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财经》总编辑向松祚：

　　马克·乌赞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1994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五十周年那一年，他个人发起了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发起者，在各种国际会议很多学者在一起辩论，马克先生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没有一个Order(秩序)，我希望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帮助重建国际货币新秩序方面能做出更多的贡献，谢谢马克。下一位演讲嘉宾是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余伟文先生，他要跟大家分享在金融危机期间，香港金融监管的一些经验，有请！

　　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余伟文：

　　谢谢向总！各位下午好！首先我非常荣幸可以有机会参加这个峰会，今天我们听了非常多精彩发言，关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我希望能很简单地从另外一个角度讨论关于将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危机以后所带来的中期经济影响，以及经济趋势怎么样会影响新兴市场，包括亚洲，我们的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我认为，从中期来看有一个趋势是很难避免的，全球汇率会有上升的压力。原因很简单，这次金融危机之中，美国和主要西方经济体需要不断举债，刺激经济，为银行注资。根据IMF的估计，美国的公债将会非常大量地上升，这几年大概占GDP 60%左右的水平，在明年会大幅上涨到97.5%。市场他们的财政能力也存在着疑虑，自然这个市场也要求比较高的收益率去弥补信贷的风险。同时，通胀压力也开始上升，因为市场怀疑中央银行推出现在的关税政策会遇到困难。

　　这几个因素都可能引起中期全球汇率会有上升的趋势。利率上升对经济的影响很明显，对消费和投资都有基数效应，主要经济体潜在的经济增长都可能下降。同时也会减低对新兴市场包括亚洲出口的需要。此外，在这个情况底下，中央银行对于货币政策的松紧判断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困难也可能导致全球金融、经济环境会有很大波动。

　　中期发展趋势，随着汇率上升，潜在利率增长率下降，调控货币政策的措施难度增大，加上国际金融市场形势不明朗，都会对国际资本流动有影响，将来对流出、流尽新兴市场包括亚洲的经济总量形成很大规模造成很大的波动。最近几个月已经看到流动的情况。因为很多投资者相信亚洲市场复苏会比欧美快，因此，我们看到不少资金流进亚洲资产市场，包括对股票市场价格有所影响。香港股票市场已经从过去几个月从低点的11000多点上涨到现在差不多18000点。可是将来，如果市场会有一些投资者把焦点放在美国经济衰退中期和长期对亚洲出口的影响的话，可能对亚洲经济预期会突然有所改变。现在进来的基金可能会很快地退出市场，对资产价格会造成非常大的波动。所以，对新兴市场，比如亚洲来讲监管当局有两个事情要做好：

　　第一，清楚地评估中期国际经济形势，对他们本土经济影响。比如对出口为主的国家，因为随着利率上升和主要经济体潜在增长下降，对他们出口增长肯定会有所打击。

　　第二，需要对外举债的亚洲国家也要准备好比较重的信贷负担。在这方面我其实没那么担心，因为一般来讲，亚洲国家的财政状况也是比较稳健的。

　　由于大规模地跨境资本流动还会继续，资产市场可能因此继续受到很大波动，对金融市场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认为，监管当局可能要使用一个叫宏观审慎监管的模式，来面对资产价格可能出现泡沫的风险。

　　所谓宏观审慎监管，就是要把监管的焦点放在整个金融体系上，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少金融市场受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个模式在国际监管论坛已经谈了很多。香港的监管方法一直以来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一直非常重视银行体系承受房地产价格波动的能力，所以，我们有规定楼宇贷款不能超过估值的70%，这是比较重要的措施，会使我们在房地产价格动荡的时候能基本保持银行的稳定，也避免了像美国由于次贷问题而引起的严重冲击。

　　中期来看，由于随着利率可能上升，可能印至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可能下降，亚洲区应该要做好准备，评估好这个发展对我们经济的影响，也要研究怎么大规模资金流动所带来的挑战。谢谢各位！

　　《环球财经》总编辑向松祚：

　　谢谢余伟文总裁非常重要的演讲，我想他传达的观点是，现在国际游资流入流出的规模越来越大，对各国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金融安全会造成非常巨大的冲击，其实现在这个信号已经非常明显，这可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国家马上要面临，或者已经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谢谢余总裁的演讲！下面演讲的嘉宾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创新监管部主任李伏安先生，有请！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创新监管部主任李伏安：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会议主办方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这两天的会，我确实也觉得很有收获，大家对于造成全球危机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分析，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高风险、高投机性，也属于高收益的市场和产品在这次危机当中，无论是在放大危机还是危机破坏性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我也特别同意刚才香港监管局的余先生讲的，要建立一种宏观审慎的运行框架。

