

　　彭安杰：非常感谢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参加今天的论坛，首先我想讲一下这个讨论，刚才在午宴的时候，我的同事也讲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多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我想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内问题，而且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来引领全球的事务，以及如何来参与、融入全球框架。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占据了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跟中国相比，不同的是，中国是采取比较低调的姿态来在崛起中参与国际事务，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观点，这可能为中国带来切实的利益，可以让国际社会更好的走向未来。

　　我想提几点：首先是有一个压力。对于中国来说，他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观点，有关于人民币的争论，有一些人认为，有一个巨大的中国集团正在觊觎西方经济的控制权，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例子，2005年，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公司的一个失败，在全球的舞台上，中国不应该是跟班的这样一个角色，而是一个引领事务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是非常紧迫的。中国如何来采取主动的姿态呢？罗奇先生也讲到了，美国、欧洲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使得这个全球不稳定的局势更加的加剧，那么中国如何来介入呢？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大国的崛起是有一些要素的，我认为要有一个体系内的这种方式，我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

　　第一个，对中国来说，中国应该在现有的这个体系机构里头来加强话语权，一些多边的全球的经济组织，比如说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第二点，要展示国家的透明度，以及能够有能力来清晰的进行意愿的表达。第三，要推行市场机制，加快开放，促进竞争。

　　相比而言，除了这个体系内的方式之外，我们还看到一个体系外的方式，体系外的方式就是绕过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的这样一个框架和体制，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地区和全球的体系。但是这个机制有它自己的局限所在，比如说在1890年，德国的崛起，他采取了一系列体系外的方式，比如说刺激出口，关税倾销，从当时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手中夺取了市场份额，并且试图建造以德国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德国的崛起，最后遭到了其他一些强国的愤恨和抵制，德国也成为局外人的这样一种身份，也导致了法德联盟的形成，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也导致了德国这样一个工作的最后的失败。

　　另外还有一种局内人的，刚才讲到这种和平的崛起，他的一个关键就是，国内的发展，不会对国际的金融和贸易体系构成挑战。比如说美国他的崛起，没有对英国当时构建的这个体系构成挑战。

　　另外，由于之前英国制定的一些体系，包括贸易、资本、人力流动，所有这样一些体系，没有被美国得到太大的挑战，所以当时并没有出现硬的对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明智之举，也是中国在体系内来崛起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做法。

　　最后我想再讲一下，用一个产业层面的例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体系内的方式。巴西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体系内的方式，来帮助支付卡行业或者说市场的发展。巴西一开始就积极引入了支付网络，包括万事达和维撒卡，这个举措也使巴西银行从一个非常陈旧的国内平台，不断解放和发展出来，同时获得了更好的互联性，更好的安全性，系统能力，以及备灾的能力。

　　在2005年到2010年，巴西银行卡的交易，从27亿笔增加到63亿笔，其中借记卡的交易从10亿增加到了29亿笔。目前巴西在人均银行卡支付的这个笔数方面，已经占了金砖四国之首。所以大国的崛起，这个体系内的方式是可以值得借鉴的。

　　中国如何来采取这个体系内的战略来崛起呢？我想有三方面的要素：第一个要素，中国应该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寻求更大的话语权，来引领全球的事务，满足其自身的目标。比如说中国可以通过与世行等国际组织合作，来实现对外投资。另外我想这样的投资方式，会对被投资国以及西方各国欢迎。

　　另外，中国可以扮演一个更重要的稳定金融和经济体系的这样一个作用。再讲到支付行业这个层面，中国也应该都能参与全球性的行业标准组织和委员会，使中国的国家支付标准与全球完美对接和兼容，这样也可以让中国受益于全球广阔的资源，在数字支付创新上的一个巨额投资。要素二，中国应该寻求更有效，更主动的表达自己诉求的方式，只有有这样的积极主动性，才能帮助避免其他国家对中国产生误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有很多公关的事情要做，比如说汽车零部件厂，就是中国在其他国家创造就业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第三个要素，中国应当进一步努力来扭转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成见，进一步的开放市场，以及促进竞争，不仅可以来化解这样的一个外部压力，而且能够来支持和拉动内需和产业的一个转型升级。比如说中国去年的发展论坛上，我们有一个白皮书，在白皮书中，我们建议中国的支付市场应该走向一个更有管理开放的竞争市场，支持个人消费，促进社会和谐。同时减少经济运行的成本，中国如何来通过开放将这样的一个成见来扭转呢？

　　我们应该选一到两个行业，来把这个行业做到能够达到全面的市场竞争，这样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后总结一下，一，中国引领世界全球事务，是一个必须，必由之路。第二，在体系内来实现崛起，是更加合适的一种方式。第三，我们建议中国采取这个体系内的模式，在现有的多边全球经济体系中，来当中流砥柱，在全球事务中更好的展现公开和透明，引入市场竞争，加快市场的开放。最后感谢给我这样一个发言的机会，谢谢！

　　主持人：下面请瑞士再保险公司董事长康浩志发言，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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