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宙：在过去十年内，我们依然认为会在电信方面还有增长的空间，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或者深圳以及其他地区，虽然我们渗透率已经非常高了，已经是120%了，但是在农村地区渗透率依然非常低。在中国你知道我们有7亿人口是在农村，所以我们认为在农村地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就我们手机而言，依然还有数据的分化，在数据这方面，在农村还缺乏手机和电脑。五年之前，当我们开始在农村拓展我们业务的时候，很多分析师在投资银行，甚至说千万不要在农村地区做这些业务，尤其在偏远地区，这对投资者会遭受损失的。但是我们并不相信这一点。首先我们作为一个公司来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公民，我们有社会责任，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我们必须消除这个数字鸿沟，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第二部分，如果说我们实现了农村地区的突破，甚至对我们的利润也会产生很大的贡献。看来的确是如此，虽然说在有些偏远地区我们还有一些损失，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对移动手机还是有利可图的。今天60%中国移动新用户是来自于农村地区，这个已经让投资者坚定了信心。

　　第二个区域，我们是数据信息，手机不仅仅是电话，而且是一种设备，这种设备可以做任何事情，比如说我们用它下载音乐，在去年我们从音乐里收入达到了200亿人民币，全部电影加起来的收入都没我们高。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中国移动成了最大的音乐公司了。我们还有移动金融货币，我们在上海跟商业银行推出移动银行业务，把银行和移动电信结合起来。我们不管在农村地区还是在数据信息这方面，我们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主持人：看来王建宙非常雄心勃勃，不仅仅是移动，还要成为最大的银行，成为最大的音乐公司，现在又准备成为最大的银行。我想问一下陈先生，你看农村增长，在人寿保险这方面在农村地区是不是也有发展空间？

　　陈东升：王总讲的，我情不自禁要接着他说的。大家知道美国梦是我们人很羡慕的，中国人也在编自己的故事，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中国梦。什么是中国梦？我自己的解读，中国城市里的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让农村人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王董事长说五年前到农村市场，我大概三年前也开始进军农村市场，所以城里人生活方式是买车、买房、买保险，叫“新三大件”。所谓“新三大件”，标志着你的成功，过去在毛泽东时代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在邓小平时代是彩电、冰箱、洗衣机，到现在是买车、买房、买保险。农村人也有新三大件，汽着摩托车，打着王董事长的移动通讯的手机，手里拿着一个泰康人寿的保单，我讲农村“新三大件”。

　　我是体会很深，我们大概三年前，这三年的时间在农村建了2600个销售网点，所以我们在村里还有泰康人寿“住村”保险代表。中国乡镇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很多新兴乡镇在崛起。过去在传统经济的时候，乡村里基本上是农业机械站，卫生防疫站，还有所谓畜牧站，那时候是新农村的象征。今天你去看新农村，最亮点是中国移动卖手机的门店，旁边是泰康人寿，一张保单保全家保险的门店。所以现在通讯的生活方式，保险保障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到农村。

　　当然，我们今天题目是看2020年中国的经济，我今天想跟朋友们分享，中国经济你看进入高成长，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中国经济里也有巨大的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的问题，公共产品不好的问题，社会公正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问题，收入分配体系改革不到位的问题，但是我认为都是中国发展中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未来十年，大家如果在中国做生意，一定要了解中国未来十年，这个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甚至革命性变化就是城乡一体化，也就是在中国你再用十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基本实现现代化基本的本质是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要基本消灭，所以城乡一体化，新兴城镇的崛起，农民成为一个新城镇的城市人口的公民，未来十年这是中国经济结构最重大的变化方面，所以谁抢占了农村市场，谁抢占了中国新兴城镇的市场，谁就是未来的赢家，所以我跟着王董事长，我相信他已经是大赢家，我也是次赢家，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想让南非的瑟维博士，我有一个问题，你们怎么样看中国的挑战？在未来十年发展里面对哪些挑战，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谢谢。