　　我在这里想谈一个对一个问题的观察和看法。这次危机，全球的处理方法都是降低杠杆，远离高风险，远离复杂的，远离波动过度的一些产品和市场。但我们回到哪儿去？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就是全球流动性过剩，无论在危机之前还是在这次危机当中，这个问题并没有减少，而是更加放大，我相信危机过后，全球性流动性过剩问题会比危机之前和危机之中更大，会对全球金融体系形成更大的波动和冲动，全球金融体系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但对每个国家来说更需要做出自己的努力。对于中国，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全球金融流动性过剩？在战略上应该做什么样的考虑呢？有一个现象是这次会议当中重视不多的，就是关于债券市场。

　　美国国债发行量应该说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但交易量更大，我最近做了一些文章的检索和研究。在危机发生以后，有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减持美国国债，对美国经济、政治形成冲击，美国国会请了专门人员进行了研究，研究的两条结论是：第一，中国即使短时减持美国国债，不会对美国国债造成太大的冲击。因为我们现在的持有量还不如他们一天交易量的一个部分。第二，即使做这样的减持，会造成市场价格下跌，对中国持有这些债券来讲也是一个损失，按中国自己的利益来讲也不会这么去减持国债。这是他们的国会议员分析的一些意见。

　　美国这次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法是进一步发国债，等于进一步增加了向国际社会的借债。可以从中看出，一个国家的债券在危机的时候会成为其它高风险投资产品退出的场所，国债可以成为危机当中的稳定机制。当然，这个前提条件是大国的赢家通吃，一个小国家在危机过程中发国债没有人买，人家会轻易甩卖你，把国家主权破坏掉，但对大国，赢家通吃的国家来讲，当国债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国际上的影响达到一定程度，在出现危机的时候，人家甩卖国债的时候，首先损失的是他而不是你。你自己有信心的时候，本国居民持有国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我们稳定市场。

　　由此我们不妨想到，中国现在对外，从资本市场走出去以外，可以考虑当一个国家进入大国领域时，除了货币兑换，或者成为国际货币以外，还有一个是债券市场的发展。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用一些稳定的债券，甚至是一些主权债来平衡我们总体对外债务和国际金融交往的结果。无论从这次危机当中总结的教训来看，还是想成为国际稳定资本市场来看，我们发展债券市场对目前需要重视的程度来讲还有更大的空间。

　　对于国家是这样，对于我们企业，对于我们银行也是这样，可以简单地观察一下，银行的债券无论在资产方还是负债方，在中国银行业监管当中跟国际上大银行比都是偏低的，这可以进一步想到，我们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方向，过去一想到就是获得更高的回报，或者高于国家基准利率多少多少的回报率。这种过高的期望和要求就自然地容易涌向高风险，高波动率的股票或者其它衍生产品市场。如果我们要有准确的定位，这些理财产品也应该回到固定收益率当中比较稳定，比较基础的债券市场，理财产品定位也应该向这个方向进行调整。这是我们稳定宏观方面的市场结构的一点看法。谢谢大家！

　　《环球财经》总编辑向松祚：

　　谢谢李伏安主任的精彩演讲，我想他的发言是想说要发展中国多层次债券市场，中国债券市场不发达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当中，债券市场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如果发达的债市，货币传导机制可能不会很完善和畅通，非常感谢李主任。下一位演讲嘉宾是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先生，有请王行长！

　　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

　　谢谢主持人！当我们谈到金融危机的时候，都知道，金融危机肯定是流动性过剩或者流动性过剩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猛然收缩或停止造成的。为什么会出现流动性过剩？一定要从国际货币体系上找原因。前面几位专家都已经谈到过这个问题，我想再补充一下。

　　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形成的，以美元作为中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今天美元在全球外汇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保持65%—70%的这么高比例。但二战和今天的美元已经法身了很大的变化，二战以后的美元是建立在金本位制的美元，和金挂钩，而金是一个全球货币，是可以搬动的。

