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主题：国际监管改革论坛现场（来源：新浪财经 陈鑫 摄）

　　第二，中国的经济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西方国家的开放经济，尽管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去年达到了2.9727万亿美元，在全世界排第一位，在整个中国的GDP的占位当中达到了56%以上，但是中国在资本市场的管理上，依然是一个并非开放的国家，因此我们过度地强调游资，对于中国市场的冲击，显然并非是完全合适的。实际上中国到目前为止，每年具体有多少游资进入中国，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完全准确的统计，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简单地为一个理论上不能进来，实际当中无法统计的东西来牺牲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效果？

　　从第三个角度讲，西方国家的监管和我们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在于效果，换句话说，西方国家的监管机构审批部门以及银行运行的效率，往往超过了中国的相关体系，当我们一个金融监管的过程导致了我们的效率呈现了巨大的损失，这无论对于银行本身的发展和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我们都并非乐见，我们现在反复地强调中国已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一旦一个发展中国家越过3盎司人均的黄金收入的门槛，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进入一个17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期，英国是1840年越过3盎司黄金，美国是1850年越过3盎司黄金，中国是在2001年前后越过了人均3盎司的黄金线，这说明了。

　　一，我们面对发展的机遇。

　　二，我们的金融体系、银行体系的相对积累尚且不足。

　　三，一个关键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既然是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应该发展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

　　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矛盾是呈现的，任何的危机处置都不可能改变危机本身的发生，无论是相应的监管措施如何严格地规定，也没有制止2008年以来的危机的相对的爆发，换句话说，危机既然存在，那么对于银行和国家体系来说，重要的就是通过发展积累必要的财富，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对于银行或者金融进行合规性的监管，但是在中国的金融创新更多地不是反映于要从事财富的重新分配或者用金融产品，像欧美国家一样平衡物质产品的不足，而更多地是由于金融不够深化，金融产品的发展不足，金融服务的缺失，因此我们强调共同但是有区别性的监管，既非放弃监管，同时也不是要让所谓的西方国家的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在中国能够得以运行，而是适合我们的才是最好的，谢谢。

　　樊纲：

　　创新和监管问题上我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代鹏先生大概更多地从银行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这个我应该说基本上没有争议，我想讲一点外资流入的问题，刚才罗纳德·麦金农讲的这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不仅有理论的意义，也有现实的意义。那么现在就是美国的利率非常低，中国又通货膨胀，一个就是加息，那么这种利差以及所谓的升值的预期等等，都导致着外资的流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么我们中国的现实的情况已经充分显示出这一点，那么这一点的现实意义在于我们要思考，这是一个悖论，但是是需要思考，要不要通过加息来稳定，通货膨胀来收紧银根，因为你加息了，美国还是零利率，更多的外资进来，你还得采取措施再去对冲，还得采取这个数量宽松政策来对冲。

　　刚才罗纳德·麦金农教授的一个含义我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美国也不应该用降息的办法来稳定经济，他应该不断地搞QE，而中国也更多地应该搞数量紧缩政策来对冲这些外资流入。这个问题应该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在我们这样一个国际经济的背景下，在这样一个国际资金流动的这个背景下，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比较好地来处理由此带来的冲击，这是发展中国家，不仅是中国，刚才罗纳德·麦金农教授得得非常好，不仅是中国，是全世界各个，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有数量可以来讨论的，不是一个虚幻的事情，仍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

　　赵欣舸：

　　我们现在直接进入提问的环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很多的问题。

　　问题一：首先我想把这个问题提给罗纳德·麦金农教授，这个问题就是说，根据您的演讲，是美元的超发烂发造成了新兴实际以及整个世界的通胀和危机，鉴于美国从这种美元的超发中获得的巨大的利益，美国能否自觉地控制发行美元，当然您不是伯南克，这个问题问给您是不是公平，但是在台上您是唯一的美国人，所以这个问题先问给您。

　　罗纳德·麦金农：

　　我的胡子有点儿像伯南克，但是我认为伯南克他现在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中国的问题，中国是在一个陷井中，中国需要控制资本流动，这是第二好的做法，还有要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降低贷款，这都是第二的最佳方案，不是第一最佳方案。我想唯一的方法就是说服华盛顿的朋友来改变他们的政策，中国人特别了解美国的财长或者是银行行长来到中国，告诉中国如何解决自己的金融体系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专家应该到华盛顿去告诉美国人，他们应该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就是不听。

　　代鹏：

　　我想美国发多少货币的问题，不是我们用游说的问题能够解决的，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联邦政府在通货上线之前的联邦债已经达到了14.34万亿，已经超过了14.29万亿美元的上限，而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的债超过2.8万亿美元，美国的市政债超过1万亿美元，而美国的政府相关有偿债义务的相应的或有债务，还有2到3万亿美元，所以如果考虑到庞大的债务，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达到25万亿美元或者更高的高峰，所以我们可能考虑美国政府尽管知道超发货币的问题，但是可能不得不再去发行相应的货币。

　　赵欣舸：

　　下面有一个问题，其实是提了两个问题给樊纲博士，但是我想第二个问题您可以不回答。

　　问题一：对于当前中国通胀问题，您认为中国和政府监管部门，还有哪些可行的措施。我想充分考虑到您原来在央行货币委员会的位置，何时能够控制。

　　问题二：何时可以再在北京五环内买房。

　　樊纲：

　　这两个问题我都不知道其实。第一个问题只好做点儿评论，应该说中国还有数量调控的余地吧，我个人，特别是强调中国至少可以，我们的央行可以多发点儿央票，我们的央票的工具还没有充分利用起来、利用好。央票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多付点儿利率，中国大家要记住，中国的法定准备金央行也是付利息的，其他国家很多是不付的，我们是付利息的。那么发央票可能利息率更高一点，但是这个手段更软一点，而且商业银行也可以更多的自主权，而且也便于央行今后进行窗口的这种运作、操作。因此还是有余地的，不是说是以后没有办法了，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确实很困难。

　　你看我们上个季度那么多的美元又进来了，那么多的这个外汇又积累起来，又发了那么多的基础货币，难是很难的，但是一定要坚持现在对冲下去，坚持把这个货币数量能够控制住，这真是唯一的选择。

　　赵欣舸：

　　刚才在座的嘉宾也提出来这个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准备请几位嘉宾讨论的问题，就是跟金融监管的这个平衡点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大家也知道跟金融监管有关的是有很多的金融监管机构，比如说在国内有一行三会，在美国也是有不同的金融监管机构，同时尤其是像比如说在美国，有时候还涉及到一些行业协会，他的一种自律的行为，他内部自己对自己行业内的自律，就是说这个之间是怎么样一个平衡，怎么样一个协调的关系？这个我们想请三位嘉宾都发表一下看法。

　　现在可以先请罗纳德·麦金农教授来发表一下看法。

　　罗纳德·麦金农：

　　我机构可以说多得我都数不胜数，他们都已经丧失了控制，新的金融改革议案中，就要求在建立另外一个监管机构，来保护消费者，但是并不废除现有的任何监管机构，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保险还有银行的监管机构，因此这个问题并不是监管机构的数量，而是给这些监管机构的一些指示。是他们应该进行怎么样的监管，根据什么样的法律法规等等，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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