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08年12月6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举办“第六届中国改革论坛”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新浪财经独家直播本次盛会。以下为论坛开幕式实录。

　　主持人(乌杰)：第六届中国改革论坛开幕！请允许我代表大会组委会主持今天的开幕式。

　　尊敬的陈锦华副主席、成思危副委员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代表，参加今天大会的有全国九届政协副主席陈锦华，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安志文，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宋晓梧。

　　2003年以来，我会成功举了了五届中国改革论坛，论坛的内容受到媒体与政策各界的广泛关注，对贯彻落实国家政策、配合中央的工作、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今年是第六届，主题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顾与展望，论坛将邀请有关领导、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学习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研究探讨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应采取的政策、策略，希望通过这届研讨会我们能有所收获。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现在请全国九届、十届副委员长成思危同志讲话。

　　成思危：同志们好！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座的都亲身经历了，在今天的会上我们大家一起回顾、探讨过去，展望未来。

　　我为这次会议提供了一篇文章，文章里讲了中国改革的四个特点：第一，自上而下。改革始终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实施的；第二，循序渐进。我们的改革没有采取前苏联俄罗斯的那种激进的方式，而是一步一步地进行，从农村改革开始到国有企业改革、到经济体制改革；第三，量力而行。我们根据群众能够接受的程度，根据国家的客观条件进行的改革；第四，简单的说是开始摸着石头过河的，像下象棋一样，走一步，讨论一步，经过实践，再摸索。当然随着改革的深化，经验的积累，预见性越来越强。但如果摸着石头过河，深的地方不行了，得退回来一下，尽管退回来有损失，但是总归是不断地找到一条最佳道路。

　　我也讲到，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目前改革处于发展攻坚阶段，要处理好四个关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集权和分权的关系。这些观点我的文章里都讲了，我今天只提纲挈领地讲一下四个认识的问题，当然理论的问题大家可以自由探讨，我从自己的实践中感到有四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个问题，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究竟我们是回到马克思还是回到凯恩斯？这一点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些说法，觉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一块主要是宏观调控。我觉得宏观调控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经济理论上看，市场有失灵的时候，因为市场是追逐利润的，它在涉及到国家利益、涉及到国家安全、涉及到保护弱势群体的方面，市场是发挥不了这方面的作用的，这就需要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来处理。

　　但是，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应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点是应该强调的。大家知道，多年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始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政府万能还是市场万能？实际上是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要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配合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认为，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宏观调控，政府更重要的作用是要搞好公共服务，是要维护国家整体的人民的利益。我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方面的配置作用，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大胆地学习国外市场经济几百年积累下来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利用，正因为这样，我们有了股市、有了风险公司，把国外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好的东西吸收了过来。

　　另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在这方面我们要完善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要提倡转移支付，支持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要用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失灵的情况。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理解到，经济的发展，内因是主要的，经济的发展是靠企业，千千万万个企业都是自主决策、自主经营，生产什么、为谁生产，但是它又不可能不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不可能不受到其他企业决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会发挥一种自组织作用，推动整个经济在宏观上看向一定的方向去发展。正因为有这种自组织作用，所以从微观上看，尽管市场、企业之间是无序的，但是从长远看有一定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经济会有上升和下降的周期，股市会有熊市、牛市。