　　刚才李扬先生谈到后面的全球不平衡。实际上美国从二战之后出口净额，在迅速下降，到70年代初期，它在黄金挂钩的时候撑不下去，这时候已经大量下降，71年它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脱钩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虽然当时没有形成问题，但今天来看，很多问题都源于美元和黄金的脱钩。因为脱钩以后，美元成为一种纯粹的国家信用货币，而且主要成为记帐货币，除了小额现钞可以带走，其它全部记帐。这带来一个问题，货币发行没有明确的严格约束，黄金也不行，不能跟上货币和经济的发展。货币当局说我是盯着货币通胀水平的，但每个国家仅仅盯着自己的货币通胀水平，美元出现问题，可能会考虑到美元以外的货币通胀水平。

　　更重要的是当美元成为一个记帐货币的时候，会发现，全球持有美元再多，真正美元头寸都在美国，不再像黄金一样可以拿走。在美国最终回体现在金融机构的账上，如果我们一层层剥离会发现这个问题，要么在美联储的账上，要么在其它金融机构的账上，因此我们看到全球持有，头寸集中控制在美国的原因。当大家说为什么美元不放在美国而要拿回来。在今天把账上的美元拿回来是不可能的，由此看到一个问题，由于头寸集中在美国带来几个问题：

　　金融机构持有美元越多，负担越多，但整个社会资金成本越低，大量进口对它可能不是坏事情，恰恰相反可能是好事情。其它国家尽管持有很多美元，但对美国的影响力其实是很弱的，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因为有很多美元而可以影响到它，不想持有美元只能卖给别人，不管怎么卖来卖去，美国的美元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这是一个货币体系的问题，这给美国带来储备货币的超额利润，为他扩大货币拖放提供了内在动力。

　　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的时候理应由国际组织控制美元整个投放总量，但很不幸，我们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这样的组织，特别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后，整个国际相对抗衡的力量大大削弱，美国一家独大，整个国际社会对它的监控也大大减弱，组织架构上也没有办法控制。再加上一些独特的因素导致美元投放迅速扩大。比如2000年之后网络泡沫的破灭，“9·11”的发生，伊拉克战争等等都会推动美元大量投放，再加上国际化造成全球资金剧烈波动，每次波动都会造成或多或少的区域性、国家性的金融危机。

　　而当危机爆发的时候，各国政府都会救市，就像我们今天“救市”一样，救市最终的本质是投放货币。投放货币导致流动性更多而不是减少，就造成金融危机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大家今天很难说放手不管它，把多余的流动性消下去，很难。由此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我认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全球性过剩之后造成金融发展越来越偏离实体经济，而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炒作，由此我们仔细去分析分析，金融市场、金融中心，特别是交易产品中心的交易有多少是跟实体经济相关联的。大量的社会资金转移到这里对经济的发展长远来看是好还是不好？尽管产能过剩，实体经济价格不会上来，但金融里炒作的因素太多，赌博的因素太多以后，难道一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吗？这个问题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当前全球又在大量投放流动性，在投放大量流动性过程中会造成什么结果？在此之前美元更多放在一般性金融机构里，而这次危机发生之后大量放在美联储，美联储如果不投，资金会大量萎缩，这个过程中他们大量因为海外投资，会造成什么结果？

　　我们有一个主题是国际资本流动，资金会流出流进，中国人民币很难流出去，而美元货币就很容易流进来，如果不是流动到实体经济，而是虚拟经济，问题将会非常可怕。

　　《环球财经》总编辑向松祚：

　　谢谢王行长的演讲，他讲的这个问题是我们研究美元体系很容易被忽视掉的，就是美元头寸的问题，全世界持有美元，头寸的管理是在美联储这个金融机构手上，全球对美元货币发行没有约束，对自己货币掌控能力也会非常弱，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谢谢王行长，下一位演讲嘉宾是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博士，有请潘行长！

　　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潘功胜：

　　各位来宾，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我今天想讨论一个问题，中国银行业改革与跨境投资。在过去几年中，中国银行业成功改革，但对中国银行业曾经的状态大家记忆犹新。十年之前我和主持人向博士一起在英国留学，当时英国媒体也经常报道中国银行业的状态，但所有的报道和评论基本都是负面的。一个共同的观点是，境外机构对中国银行业基本固有观点是，中国银行业技术上是破产的，中国银行业的危机会随时发生。在过去几年中，中国银行业进行了改革，中国银行业面貌焕然一新，今天中国银行业机构比以前更加健康。我觉得国际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体系健康的信息有了更大的提审。中国银行业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这次发生金融危机对中国银行业也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压力的测试。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表现是合格的。国际西方大银行再融资大幅度下降的时候，中国银行业对于保证，促进中国经济的成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银行也改革和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看到两种性质有所相同，但方向不同的银行业跨境并购投资。这种性质的银行业跨境并购投资，对中国银行业改革和战略方向是十分重要的。一是战略投资者，我想在座各位对这个词应该不是很陌生，中国过去媒体在过去几年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中国银行业在过去几年中显示的路径改革有这么几个步骤：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开发行上市。

