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我刚才实际上已经谈了这方面观点，我认为中国经济前景中长期来看非常好，我个人观点中国到2020年工业化程度基本上完成，这之后主要是城市化的加快，现在来看未来至少有十几年时间是工业化城市化双加快，在这个背景下我刚才和袁钢明在争论，在争论当中发展我们各自的认识是非常好的模式，但是对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到底该怎么看，我谈的热是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长可能是不恰当的，我们研究潜在增长一个是把过去若干年的平均增长率作为潜在增长率，第二是计算现阶段最近的以这个要素保证的经济增长率、供给增长潜力到底是多大？从这样一种经济分析来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是比较高的，到去年11.9%的时候没有出现价格上涨，说明供求还是大体平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潜在经济增长率如果从要素保障来说至少在12左右，但是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要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发展情况，中国在资源和环境方面有特殊要求，这么大的人口总量实现现代化的资源是要有保障的，我们和发达国家差异也是很大的，英国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很多原材料的获得是非常便宜的，但是我们不行，最近几年资源价格上涨跟我们国家快速发展是有关系的。

　　环境方面如果完全不注意环境问题危险也是很大的，作为中国的发展来看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把资源和环境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潜在经济增长率要适当下调，在10到11之间。所以这一轮增长回落主要是政策主动回调的结果，这种增长如果政策给予适当支持是可以恢复的，而且这种恢复应该说潜力是很大的，我的观点是基于在防冷的时候注意不要导致新的过热，因为我们前几年调控有些措施是非常积极的，比如在控制投机性买房的工作，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不能减弱，我们现在在恢复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信心的表现是政策调整要适度，只要把经济的火点起来就行。

　　那么关于后奥运的效益有两个观点要强调，第一奥运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必须要区分大国模式和小国模式，小国模式像韩国，汉城经济总量占到韩国经济总量的40%以上，但是北京的经济比重占中国经济比重3%，所以就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奥运会的举办和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联系，发展水平太低举办不了奥运会，但是并不是说奥运会的举办意味着经济发展阶段性的转变，韩国在人均GDP一万美元的时候举办奥运会，人口向城市转移基本上稳定下来，所以奥运会举办之后韩国有经济模式的转变，进入了工业化城镇化相对稳定的状态。而我们城镇化工业化程度完全没有结束的阶段，所以我们说奥运会不是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标志，不能从这个角度谈后奥运效应，我们都要从国家的典型事件作为推广提出来的概念，对这些概念的推广必须要做出区别，就是奥运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和大国模式和小国模式是什么区别，这样观点搞明白了我们对奥运会后经济效益就有清晰的答案。

　　主持人：再问一下老袁对后奥运经济你和立群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袁钢明：刚才那个争论已经结束了吧，大家听到了吧基本上和我们观点一样，奥运本来对中国就没有什么影响，和金融冲击 一样都是心理上的，奥运对我们国家的影响非常大的都是在心理上，去年股市暴涨，北京房价暴涨，难道光是北京受影响吗？全国都在看着北京，北京的房价、上海、深圳全都在涨，北京一停他们也开始降，所以不是奥运拉动的，而是大家都在炒这个题材。股市也是这样，大家都想着奥运了国家不会打击，但是奥运快要结束了国家不会扶了，所以大家都是看着奥运在做，所以我们的虚拟经济受了奥运很大的影响。现在这段时间股市、房市的影响就跟奥运有很大关系，但是也就如此而已，但是我们还要住房、我们还想发财，那就是实体经济了，过了这段时间还会复苏起来。

　　陈永杰：奥运经济大家看到的是直接投资，还有一些间接投资，围绕直接开支和间接开支，直接开支可能大家有一个不知道的概念，我记得东北一个省单纯为了支持安保就花了十多亿，北京花了可能远远不只这个数，单一个安保开支全国都非常非常大，所以简单说奥运直接间接带来的开支还是很大的。这个开支虽然有些表现为消费，但是这个消费对经济有拉动，但是不管是直接间接的对奥运方面的开支，投资也好、导致的消费也好，这都对经济有影响，但是总体不大。即使达到一万亿对中国影响有多大？汶川地震一万亿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大，有影响但是不是很大，主要是心理影响，这一点我基本同意他们俩的看法。对国内的心理影响，大家都看着奥运会，国家要做什么，大家都往好的方面看。一旦奥运会结束大家又从大的方面看，恰恰奥运会结束之后我们国家经济下滑，全世界又遇到金融危机，这之前都是大家没有预料到的，这几个因素加起来大家就会认为我们会不会处于后奥运经济，但是这跟奥运本身没有关系。我们的企业家一定要意识到，就像我们的股市一样到了四千点不要再买、到了两千点买就没有问题，同样奥运会也是一个心理问题。

　　孙公麟：最近一个民间论坛有些研究成果非常好，我想请佟先生做一个发言。

　　佟：我用三分钟的时间说几个感受，首先我个人认为非常同意袁老师的观点，现在中国整个经济运作模式和国际经济运作模式的依存度还没有绝对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实际上中国特色的次贷在一定形式上已经发生了，为什么？第一我们整个金融市场框架有别于国际上的通透的、透明的金融市场框架。比如说在浙江、广东，我们叫地下钱庄，实际上是相应的民间金融运作已经遭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第二个观点就是所谓的断供，这已经在一些城市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调节，没有酿成巨大的浮出水面的振荡，但是它已经发生了。第三个观点，实体经济现在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已经体现出来它后边巨大的金融影响力，也反映出来我们整个金融结构一方面是一个国有控制的大型的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正在发展的中小型的民间银行以及民间在正常操作的银行机构，这些东西不可能视而不见。下午我会利用我自己的时间谈一谈这次金融海啸的另外两个非常大的震源，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请台下听众提问。

　　提问：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到底应不应该救？

　　张立群：我觉得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摆正，政府不能直接干预市场，否则市场运行是不健康的，所以我一直不同意救市的提法，应该说政府和市场共同起作用推动房地产市场正常发展，在这方面政府应该做些事情，现在房地产业的发展有些变化和过去几年的国六条、国八条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政府的政策应该做调整，从未来来看我觉得调整还应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发展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主要目标是把房地产行业引导平稳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不要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我是不同意救市的提法，但是我认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既由市场来推动也有政策来推动，现在政府针对房地产业的发展要有更积极的举措。

　　袁钢明：这个问题有点问题，应该救，我说是救银行，如果房地产垮了，老百姓肯定占便宜，但是房地产商或者地方政府预期得到的暴利得不到了，借银行的钱就不还了，银行就对别的企业不发贷了，啊所以为了保证银行对别的企业发贷的功能，我们就不能让房地产掉下去来影响我们的经济，所以我觉得应该救银行，防止房地产过渡的下跌影响银行。

　　提问：当前中小企业的税负非常重，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应该如何为企业在税负方面进行减压？

　　陈永杰：中小企业税负是相对它的盈利而言确实是比较重的，从最近国家税务也在采取一些办法，明年增值税有转型改革，这是对所有企业而言，其中也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问题。这里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工商联一直在提，国家政府要求企业做什么，要求企业生产，政府第一目标是什么，第一目标是就业。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竖立这个观念，西方国家就业是摆在重中之重的。那么我们对中小企业首先看他能解决多少就业？我们主张所有的个体户只能微利保本的基本上采取不征税的办法，把就业保住我们国家才有大的稳定。现在微型企业税负还是过重，应该采取措施。

　　主持人：谢谢台上的嘉宾，代表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感谢大家参加今天上午的活动，下午我们的精彩活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