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改革开放前十几年分析来分析去国有企业为什么效益不好呢？国有企业领导人抱怨，我们也是兢兢业业，我们也是提高效率，但是那个时候的国有企业ROE水平都是很低很低的，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行呢？原因那个时候我们确实在劳资关系当中，我们工人阶级大家说了算。企业收入初分配当中(内部人控制)通过内部人控制把企业资产者应得的收益转移到劳动者身上，那个时候劳动侵蚀我们资本，工人的收入，工人的奖金增长太快，所以企业增长很大。那个时候分析为什么？我们企业经营者管理层，一有了效益首先考虑工人发工资发奖金，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实行厂长推选制，工人有话语权，10几年之后逐渐逐渐倒过来了，我们现在仍然内部人控制，但是企业管理层的位置逐渐逐渐的做到了资方一边了。所以我们整个收入社会分配结构越来越扭曲，表现为企业收入大幅上升，没有精确统计占多少，但是从大数来将企业资产支配30%，财政20%，劳动50%。

　　当然企业收入高表现为投资回报率高有正面作用，就是刺激投资，不管民营还是企业，总的来说投资确实很旺，旺得很重要一点，正面讲劳动力成本低，反面来讲资本侵蚀劳动力情况非常严重。这个收入接口决定了中国是高投资低消费高储蓄高出口这么一个阶段。不能说老百姓不消费，尤其是中低收入消费都很高的，问题很多地方十几年前打工的也就拿千百块钱，十几年后GDP翻了2、3倍，我们打工的仍然拿1千2千块钱。那你想想看整个收入结构分配必然扭曲了，扭曲一定程度，必定会形成一定社会不公的矛盾，使得社会经济结构、需求结构很乱，就表现为消费占比越来越低，投资占比越来越高，因为资方支配的资源越来越多嘛，我们整个财政收入跟什么关联度最高，跟我们资方跟我们企业利益完全挂钩。企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企业效益好财政收益才高。基础效益更强，你好一点，我好得比你更好。企业效益好提高财政收入就上去了(包括关税也高)，跟工人拿多少钱一点关系都没有。利润分配结构决定了我们经济结构，特定阶段是优势，劳动力成本低、资金便宜、资金充分、投资回报率高，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快。从政府着力推进来讲收入分配都在调整，但是我想如果没有这次金融危机，在此以前我们已经开始提出来，国民经济的倍增计划，很多地方已经提出这个观点，只是此次危机出现给它打断了，现在越来越出来了。

　　大家知道一讲到CPI就讲到粮食价格，猪肉价格，今年前期已经出现了很多农产品被爆炒的情况。中国农产品的问题，农业的问题也是土地的问题，劳动成本的问题，农业对劳动成本最敏感，有的时候说农业的劳动成本过去是最不敏感，应该是这样的。过去的农民种粮食的时候，算算他的收益，算算他的成本，他算我的种子，化肥，农业，有一样最重要的成本不算的，就是他干活劳动的成本，自身的投入。你到农户家算算成本多少，收益多少，他就说我买种子，买化肥，租农具，但是他劳动成本不算，因为没有机会可比较，过去农民没出路，除了干活就睡觉，对他们来说不构成机会成本，可是当农民出去打工之后就有机会成本，一开始农民出去打工，干几个月农忙的时候又回来了，干几日农活再出去打工，后来算算不划算，就干脆不干了，所以开始出现农民抛弃土地，土地抛荒的情况。现在由于大量农民工外出，造成农村机器代工出现普遍现象，同时农民已经转移到一定极限，开始出现农民工的回流。如果一个人出去打工再回来种地的话，他肯定算算，如果我不种地在广州打工一年1万5，这个时候农业过去的隐型成本变成显性成本，过去弄明不讲劳动力成本，现在开始计算劳动力成本，这个一计算就把我们农业最大劣势计算出来了，人均占有1亩多耕地，欧美占有几百亩一千亩，个劣势士就暴露出，所以按照中国农村占有耕地和效率来讲，中国农产品应该比其他东西很多很多才对。

