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1日，由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深圳报业集团承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深圳）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此次会议。图为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肪发言。(来源：新浪财经)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再看看中国的人口结构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恰好也是实行计划生育的三十年。在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水平已经大幅下降。从下降那一天起，减少的那一代人十年、二十年后他们就逐渐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就意味着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现在也进入到缓慢增长时期，而且按照预测，我们用不了几年，大概五、六年的时间，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而且从那以后，从2013年或者2015年之后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劳动力供给其实会绝对地下降。与此同时，我们又是一个高速经济增长、大规模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时期，两者结合，也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已经在消失。

　　当然，它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劳动力的增长。但是二元经济的特点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意味着你不要涨工资劳动力就可以源源不断来，当你必须依靠提高工资水平才能继续吸纳劳动力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了。其实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可能是劳动力丰富：总量很大、比重很高的阶段。

　　因此，劳动力无限供给消失的特征不在于劳动力短缺、不够了，而在于我们必须提高工资，而提高工资就意味着我们的比较优势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因此，它实际上就创造了一个条件，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上，要素的禀赋上向早期的发达国家趋同。因此，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因此，这个时候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不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就很难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保持你的竞争优势。这是客观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升级的条件，这是一个必备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

　　主观上，我们很多人都说走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了。因此，政府要大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可能也就恰恰出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政府如何推动，政府有什么样的手段来推动。如果说这个手段的使用不恰当的话，就像上午吴老师讲到的，我本来应该是演进式的、渐进式的调整过程，可能会变成企图一步登天的过程，因此它距离比较优势就太遥远。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比较优势要转变为明天的比较优势，我们是要根据要素市场信号、资本的价格如何、劳动力的价格如何，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如何，由企业家来进行调整。如果说这个比较优势就是明天的谁率先调整谁可能获益，但是如果说政府来主动调整的话，也许这个比较优势可能是后天的或者若干年以后的，可能就难免犯一步登天的失误。

　　因此，其实政府所要做的事，首先是把生产要素的价格、把劳动力的价格、把土地等资源的价格、要把环境的价格、环境的成本以及资本价格，要搞对，让它反映这些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和它的供求关系，如果你是扭曲的价格，企业家的行为，调整结构、调整技术的行为也会是扭曲的，可能这种调整结果可能就不能给我们带来竞争优势。因此，我们说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同时，我们再来看一看产业结构的调整，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我们从国际经验中特别是东亚经济中看到了典型的国外把它概括为的雁阵模式，也就是像一群雁一样，有一个头雁，它最早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成为地区的甚至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随着它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它的比较优势就逐步丧失，它就转向更加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他把原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退让给下一轮，比如从日本转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也经过这么一个过程，进而把它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转向比如东盟国家，接下来包括中国的沿海地区，等等。

　　这个模式在我们亚洲是体现得非常清晰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也就是他的地域、他的人口以及各地的差异性，其实中国自身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雁阵模式。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像有些人预计的说如果我们的产业比较优势在丧失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转到越南、转到印度。相反，我们的地区之间是完全可以实现这种雁阵式的发展道路。

　　而这个雁阵式的产业转移模式其实需要有两个要素才可能成功。一个是作为领头雁，也就是说我们珠三角地区、我们深圳以及周边的地区，它的产业升级是需要成功的，它的产业升级的成功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不要距离自己的比较优势太遥远，政府不要人为地去干预，不要扭曲生产要素价格。

　　与此同时，第二个重要的要素是接受这些产业转移的地区能够真正实现转移成功，也就是说对我们这个地区来说是产业升级，但是对中西部地区来说是产业转移，这两个过程其实是一个事儿。如果转移不能成功，我们转出去的产业在那个地方不能生根、不能生存下去的话，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比较优势没有人来接续。其实没有接续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地区还有比较优势。因此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做法就是违背企业家意愿的。因此，两个过程都必须同时实现，缺一都不能实现国内雁阵转移的方式。

　　同时，我们再来看产业转移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成功要素，其实它还有若干个条件：第一、它真正出现了比较优势的变化。这个比较优势如果没有产生变化，那么我们转移就是人为推动的。目前来看，我们确实看到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其实土地成本也在上升。同时，相比来说，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还保持相对低廉。但是仅仅看工资并不意味着它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说，除了工资之外，我们还要观察劳动生产率的情况。

　　如果把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比如工资去比劳动生产率的话，形成一个指标叫单位劳动成本的优势。和这个指标相关的一些分析表明：在2004年以后，我们沿海地区，这是指全国的大沿海地区，这个指标基本上平缓，也就是说这个优势不再继续上升了。与此同时，中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指标继续在变化，也就是说，这些地区在逐渐通过相对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也在提高的劳动生产率，而获得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依照这个价格信号来调整产业结构是可行的。

　　同时还有一个条件，也就是我们需要把当前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变成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和机遇。目前来看，我们广东的“双转移”，但是这个危机来临以后，我们发现“双转移”在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其实错位了，它们两个不同步，也就是说我们大量的企业可能经营不良，有些倒闭了，导致了农民工就先回去了。相应的，我们的产业还要有待时日才可能逐渐转过来。因此形成一种错位。在这个错位过程中，我们就形成了一些短期的冲击，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对居民收入的冲击，这个收入的冲击就相应地抑制我们消费需求的增长，使得我们经济增长有可能会陷入到没有需求拉动因素的境地。

　　同时，上午刘鹤主任也讲到中国城镇化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这几年发展很快，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我们目前按照常驻人口统计的城市化水平中，城市化人口其中有46%实际上还是农业户，就意味着我们的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改变定义的城市化，是统计上的城市化。也就是说一部分人是家在农村，来到城镇打工、居住超过半年就被算做是常驻人口。还有一部分人是通过县改市、乡改镇、村委会改居委会、大城市的县改成直辖区。因此，这种现象它导致很多弊端，一是城市化的不稳定，同时还扭曲了城乡人口结构，也就是农村的人口变得越来越依赖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城市的人口越来越有生产性，但是它和我们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不相适应。

　　同时，这次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也表明了它也扭曲了我们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使得我们的劳动力供给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劳动力需求在另一个地方，这两者之间出现了错位，这也导致一些可能存在的我们比较担心的春节以后会有大量的农民工再出来找工作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可能会出现一些社会的不安定局面。因此，我们面对冲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套制度，社会发展制度的变革，来应对它，然后使得这种冲击的调整和应对措施变成一个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