　　政府的政策调控是外部因素，这个外部因素要通过改变内部(企业、人们的预期)来发挥作用，如果它不能改变人们的预期，政策可能就发挥不了作用。所以有时候人们总在思考，为什么有时候市场不听政府的？像股市在涨的时候，尽管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像提高印花税、提高储备金率、提高利率，但股市仍然在涨。而股市在掉的时候，尽管减息、减低新印花税等等，股市还在跌，这就是因为政策没有改变人们的预期，股市涨的时候，人们认为还得涨，政策控制不了。股市跌的时候，人们的信心不够，政策没有能够增强人们的信心，所以股市仍然在跌。所以我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应该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注意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正因为这样，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比如这次金融危机，也有各种观点，如果从凯恩斯的观点来看，就是政府的监管有问题，监管不力。如果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来看，我认为它实际上是内部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举过一个例子，商人A通过中间商B向生产商C定了一批货，他准备卖给在印度的客户D。当合同都签了以后，生产商C就可以凭着合同向银行贷款，因为他已经接到了订单，现在要买原料、要雇工人。B凭他和A签的协议也可以向银行贷款。商人A也可以凭他和D签的协议向银行贷款，印度已经和他签了协议，要他100万的货。印度的客户D也可以凭他的合同向银行贷款，因为他已经和商人A签了合同，半年以后可以收到这批货。所以，本来一块钱的东西，就变成了四块钱。在现代西方，包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杠杆率(一块钱可以撬起四块钱)增高得很厉害。根据我粗略的计算，银行的杠杆率是10—12。投资银行的杠杆率可以达到30倍—45倍。美国的“两房”由于有政府支持，杠杆率最高的时候达到过65倍。虚拟资本这么大量膨胀，当然会引起关注。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定义就是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基础上产生的金融产品，都是虚拟资本。为什么说它是虚拟资本呢？因为当投资者把钱买了债券、买了股票以后，他就失去了对钱的使用权，保留的是对钱的所有权，而这个所有权是靠一张纸来保证的，现在是电子化，索性连纸都没有了。如果大家都遵守信用，这没有问题。如果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信用体系就会出问题。所以，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由于违约引起债务危机，由债务危机进入到流动性危机，再进入到信用危机。债务危机爆发以后，现金不够了，因为银行都不可能把钱放在自己手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都有杠杆率，一旦不能偿付债务，流动性就不够，所以美国政府要给这些公司注入流动性，买它的股权，让这些公司用股权换流动性来对付流动危机。但是进一步发展，从流动性危机变成信用危机，人们对金融机构、金融系统，政治对政府都不够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危机肯定不断发展，从美国向全世界蔓延、扩散，从虚拟经济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

　　所以，我们要解决金融危机，还是要根据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再结合资本主义当代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而不是单纯地说这是监管不力的问题。

　　昨天我刚见了中央编译局的同志，我和他说，《资本论》原来的翻译是俄文翻译，所以不够准确。他说他们现在正在翻译，对英文原版进行翻译。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回到马克斯，当然凯恩斯理论中有一部分对的东西我们要吸收，但根本还是要回到马克思。

　　第二个问题，依法治国的问题。法治和人治，在八十年代初有这样一场大争论，最后中央确定了依法治国的大方针，争论基本上平息了。但实际上，在法治和人治的问题上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大家知道，法治是讲要有一个法律的体系，法治要有法制，所有的人，包括掌权者在内，都要服从法制，实行法治。人治是要有权威的统治者，所有的人都要服从于统治者，这就是人治。当然有人说，从中国的历史上看，贤明的人治也起到了作用，但是毕竟贤明的统治者几百年才出一个，所以在现代社会，还是要靠法治。中央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我在人大的工作经验来看，人大在立法工作上做了不少工作。有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我们在2010年就要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执法的问题，也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所以我提出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首要点是依法行政，也就是依法治管，如果官员都不遵守法律，法治也不可能建立起来，一旦法律变成国家意志以后，任何个人都不能违反。依法治国的关键是党的领导。现在看来，实际的执法过程还有一大堆问题，需要下力量去解决。我听到有些外商说，最怕的就是地方领导更换，原来的市长、书记答应的都可以不算数，一换人以后，下一任不认帐。这就说明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还是比较大。所以，中央多次强调依法行政，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多次谈到依法行政。