　　所以中国农业正面临着成本周期，而且这个成本周期跟打工的挂钩，城市工资越高，农业回报率越高，农产品价格越高。

　　中国通胀压力主要来源于两点，1、低端劳动力成本提高。2、来源于低端劳动力成本提高带动农村的显性成本的提高，所以农产品要涨价。所以别看今年一会儿炒绿豆，一会儿炒生丝，炒的基础供求关系有变化。这两点决定了其实经济不热未来通胀压力仍然比较大，这个通胀压力大不是钞票发得多，是因为刚性成本推动它上升，这个刚性成本上升是中国经济转型社会矛盾化所必需的。如果未来像我想的那样，中国出现超过3%的GDP通胀，政府怎么处理呢？既然出现通胀了，那就得加息，既然出现通胀了，那我就是要控制信贷，一加息，一控制信贷，板子就打到企业上，影响到企业发展。这就矛盾了，现在大家都看看是不是会出现通胀，通胀的根源不是货币发行导致，但是如果控制通胀一定控制货币发行。你说不对啊，调控部门怎么会这么低能呢？但是有时候可以看出来分析当中就是这个事情。说中国为什么货币膨胀因为货币发多了钱发多了。但是我们分析我们劳动力成本，我们农产品，跟钱发得多还是少没有关系。这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年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在我们今年下半年乃至明年表现得比较突出，这个是第三个悖论。第四个刚才讲过了，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今年调控的难点，就是对政府的投资行为你控制到什么程度。从实体经济的运行角度来讲，我们现在不能够对政府投资控制过严过死，因为整个经济复苏势头没那么稳，但是我们也知道政府投资想非常适度控制它是很难。甚至我们想怎么把地方政府投资热情拖下来，一般来讲不行。如果我加一点息地方政府不投资了，我们收紧一点地方政府就不投资了？不处罚这个不关掉这个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是行政力量，放效益快，收效益也快。

　　如果我们大力度收效益也快，但是收得过猛过快就会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所以今年可以看出来该收不收。开始控制地方政府的新增项目，但是也不是那么非常严格。对于地方政府平台教训是深刻的。我们88年89年地方政府投资热导致什么情况？那个时候凡是地方政府投资有两个条件，一个你给我投，第二个我得有地方拿到前，这两个是必备的，你给我投这是我政策可以控制的，另外一定要有方式方法有手段，能够拿到资金，87年88年那一年热的时候，地方政府投，那个时候直接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那个时候大家知道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还是一体的，表面上看起来，货币发行权是在中央银行，实际的货币发行权控制在地方政府手里。所以那个时候是贷款总额管理，贷多少就发国家，不仅地方政府向商业银行直接放贷，甚至我们财政赤字由中央银行直接投资，所以那个时候说货币发行的内伸性。导致货币超额发行，形成结果就是88年89年18%19%甚至近20%的通货膨胀率。

　　我们很多地方政府投资未来收益并不是控制在地方政府手里的，这个项目投下去，通过项目运行还本付息。地方性的项目能够付息就不错了，能够付息就是好项目，能不能还本就说不清楚，可是我们很多你息也付不了啊，比如铁路投资，我们现在热钱很高，铁路我们目前的营运仍然高度集中的运营方式，我们没有放下方，那么铁路投资热情很高，地方投资很高，铁路营运权不在你手里，将来投资收益和投资回报和投资成本怎么匹配？大家可以举很多例子，但是我们投资热当中不想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今年突出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流动性问题，信贷投放多少？如果严格按照7.5万亿投，我们上面的讲法这叫相对宽松政策去年近10万亿，今年7.5万亿就是偏紧的。可是假如说我们不珍惜这7.5万亿，有的人也预测8万亿9万亿，必然带来未来的资产通胀压力。说明了现在经济不是一个好与坏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的多维调控目标，难以融合的问题，方向不一致的问题。但是这又不是说我政府故意造成的，而是我们去年的调控自然带来的这些问题。所以这种形成之下，就很难被当前的调控和经济简单给一个结论。当然还有大家关注欧贷危机和次贷危机，我不多谈。我讲欧贷危机，其实他跟金融危机的延续。一个是我们储蓄国的危机，一个是欧美债务国的危机，我们经济问题是储蓄国的危机。政府储蓄、企业储蓄，欧美是债务国危机，国家负债，企业负债这是一条链的。储蓄国和债务国有了非常好的契合，推动全球繁荣，繁荣极限之后各自暴露问题，我们要转型他们也要转型，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难解决在什么地方，欧美并没有按照正常渠道转型。如果他是负债过渡导致的，那么他现在的治理方向应该是什么？要增加储蓄、增加生产、增加供给。但是目前所采取的方法仍然是继续进一步的刺激和扩大消费，正因为这样我觉得方向跟现在的问题相悖，因为用的还不是治根的办法，这一场危机不管他对实体经济影响有多大，蔓延的时间仍然会比较长，问题存在时间影响比较长。

　　大家现在担忧的问题，房地产不行，出口不确定性很大，中国经济靠什么拉动呢？前十年我们两个最重要的火车头，一个房地产一个出口。对我企业直接的，两个都不行了，你现在推转型等你占GDP多少大？靠风电、核电这个东西能把经济带起来？中国新经济增长拉动力在什么地方呢？没有答案，所以正因为这样，近来讲政策的调控方向难一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