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新：现在这样的热血沸腾，会为明天带来后患吗？请杨行长回答这个问题。

　　杨凯生：为了应对正在不断恶化的国际经济形势，为了有效地克服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困难，最近中国政府下决心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重大挑战。也就是说，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换言之，投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以此希望能够拉动内需，能够保持我们的经济持续较快的增长，不至于下滑过多。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情，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正需要这些热情，才能保证中央的新的宏观经济的政策尽快落实和见效。

　　当然，我想说的是，在这一轮迅速扩大的投资规模中，我们确实需要思考和把握好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为日后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又增加新的困难。应该坦率地承认，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经济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我们的国力比过去远远强大了。但是，应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因此，在这一轮的投资高潮中，我们应该把握这个问题。

　　作为我们银行来说，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自己的责任。刚才赵书记说了一句笑话，说过去问我要5亿贷款我批给有关部门研究，但是现在要多少有多少。这个说法简而言之可以这么说，但是总的看来我们必须投向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必须符合我们绿色信贷的要求，必须符合保民生促增长的要求，而不能投向一些高耗能、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行业，一句话不能为今后的结构调整增加困难。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但是我想，在整个的投资中有一个做法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投资，尤其是政府的投资，除了有形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投向一些无形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医保的问题，这些可以带动产业的发展，可以提高社会公众的消费信心，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所以，我想如果这方面的投资多一点，可以避免投资建设，避免投资无效和避免失衡也可以做得更好。

　　宋立新：再回到出海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走出去，但是中交集团这几年在海外并购上没有太大的动作。所以，我想听一听中交集团走出去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是怎么样去参与全球化竞争的？

　　周纪昌：我们应该散走出去最早的企业之一。1979年刚一改革开放，中交就到国际上参与国际工程承包了。现在经过了差不多30年，但是这30年也是风风雨雨，有过很多失败的教训。但是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国家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企业最终必须走向海外。

　　现在我们谈海外并购方面，我们现在相对来说还没有，但是我们在走出去的国家方面，是大大前进不少，目前我们在60多个国家都有分公司和分支机构。

　　我们集团总的想法，我们在最近3到5年当中，我们的市场份额的比例是6：4，国外占40%，国内占60%。我们最近签订的合同在2800亿到3000亿之间，如果按照这样推算，我们占到40%是1300亿左右。但是，我们现在一直反思，我们现在还是跨国经营，还称不上是跨国公司。因为我们国际化的指数，现在比较低。我们和一些外国的大公司进行过比较，一些外国的公司进入别的国家以后，国际化的速度还是相当高。我们现在用的主要高级管理人员还是中国人，尽管其他的也用了很多的当地人，但是像摩托罗拉基本上都中国化了，这与我们在座的外国公司到中国来经营，我们的差距相当大。所以，我们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从跨过经营成为一个跨国公司，就是要不断地提高我们的跨国公司指数。

　　总的来说，我们国家的走出去的力度在进一步加大，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考虑收购兼并呢？主要是我们没有去做，虽然很多人提出了抄底，但是我们想提出，虽然东西便宜了，但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不是我们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收购之后今后怎么办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也在逐步地考虑往这方面迈进，我们会在考虑好以后，做出我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