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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大豆,如果进口以后就不是价格问题,而是地域政治、国际政治的问题,所以有很多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去看,保护好农业和农业资源,不断地推进农业进步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才可以解决中国的长期的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农民的收入问题,农民的收入大家都可以看到,这几年党和国家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06年起取消了很多的税,农民直接获得了1251亿元的补贴。农机购买补贴、粮种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的综合补贴,去年的补贴是四种合在一起,是1028亿元。还有农民方面的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都在逐步地向前推进,农民的收入也是每一年在增加。但是,大家都可以知道,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因此而缩小,而是进一步在扩大。
从目前得到的数据,现在还没有对外公布,农民居民的纯收入是7400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1.5万元。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由此以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08年是第一次突破了1万元。而从目前来看,缩小差距的拐点还不存在。所以,这对于很多的回到农村的农民来讲,这确实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如何加快转移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可以转移到城镇中就业,而且去了之后可以稳定地在那里就业。就是转出农村的农民,进入城镇的农民,能不能真正的市民化?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建国以来很多次的向农村转移,我们有过三次城市的人口大规模地向农村转移,一个是三年困难时期,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下乡时期,现在又是第三次。已经脱离农村进入城市,并且在那里工作多年的人,不得不再次回乡,为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们的增长方式,我们的经济结构,我们的生产能力的布局和我们这个国家的实际状况,太不相吻合了。
由于我们改革开放形成的经济增长的结构,主要是以满足外需的增长结构,所以我们的生产能力大多数都投放在沿海地区大城市,这样它对于就业的影响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工的大跨度的移动。就这一点,其实农民也好、社会也好,为它付出的代价非常大。那么,从这个角度去讲,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既然依靠外需维持了这么多年的增长,又带来了这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眼睛转移一个方向?从生产力的布局,我觉得也应该向内、向下。向内就是从东南沿海更多地向中西部地区,向下就是从大城市更多地下沉到中小城市,乃至小城镇。
刚才李金华先生讲的我非常赞成,比如说中国发展小城镇,我们现在全国的县级单位有2800多个,如果只讲县级市有2500。我们现在整个外出的人口,07年的统计是2.4亿左右,其中有900万人是离开了村子,但是没有离开乡镇,就是俗话说在当地的乡镇企业,还有1.43亿人是离开的乡镇,到外乡镇的城市去。这么大规模的流动,而且每年是增加几百万人,很可惜的是08年农民工就业的数量,几乎是零增长。而到现在开始,又开始往回退了,退到什么程度?影响到底多大?我觉得现在还讲不清楚,要到过了正月十五以后,看看农民到底可以出来多少,出不来的就是找不到工作,怎么为这些人更多地提供非农就业机会,以及为还想出来但是苦于找不到出路的农民找到新的就业机会。我想国家采取的很多的政策正在起效,但是需要一些大政策、大举措,这就是关于增长措施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的布局问题。怎么样把我们的眼光更多地朝内、朝下,更多地思考、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这样,才能为中国农业经济的整体好转奠定一个基本的基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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