　　瑟维：如果我们看在达沃斯论坛三年前的对话，我跟中国移动的代表讲，我们在非洲主要是怎么样增长与社会分配，我想我们可能想知道中国怎么样管理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因为有新增长的中产阶级的崛起，我想在某些地区，对于我们非洲人来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投资，很多中国大陆在非洲的投资，尤其是日用品。但是我们在多方论坛里提到，有三个公司，我们很难进入中国的市场，从合作的角度，从平等的角度。对于非洲这些公司，除了非洲几个成功者之外，其他公司很难进入中国市场。对于我们非洲公司来说，怎么样能够顺利的进入中国进行投资？有更多的贸易，在最近我们签署了20个协议，这是在半年之前，其中有一个国家来了一个部长，在这个时候我们签了20个协议。我们在这方面其实相对于中国和对非洲大陆的投资，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相对比较少，由于有很多是监管方面的问题和制度方面的问题。我们作为南非的公司感觉有一些迷茫，有一些困惑，我们不能够很容易的进入中国市场，不像美国、欧洲这些公司，相对于对于进入中国市场比较容易，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有这些困难？论坛嘉宾能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说一下。

　　主持人：在医药公司这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经验，中国确实是监管环境富有挑战性的，但是在过去几年内，中国是改变了一些政策，他们对于医疗保险，对于保证和基础设施这方面，在政策方面也有一些变动，这样的话使得我们健康保险和医药公司能够更容易进入到这个市场。尤其涉及到健康行业里。相对来说，我们市场跟中国巨大人口相比还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贡献主要为人口健康，像你刚才提到的，在发达国家有很多逐渐渐进的政策，把政策重点倾向于人民的健康，这样的话在过去几年内对医疗这方面有一些开放，但是并不是特别的快。每两年，中国政府将会对医疗品和药品，把哪些放到这个进口名单上，如果你不在这个名单上就很难进入这个市场。但是在此之前你还有四五年的时间，这也许是经济的问题，但事实上是比较慢的，这就是比较难的原因所在。我只能讲到健康政策方面，我们在这方面是收益者，因为中国政府注重健康这方面，如果你跟所有机构进行讨论，我们投资了数亿元，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投资能够收回。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瑟维：谢谢你的问题，我们碰到这样类似的问题很多，在大连达沃斯都有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不认为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讲，确实是有一些区别，在西方的投资者和非洲投资者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认为市场上的政策是一样的，市场上对所有投资者，全球各地的投资者都是同等开放的。据我所知，在中国有非常成功的网络公司像QQ，QQ这个公司其中一个大的股东就是南非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

　　主持人：是这样的。

　　瑟维：因此你觉得有这个问题，在中国有投资，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在非洲投资。我们想在非洲投资，但是我们也没有取得成功，我们跟非洲进行了谈判，我们也没有成功。我们需要增加我们之间的交流，我相信有很多中国商界和非常商界，以及欧洲和美国，我们在那方面有很多的交流。我们现在也希望能够非洲有很多的交流，这样的话大家都会相互了解。

　　陈东升：你去的话要么跟大公司打交道，跟中国有名的公司打交道，这样你吃亏的可能性会小一些。还有一种，你跟跨国公司一块儿进中国去，可能你成功更快一些，特别是像非洲的这些资金，因为对于非洲中国不是太了解，所以我觉得跟跨国公司捆绑在一块儿进去，跟中国大公司一块而捆绑进去也可以。我家族还有中国大概第四大的会计公司，就是做运输，日本者在中国投入了很多，所有投入都失败了，在我这儿投成功了。去年他把股份全卖给我了，他的投资回报是50倍，大概只有12年的时间，他赚50倍的回报回去，所以投资投的好也是可以的。中国很多人进去投资失败，甚至被人家骗了，中国骗人的也很多，也不是说中国人都是讲信誉的，所以我是这么看的。

　　主持人：谢谢陈先生。

　　发言：我谢谢时代杂志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尤其是中国的圆桌会议，如果我们看一下未来十年的挑战，在昨天中国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说，有一百万的大学生，我们要看一下在2009年的时候大约有670万大学毕业，如果我们看一下失业的青年人，每年收入可能在北京、上海不到2000人民币，他们不安很生气，我对陈先生和鲍威尔先生，你认为这是一个威胁吗？从经济的增长来讲，从政治的稳定性来讲是威胁吗？还是你认为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还没有被触动的一些资产，是我们的潜力进入未来十年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