　　现在还有一种论调，法治应该和人治相结合，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从定义来看，法治和人治是完全对立的。法是要人去执行，这是对的，但是执行的人不能违反法律。人治的特点就是执行的人可以凭他个人的意志去违反法律。所以说，法治和人治相结合是对人治开了一个口子，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第三个问题，关于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现在我们经常碰到的问题，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开放促改革，通过改革促开放，这二者配合使我们国家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我们历年来引进的外资将近8000亿美元，对外投资1000亿美元。这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对我们引进技术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确实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开放往往受到不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质疑。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按照邓小平说的，要敢于开放，这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当年邓小平的这种魄力，我们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经济建设的成就。当然，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对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是要注意的。人大在制定反垄断法的时候也特别规定要进行反垄断审查，要经过一些审查。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现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我们不解决好开放的问题就不可能进一步提高开放的水平。现在一旦遇到一个并购的例子，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会提到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等等。如果回顾历史，彩电，最初的名牌是北京的牡丹牌，当时引进国外技术的时候就有人质疑，会不会我们的牡丹牌就没有了？很可能，因为国外的技术比我们先进。但当时中央还是决定要合资。确实弄得一段时间中国的名牌没有了，市场被外资品牌占据。但是曾几何时，我们消化了国外的技术，我们国内自己的新的品牌又起来了，像海信、TCL，我们又把市场夺回来了。如果没有当时的开放，我们可能会永远停留在牡丹牌的水平。因为有了开放，有了我们的创造性吸收，我们才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名牌。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怕开放，怕引进名牌影响自己的品牌而不去开放，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永远做不到高水平。像手机技术的引进，当时也是下了决心要引进，但是引进的时候给国外的厂商作了几条规定，第一条是国产化率在三年之内要达到60%以上，这样就促使外商把它的合作伙伴也带进来，同时在国内寻找合作伙伴。第二条是研发中心要在中国建立，外商在中国建立了研发中心，招聘了中国的技术人员，中国的技术人员通过在研发中心工作，也就学习了技术。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人可能就离开外商的研发中心，有了一些基本的训练，在加上他自己的创新，就可能在别人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更先进的技术。第三是必须要70%外销，通过外商手机的外销，同时增加了我们的出口，给我们打开了市场。像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是关着门，不引进，可能永远也发展不了。所以我认为，开放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讲过，国家经济安全是要注意，而经济安全的核心是金融安全，这个我们是注意的。我们引进外资从来在银行中就规定不能超过25%，单个外资不能超过19.99%。这是明确规定。关键的行业我们也要保护。还有一点，并购是相互的，如果我们不让别人并购的我们企业，我们要出去并购人家的企业，人家也会拒绝。如果联想并购IBM的例子反过来，IBM到中国并购联想，我想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头脑清醒，既不能麻木不仁，无视国家经济安全。但另一方面，也不要过于夸大，草木皆兵，这样如果就无法进一步提高国家的经济水平，在这个方面上，度的把握很重要。但现在在开放的问题上，往往遇到的是任何一个并购案子都有反对意见，这点我们要认真分析。反对的同志倒不一定都是“左”的思想，而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种是怕丢掉我们的名牌，一种可能是觉得外国人并购占便宜了，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考虑，并购肯定是双赢的，因为外国企业来不是为了做慈善事业，他是为了赚钱，只要结果是双赢的就行。比如银行，我们引进了战略投资者，到香港上市，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有的说它赚了，对，它占25%，它假如赚了1亿，我们占75%，我们占了3亿，到底谁赚了？所以我认为，这必须是互利双赢的，你想单赢那很难。三是也不要把外资看成铁板一块，外资之间也是有竞争的，因为它首先是代表企业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像广发行，和法国争得相当厉害，甚至希拉克亲自写信。外商到中国来主要是为了要利益，我们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我们绝对寸土不让，但在其他方面我们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开放，因为现在并购的发展占了世界发展FDI的80%以上，本来生产能力就过剩，还搞密集工厂不可能，密集工厂不是不搞，创新的产品还是要搞，但多数是通过并购提高企业的价值。我们主张首先要引进战略投资者，也就是在市场、在管理、在技术方面对我国有帮助的投资者，要优先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