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点，危机大概就这样了，我们的低迷大概也就这样了，政策大概也就这样了，该做什么都做了，这是一个过程，过程要逐步的实现、政策要逐步落实、经济要逐步调整。现在真正要思考的是危机以后的事，是长远的事。最近，我们讨论短期的事比较多，因为要防范危机，要使经济正常增长，这都是短期政策，宏观政策就是短期政策，解决不了长期的制度、结构这样的问题，就是总供求的比例关系调整问题，现在经济下滑，他把总需求托住，就起这样的作用。涉及到长期的问题，结构调整、制度改变、市场的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都是长期政策的问题。我们在北京最近也反复讲这个问题，这应该和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背兴不悖，危机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体制性的问题、结构上的问题。比如，现在消费需求过低、储蓄过高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什么政策不政策，我们可以搞一些消费券、短期刺激一下，但是无法解决长期的问题。我们的储蓄率，按07年算51%的GDP都是储蓄率，居民消费只有35%，其中还有一块政府消费，这个比例太说不过去了。而这个问题，不是简单搞点刺激消费政策可以解决的，是收入结构变化的问题，是财税体制的问题、社保体制的问题，很多方面的问题，没有时间再讲。现在再不抓紧改，危机的时候好办，危机现在靠什么？消费需求那么多，是靠政府增加一块投资，政府投资还包含一块政府消费型投资的支出，就像住房和汽车属于消费型的支出一样，政府支出当中修铁路，一半走人，那时候消费品。修地铁是属于公共消费品的支出。政府还有一块，但是你不能总靠政府的支出啊，你还要考虑怎样真正改变储蓄消费的结构。美国的储蓄率高吗？我不相信美国储蓄率会增长10个百分点，现在是增长10个百分点，这是矫枉过正，如果他们危机过后增长5个点也是很厉害了。我很反对说中国出口导向错了，这一定要导向的，我们这么穷的国家，我们不出口赚什么钱？还是要出口，但国际市场不会像过去那么大的空间，它会缩小，因为美国人的储蓄率会提高、消费率会下降。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不是不出口了，而是我们对出口的以来依赖程度要减少，扩大国内的消费，这不是说一说，不是靠家电下乡的问题。农民是中国消费率最高的，99%的消费率，钱都花了孩子的上学还没有着落呢，从农民那里可以挖出多少呢？怎样使城市的中产阶级成为真正的消费主题，这才是我们要真正做的事。还有其他的一些改革，民营经济如何发展，国有和民营之间的关系如何调整，怎样打破垄断，怎样使经济在更有活力的基础上去创新，使我们的民营经济发展更有动力。第三我们金融体制怎样改革？这次我们受到影响比较小，一定意义上是我们不太发展，我们说“小孩不得大人病”，但我们不能总是这样吧？美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第一个措施是什么？大家可能忘记了，第一个措施是不许做空、不许做多，对涉及有毒债券的金融机构，市场不许做多不许做空，这就是股指期货，我们到现在股指期货都没有，无法做多、做空。说金融衍生工具现在是垃圾，但是金融衍生工具本身是有道理的，包括次案本身也是精巧的金融工具，分散风险，问题是没有监管，杠杆率过高，等于是滥用了，扩大了风险。要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金融还没有开放呢，我们的人民币还不可兑换，要想走到那一步我们还有多少事要做，可以使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在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完善监管体制，交易还不能做呢，你都不知道怎么监管，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别人那里出问题，我们又可以学别人新一轮的监管办法了，但你要做起来才知道怎样监管。创业版千呼万唤快出了。这些问题我们怎样发展？现在全世界的领导人都在想下一轮的竞争了，全世界的企业领导人也都在想下一轮的竞争了，我们从国家的角度、政府的角度如何思考下一轮的世界竞争，思考下一轮中国提升竞争力，消除过去损害竞争力的高成本、商务成本、政府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提高市场活力，提高民营企业的活力，这是我们现在要思考的问题。

　　在座的各位都是民营企业家，但也应该说是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我认为这是商会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商会，一个是为会员提供交流、服务，创造商机。第二是作为企业家的一种声音、代表，来推动政策的改革、推动体制的改革。因为你们不是分散的个体，而是商会的一种。也不是政府在改革，我们是制度的创造者之一，我们是四的受惠或者受害者之一，我们怎样推动制度的改革？企业家都是通过各种商会组织起到“游说”的作用，通过游说、通过和政府的交流，我们大家都想把事做好，与政府互动、与学界互动，大家共同呼吁、倡导改变我们的体制、改变我们的政策，才能使得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更健康，也是我们中国的竞争力、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能在国内市场体制发展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最后也祝各位可以积极、成功渡过危机的困难，今后有更大的发展，祝商会有更大的发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