　　引进战略投资者是整个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这个过程中，一些境外的大型金融机构通过战略投资方式投资到中国的一些大型商业银行，比如汇丰投资交通银行，美洲银行投资建设银行，高盛投资工商银行等等。这些事件本身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我认为，在整个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过程中，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进入，总体来说对中国银行也的改革和发展意义是积极和正面的。

　　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类型，但方向不同的投资，就是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和跨境并购。过去两年中，一些中国金融机构通过战略并购的方式来进行一些国际化的扩张，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工商银行在2007年通过并购方式收购了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成为南非标准银行的当地最大股东；去年招商银行收购香港的永隆银行等等。这些中国银行业的跨境并购现在来看，有些是比较成功的，有些看上去并不那么成功。

　　这次金融危机，我相信将使国际大型商业银行在全世界的竞争格局，和他在空间上的布局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在未来银行业国际竞争中如何进行战略定位？是不是需要拓展国际经营的空间，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通过一种什么样的路径来扩展国际经营的空间。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我们需要进行战略性和策略性的思考，来谋求后危机时代的发展。谢谢大家！

　　《环球财经》总编辑向松祚：

　　谢谢潘行长的精彩演讲！他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中国银行业在国际竞争中长远问题应该怎么定位，这不仅对金融企业，对其它行业的金融企业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中铝收购力拓股份引起全世界非常广泛的讨论，这个问题，潘行长会有更深入的思考，谢谢潘行长！下一位演讲嘉宾是来自一位实业界的，美星黄金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德雷·高希尔先生，有请！

　　美星黄金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德雷·高希尔：

　　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大家都在谈金融危机，但我想今天跟大家谈黄金，大家很少谈到黄金，黄金与金融危机其实是联系的。1929年，1982年以及1987年等等，所有危机都会与黄金有所联系，我与其说做一个预测，还不如说要引起大家的注意，让大家对黄金有所了解和关注。

　　各位都知道，中国是世界黄金第一制造大国，每年有大量的制造，可以说是第一大生产国。第二，中国生产的黄金比中国黄金协会公布的数字要多，我认为至少要多百分之几十。中国上海有一个黄金交易所，它的子公司实际上与中国央行有着紧密联系。衍生品市场，包括ETF与黄金挂钩的交易实际上也是由政府控制的，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由政府控制和德黄金衍生品交易。

　　我在黄金市场工作25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发现中国是一个最好的黄金勘探国，因为中国黄金40%的产量便不再山东和辽宁，大概在6000公里的领域之内，所以，黄金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过去二十年间，中国还在不断增长，中国已经在黄金勘探方面花了550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已经开采出，比原来勘探高出45%的黄金，只有1%左右的勘探目前还没有完全得勘探出来。所以中国有很大的黄金开采的潜力。400多吨黄金产量当中，其中中国就占了最大的份额。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黄金那么容易找到，那么容易勘探，那么容易开采啊？作为地理学家出身，我们了解，1000人当中只有1个是智者。黄金、煤油只要钻了1000个井，只有1个井可以产油。所以黄金勘探成本是很高的，没有政治问题、安全问题和其它问题也要花费11年时间才能把黄金开采出来。其实黄金价格在过去一段时间也翻了很多倍，现在我们手中持有的黄金以前是一种货币，现在加拿大也是一个产金大国，但加元却比较弱，如果加元走强的话，我觉得25%的黄金矿将会倒闭，澳大利亚也是这样南非也是这样。南非的很多黄金矿效益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发现黄金和当地货币走势也是挂钩的。

　　1928年，爆发1929年大萧条之前，发生了一样的事情，黄金价格、金属价格以及各种各样资源价格都在疯涨。时间关系，我只能讲六分钟，大家可以去我的网站找到更多的信息。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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