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1日，“2008年度观察家年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图为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来源：新浪财经 陈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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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问题，发生了危机怎么办？人类是不是在无谓地重复自己的错误？

　　发生了危机应该变革，所谓“危机带来变革，变革带来进步”。

　　例如，华尔街的第一个100年是没有信息披露制度的，最荒唐的时候出现一个公司上市时说要从地球修一条通往月球的铁路，很多人买到了这个股票，才意识到地球和月球并没有连在一起，随后1890年的经纪人革命带来了信息披露制度；1929年的股灾带来的是罗斯福的新政，凯恩斯主义也是在那时出现。29年的股灾时美国社会有很多的笑话，最著名的笑话就是美国的丽兹卡尔顿酒店，前台问候语从原来的“欢迎您来下塌”，改为“您是来住店，还是来跳楼”。正是这么大的灾难，带来的巨大的变革，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投资银行、价值投资等等一切理念，我们所知道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都是股灾带来的变革。

　　相信这次灾难也带来很多新的变革，比如说以前有一些国家监管机构很难坐在一起，但是这危机之后，政府监管和首脑都坐在一起研究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传递，因为大家发现，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中，大家不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大家都在一个网上，这个网上如果哪儿出了一个洞，大家都从这个洞一块漏下去，所以这次危机至少可以推动全球各国一起来面对全球金融风险的传递，走向全球的联合监管。

　　我想讲的第一部分总的意思，是说人类的历史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资本市场也是如此。同时，在全球新的竞争格局下，各国金融体系的竞争，竞争的不仅是规模和效率，更重要的是应对危机变革的速度和力度。

　　第二部分讲一下中国经济的转型，也是先提出4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是不是来自于金融危机？我想这个答案并不是很简单。我们看全球二战以后60年的经济发展，全球主要的经济体都有一个大致30年的周期，欧洲是从1945年走到的1975年；美国是从1945年走到了1972年，发生了石油危机等等；日本是从五十年代年开始走到了1989年，经济泡沫破裂，大致三十年多一点；亚洲“四小龙”，60年代开始起飞，也是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此后鲜有作为。中国创造了一个非常大的奇迹，这么大的国家，起点那么低，每年的经济增长可以达到10%，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在30年的高增长之后面临的困境是早晚要来的事情，我用一个词是“不约而至”。那么，这种比较低端的发展方式，在传统的意义上一般就是走30年左右，必须转型。小平同志也曾说过，在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我们还要稳定发展30年。第一步我们已经完成了，那么后面30年我们怎么走？

　　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个过程的到来，缩短了我们的时间表。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面对压力怎么办？简单地说要把压力转变为动力。举几个例子，我们在07年年底的时候访问巴西，巴西的央行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过去的几年中，巴西的货币不断地升值，他们发现摆地摊的全部破产了。几年之后发现有几家皮鞋厂活下来了，而这些厂商是放弃了低端的皮鞋，他们不再竞争地摊上三、五美元的皮鞋，反而跟意大利竞争两、三百美元的皮鞋，他们反而活下来了；更加成功的例子是我们大家熟知的硅谷经济，硅谷依靠高科技产业为主，过去的30年出现了几十个不同的科技产业。

　　转移不成功的例子有哪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日本，他们在1989年陷入危机之后，后来人们称做日本“失去的10年”，进入2009年之后就是失落的20年，还看不到什么希望。

　　另外一个不成功的例子是欧洲。2007年欧盟发表一个欧盟竞争力研究报告，承认欧洲在科技研发和创新方面，大致落后美国28年，2007减28正好是1979。过去的三十年，欧洲在高科技产业方面鲜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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