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砚农：

　　我同意罗伯特•格鲁普主席刚才谈的观点，刚才《大公报》的记者问到对中国公关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影响是肯定的，但是我想它的影响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首先，这个影响来源于全球化，在一个地方发生的危机肯定会影响到整个世界其他的角落。当然，由于公共关系是一个服务业，他所面向的是企业、政府和其他组织机构，因此由于企业的紧缩开支，尤其是一些大成本、大制作的传播费用的缩减，肯定也会影响公关业作为一个以信息传播为其中的一个主要方式的行业的营业额。但是，刚才罗伯特•格鲁普主席说到了，在遇到这种挑战的同时还会有机遇，我们知道恰恰在传播的领域里面，大制作的是广告的费用，而真正公共关系有的时候会用很小的成本起到更大的作用，所以这个可能恰恰是这个时候在一些大企业预算的时候会把注意力转向公共关系作为传播的方式。同时也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以网络公关为代表的传播，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同意罗伯特•格鲁普先生过程说的，关于心理和伦理方面的作用，我们看到次债危机造成的金融问题很多是纯经济的问题，但是仍然有些心理问题，因此在这个期间公共关系怎么发挥作用，使得某个地区，某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渡过这样一场经济危机，他是有它的独特作用的，在克服心理上的一些障碍，在做一些正确的传播，大家注意中国总理温家宝在9月24号在纽约说面对这样的经济困难，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我觉得他是充分的体会了这一点。谢谢！

　　罗伯特•格鲁普：

　　我再补充一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意见，我们想大家都意识到《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说到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现在我们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这篇文章指出不要信任任何人，我想这就是领导人没有发挥好作用，管理者也没有发挥作用，因为这个文章提出大家不要信任别人，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结论。对于公关的从业人员来说，他们应该做出努力，就像郑先生刚才说的要做出努力来表明我们现在的这种挑战和要求是存在我们的公众之中的，希望我们的公关从业人员在公众中建立这种信任，不要影响我们有关各方面利益相关这已经建立起来的互相信任和支持。

　　提问：

　　您好我是来自《国际金融报》的记者，我有一个问题，在现在这种国际金融大环境下，中国承办此次公共关系大会有什么特殊含义？

　　郑砚农：

　　这次大会是2004年申办的，就像奥运申办程序一样，是在前一届大会之前申办这次大会，所以确定在中国举办这次大会是在2004年10月份。你提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选择在中国举办这样一次大会，为什么国际公共关系组织的董事会成员和理事会成员投票表决在中国举办这届大会，中国这几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公关市场的扩大和发展，给中国整个经济，整个对世界的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想包括罗伯特•格鲁普在内的这些国际共管关系的理事们和董事会成员确实充分了看到了中国公关市场的广阔，同时由于中国地处亚洲，也是为了促进整个亚洲公关市场的发展，当时罗伯特•格鲁普提到了一个议题，就是在我们分论坛里面，就是关于亚洲新兴公关市场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