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谢谢Prescott先生！再一次感谢Prescott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谢谢！下面进入本次论坛的第二项议题。请看大屏幕。好的，看完刚才这段短片，我们感觉到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地发展，如何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下面让我们掌声请出本次议题的主持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王建先生，有请！

　　王建：这一节由我来主持，我还不知道怎么主持，我就想是不是先把我们这几位嘉宾先请上来，然后大家谈一谈，谈完了咱们就开始讨论。先是嘉宾之间的有一些问题可以讨论一下，在场的朋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来说。这一次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中国研究宏观经济的三位重要级的人物，许小年教授、汤敏教授和卢锋教授，现在我们就请上他们。咱们先邀请汤敏教授给我们评论一下，现在他在发展基金会供职，他对咱们中国的经济一直在研究，而且造诣非常深。

　　汤敏：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这次危机确实给我们中国人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这次危机从发展到现在和到下一步进一步的发展，可能我们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刚才王建先生说的，我现在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我们从去年年中开始就一直跟踪这次危机，对这些危机的问题应该来说，有比较深入的观察，我们不敢说很了解，但是我们一直在观察。确实，这次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现在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很多的媒体、很多的经济学家都谈了很多，但是我想谈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危机，对中国是很难能够所谓的独善其身的，因为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世界经济里，在世界经济、在美国经济产生这么大问题的时候，中国要想独善其身是非常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能挺起来进行应对。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冲击比较大的还是在我们的出口企业，特别是我们的一部分的出口加工企业，和一些我们本来就已经逐渐地失去了我们的比较优势的一些相对劳动密集型而技术比较低的这些领域里。这些领域或者说这些困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没有这次经济危机，实际上这个困难早晚都要来的，在去年我们参加一个在广东省的调研，到珠江三角洲对这些出口厂商进行访问座谈，那个时候金融危机还没有开始，或者说只局限在美国，还没有影响到中国的时候，实际上当时那些地方的危机感已经很强，只不过说这次金融危机加大了这些问题。对于这部分的企业来说，对于受冲击目前最大的出口行业的企业来说，现在应该得要找一些别的办法，一方面从国家应该给一些帮助，从出口退税各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得我们企业自己。因为从原则上来说，很多能出口的产品，如果10年前、20年前，我们不得不出口，因为我们内销、或者我们内需力度不够的话，实际上到现在，我们会经常发现，那些中国制造的出口商品，实际上比国内价格还低，同样的产品、同样的质量真正在国内销售，照样有市场。只不过以前我们有路径依赖，因为我们的出口商、营销商，或者我们的定单都来自国外，那么我们没有关注或者没有足够的这种投入，打开国内市场。所以，应该来说，这是我们出口企业要赶紧加快对国内市场的渗透。

　　实际上在90年代的时候，广东省也曾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问题，当时广东省就提出一种叫广货北上，当时把大量的产品，开始进行广货北上，在企业的大力推动下，包括一些政府的支持下，当时实际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所以可能我们的出口行业，现在简单去等、简单地靠，可能不够了，可能我们现在要掀起一个作为企业的自救，或者企业怎么样来真正扩大我们国内的销售，打进我们国内市场那么一个比较大的活动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从我们国家目前看来，外需肯定会减弱，刚才我们的教授讲得非常好，但是他认为这次美国经济可能不会真正地衰退，或者衰退的时间可能并不是很长。但是作为我们来说，还是得要做一个比较坏的打算，因为整个的世界市场，各国的情况还在不断变化，现在情况不但在美国，已经延伸到其他国家，而且很多情况下，其他欧洲、亚洲的国家，情况可能比美国更差，如果这次演变成世界性的危机，由于种种原因，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作为一个这么依赖外国市场，或者国际市场的这么一个经济，我们现在可能要做一个充分的准备，也就是说我们要进一步启动内需。内需，实际上中国应该来说，还是有很大潜力的，我们的农村，包括我们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最近做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还没有完全做完，正在做，就是关于重构中国福利体系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领域里也有巨大的市场，我们的教育、卫生、社保、低保，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或者住房等等，这些领域，实际上还有巨大的投入潜力，也有巨大的需求的潜力。如果我们这次有必要再次启动的我们积极财政政策的话，那么这一次的财政政策的投入，我们希望不要再重复我们过去1998年、1999年的财政政策，把基本上的大部分投入到基础设施上，这一次因为我们国家的瓶颈已经发生变化，基础设施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好了。而在经济里，缺的更多的是这种民生领域，特别是这种福利体系领域，如果我们趁着这一次能够把这个福利体系建得更好，能够把它覆盖面逐渐地覆盖到全体人民，即使我们的水平不高，但是能够更多地覆盖，能让低收入的，或者说那些消费不足的人群，能够更多地进行消费，这样的话，有可能不但能够启动一部分消费，更重要的，还能在中国经济结构里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第三个观点我想谈的是这次危机对我们中国来说，是一个损失，因为这次危机我们在很多领域会增长慢一些，我们出口会少一些，甚至我们的一些投资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失。但是，我说如果处理好的话，这是一个危机，但是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特殊的一次机遇。因为，中国在这么大的危机里头，很多的问题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家回想一下，1929年，当美国发生了大衰退，为了解决大衰退，为了防止大衰退重新发生，美国的金融行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罗斯福的新政把美国的整个金融监管变了个，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在每次大的危机之后，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革。而这个大的变革，就涉及到很多规则的变化、很多原来的机制的变化。中国过去的30年，我们基本上是接受了国际的规则，因为我们是国际规则的后来者，等我们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国际上的规则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我们只是被动地去接受。这种规则，很多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有一些，特别是发展的后期，慢慢会对我们有一些制约。而现在，很可能是在改变国际规则的时候了，因为要解决这样的危机，要防止这样的危机再次出现，很多的一些规则可能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比如说，第一，例如我们现在的这种基本在全球自由流动，但是监管都以各国为主的监管，在未来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第二，目前的国际的储备体系，有几个货币储备，那么又没有一定的比较严格的制约的这种现象，可能也要发生变化。第三，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里头比重越来越强，但是目前为止，国际经济、国际金融的重大的决定，基本还是由发达国家来决定的，像这种情况可能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对于我们来说，规则的变化，是一个最大的变化，特别对于像我们这些新加入，我们高速增长的国家来说。所以，应该来说，这次是一个百年未遇的危机，但是也可能是50年甚至100年未遇的一次改变，或者改革国际规则的时候，而这种规则是说经常改的，那么中国现在应该抓紧这个机遇，在新的国际新秩序里，我们要有我们的声音、要有我们的设计、要有我们的建议。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在未来三五十年内，在一个新的国际秩序里，应该有我们很大的空间，有很大的位置。而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来说，国际规则的改变，可能跟我们不是直接有关，但是实际上也有间接的关系，因为一旦规则变化了，可能我们很多现在习以为常的一些操作、我们的一些运作，甚至是我们所工作的一些行业，可能就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很多原来赚钱的事情，可能突然一下就不赚钱了，而很多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可能一下利润就非常得高，因为规则变化了，所以很多都要变化。所以在座的各位都应该密切观察和注视国际规则的变化，在这里寻找我们的商机，过几十年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次危机，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次危机可能给我们中国，特别是对我们未来中国的发展，给开辟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新领域。那么中国的经济，如果我们应对得好的话，通过这次危机，我们在国际的相对地位，可能会更高，中国经济可能会发展得更快、更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