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扩大规模，这次会上提了很多，比如扩大资本的规模，有些什么办法，我们来大家共同努力，来使得这个规模能够扩大。比如说资金的来源，我们现在靠捐赠，我们富平学校是小额贷款公司的一个股东，富平学校是一个公益性的，它完全是靠捐赠的，他是非盈利的。它这个力量就很小，捐赠的力量很小，它只能起到一个种子的作用。

　　还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们就组织了一些社会投资家来参股，能够有所扩大，这次会上还提了其他的办法，比如商业银行的批发贷款，还有我们这次会上来参加的几个外资，花旗的、淡马锡的，其他一些外资类银行正在开展这方面的业务。会上还提出来，有些事情是可以探索的，人民银行的再贷款，比如说私募股权基金是不是有可能进来，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现在我想就要考虑到像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一样的，其实政府用来给扶贫的资金支持，总量并不少，它有一个用法的问题，过去风险投资，全国、中央、省市都建立了很多政府的风险投资，经过两三年以后，全部都消失了，它有一个用法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全社会来关注，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的数量能够扩大，规模对于改善经营、降低成本真的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大家来关注、来解决的问题。另外，政府，刚才王君也讲到了，政府对草根金融的这种法律基础，对监管框架，这一套的东西，它是要尽早地建立起来，否则会妨碍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第四、有一个金融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这次会上提了一个，就是跟其他的盈利性组织的关系问题。包括王吉绯先生讲的那个意见，其实也是有这个问题。我们自己的经验，这个小额贷款公司跟蒲州镇的果品协会，它是作为一种孪生关系成长起来的，但是它发展起来以后，他中间应该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是需要研究的。因为小额贷款这个东西是在一个熟人市场上活动，就是一个知根知底的人们，都是熟人在这样的，或者我们经济学上叫做人格化市场里面活动，所以它的规模是很小的，它不太可能提供全面的各种服务，因为市场经济里面，这个服务业的发展是专业分工的。

　　在工业化的中期，服务业就开始异军突起，而服务业服务的方面很多，所以他就不断地裂变，出现各种各样的服务业。在农业的生产环节上，我们中国大致在1995年、1996年，中央有一个《农业问题决定》里面，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农业，不管是种植业，还是林业、牧业、渔业，它的基本的经营形式是家庭经营。

　　这里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我想熟悉农业的人大概都知道，这是杜润生先生提出来的，后来是陈锡文先生论证的，因为它跟生物过程是相联系的，它出现了两个问题，就是生命过程的全过程才能看到结果。因此每个环节上的比较难计算，一个家庭的比较好计算。另外，人们不能控制大自然的关系太密切了，所以要根据大自然的变化，要很快地做出对应的策略。所以这个所有者和主要经营者要合一。因此，就得出一个结论，即使在很高技术水平上，农业的经营方式是家庭经营。

　　这样就来了一个问题了，一个家庭，不管像美国这样的家庭有大农场，即使很大，他对于他对应的市场来说，他的信息，获取信息有很大的困难。甚至就是所谓一个农户和大市场的衔接问题。衔接问题当然有很多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在中国体现得比较多的就叫大公司、大农户。这个本来并不是普遍实用的，而大多数效果不好，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大公司跟市场之间的衔接比较对称，跟农户之间仍然是不对称的。发达国家的主要办法还是，我们叫做专业合作社，在各个服务的环节上，组织农民自己的合作社。因为过去我们的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扭曲了，所以农民害怕。后来我们专业化发展了以后，有这个需要，有这个需要组织起来就是协会，就怕合作社又成了过去的合作社。后来我们讨论了，说你这个解决不了问题，你叫协会，协会不是一样可以官办吗？所以后来就促成了人大通过了专业合作社，就是把它规范起来，这是农民自己的组织。

　　这中间有插曲，80年代中期，我们中国有好几个农业考察团到了西方国家，回来就汇报，说人家的合作化程度比我们高，但是他主要是在流通环节，不是在生产环节，后来当时的领导就有了一个话，说我们如果过去的合作化是这么搞，可能不好了。所以当时就收集了西方各国的合作社法，准备要立法，后来不知道怎么一耽误，就到了90年代才再提起这个问题。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合作社，比如说在波尔多地区，波尔多红酒，是一家一户的，是什么堡，什么堡，这个是一家人，就是一家人。

　　但是它怎么弄的？他销售有销售合作社，购种有购种的合作社，肥料有肥料的合作社，各个方面，一家人主要是酿酒参加了很多很多的合作社。

　　王吉绯先生刚才提了一个意见，当我们这种专业服务都没有组织的情况下，我们小额贷款公司，我们的信贷员，应该帮助我们的客户，在这些服务方面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但是我想，这是刚才我说的，如果我们现代经济里面，这个客户多得不得了，不可能让我们的信贷员、信贷主任都去了解，都去用他的精力去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么我们可以起一个中介的作用，但是还是要发展专业性的组织，其中一个很好的组织形式，就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当然，还有其他的社会组织，我们要共同来促进这个事业，事业的意义很大，我这里就不想讲了。比如说我们的传媒，一个就是一些基本的理念的宣传、教育，一个就是这些共识的成果，这个是大有可为的。

　　像一些最基本的理念，针对草根，针对弱势群体，针对低收入群体，这种贷款，像这样一个问题，好像十几年了。第一次是汤敏，汤敏，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讨论2000年的中国经济，这是80年代还是什么时候，你就跟国务院扶贫办的人讲，根据你在孟加拉的经验，这个扶贫贷款不能够低息，低息的结果一定是贫民拿不到，都是有钱的人拿到了，我是第一次听你讲的。到最近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还有一个20%的利率的问题，已经反复地，其实从经济学上，我昨天跟一个传媒的记者讲了，在经济学上，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清楚的，比如说有供求曲线图，如果你的利率低于正常利率，它的结果一定是供不应求，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就来了，贿赂等等。但是我们传媒的朋友，这方面就有优势了。我们要共同合作，这个事业的意义太大。

　　最后，我们自己的治理，一直到业务管理怎么改善，这个我就不想多说了，因为今天上午的会议大家都讲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要说这个问题，从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一直到产品创新和风险控制，这都有很多很多具体的问题需要讨论。也许我们这次会只是开一个头，我是研究改革的，这个治理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企业组织结构，刚才我们说了，它又是在一个熟人市场上活动的，就是它的半径，富登讲的是十公里半径，人格化市场是一个小规模的市场，这才能知根知底，这样信息的网络才能畅通无阻，才有威慑力量。于是它的基层组织就非常小，那么你一个企业大了以后什么结构？我们中国人在组织结构问题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缺乏法制观念，也就是说不善于用一套规则把大组织构建起来，他的办法就是分封诸侯，最拿手的，最喜欢用的分封诸侯，分封诸侯在我们国营工厂也是这样，我想我们今后贷款公司也是这样的，就是多级法人制。

　　我们的信用社和供销社当然主要的问题是一个官办化，它也是这个问题，他其实是多级法人的，你别看他全国供销总社，他那个是一个诸侯里面选出来的头，每一个诸侯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利益。所以这个经营是经营不好的，但是我不善于用一套现代的，用一套非常透明的一套严整的规则来组织。恐怕我们现在还很小，没有这个问题，大了以后，问题就来了。至于说产品创新和风险控制，那里面学问就更多了，我想今天我们大概只是提出了问题，需要安排一些专题的会议来交流经验。来使得大家得到提高。

　　时间到了，我说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