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板三

　　先圣堂 供奉关帝、天后、韩愈画像

　　展板四

　　9、潮商的关公崇拜

　　关公崇拜对商人和商业社会带来“忠义”观念，是最容易见到的一点。忠义作为小民百姓的道德理想，它更加被强调的是取与的得宜和承诺的兑现。这种道德观念，在潮州商人身上，也有鲜明体现。在潮州商人普遍的关帝崇拜背后，潮州商人已经形成一定的重义守信心理文化，并且转化为行为准则。这些商人因为“义”受推崇，他们的“义”，只在于“明取与”——自己该拿的，拿；不该拿的，不拿。这种品格，能帮助商人在商场上取得信誉，因而得到的也将会更多。

　　作为道德标准，“义”还有一种表现——“重承诺”，讲求“诚信”。这一点，通过神明民间宗教崇拜，内化为潮州商人的文化精神和行为准则。对潮汕商业文化的影响很大。

　　10、潮商的韩愈崇拜

　　在潮州，北宋初期韩愈就已经受到高度的崇敬。宋代以后，潮州很多郡县官员都热衷于韩文公祠的建设，韩祠在潮州各县普遍存在。官员们崇奉韩愈，是为了在潮州推行儒家教化。因此，韩祠经常也跟书院、塾学合在一块。潮州儒生们在学校里除了拜孔圣人，还拜韩文公。

　　韩文公是潮汕人的导师，当然也是潮州商人的导师。在清代苏州潮州会馆里供奉韩文公，这实际上寄托了那一个时期潮州商人对儒者身份的向往和对儒家道德理想的倾慕。这种向往和倾慕，最终锻炼成潮州商人的文化精神。

　　11、潮汕乡土社会的宗族化

　　在潮汕，宗族建构活动可能在宋代已经出现，但是，宗族组织的大量出现，并且和乡村地缘叠合，则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事情。这种地缘和血缘相结合的宗族社区，构造了潮汕地域奇特的文化景观，滋养着潮汕的民风民性，对潮州商人文化品格的形成也有重大影响。

　　16世纪以后，潮州乡村宗族活动已经比较普遍开展。

　　入明以后，潮州有许多宗族，都是从一个普通的乡村家族，经过几代人的经济积累和文化积累过程，终于在16世纪前后，使本宗族的某些成员在科名方面，取得了成就。另一方面，当一个普通农家子通过科举而挤身士大夫阶层之后，除了通过封荫和免役减赋，从而提高整个家族社会经济地位之外，他首先要做而且必须做的事，就是宗族建设：修族谱，建祠堂，置立族田以赡族奖学，等等。这一时期潮州的新兴宗族，更多的是由这一类新取得科名的士大夫倡导建构的。

　　在海禁洞开了以后，由于本地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众多士大夫参与商业活动，“儒”与“商”的身份界限变得模糊，在潮州地方的宗族建设中，商人的力量，已经是终生役役于垄亩之间的农人所不能比拟。从乡族的复兴，到联宗的创制，都有赖于商人们的参与。

　　12、宗族文化与潮汕商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血缘关系(血亲和姻亲)，特别是父系血亲关系。这种关系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我们可以用一个同心圆模型，来表示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理解：这个结构的核心，或者说基本点是“家”，扩展开去是“家族”，然后是“宗族”……。

　　辈份和房份是确定宗族的秩序体系的两个要则。辈份和房份构成系谱，系谱确定一个人对某一个男性族群的认同和在群体里的位置。这样一种基本原则，已经变成宗族成员认识的自觉，19世纪后本地商人在进行宗族建构的过程，就自觉遵循着远近亲疏、大小尊卑的原则，从本房，进而本村宗族，再顾及超乡村社区的宗族。同样，他们也会把这种宗族文化精神应用到商业的运作中。

　　互相提携的宗族文化传统

　　潮汕地区的宗族建构过程中，本地人通过宗族构建，来提高自己在定居地域里的竞争力。出外经商和移民，面对着更加陌生的地域和社会，潮州人也善于利用乡族认同的文化传统，来加强自己的力量，立定脚跟，谋求发展。

　　潮商家族企业的发展

　　家族企业在经济领域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它是传统工商业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潮人的家族企业基本上是从传统的家庭式工商行业中脱胎，而在企业的每一个变化关节，总会映照出宗族文化差序的人际关系脉络的影像。宗族文化被赞扬或者被诟病的每一种特色，都会反映在潮人家族企业身上。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段时间里，许多潮商家族企业的资本积累已经具备一定规模，涌现了一批有才能的企业家。由于经营得法，家族企业规模得以较快扩充。二战后，由于战后世界经济复苏，东南亚各国独立后致力发展经济和香港作为中国内地与外界经济交流通道地位的确立，潮商家族企业又得到更大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的印支战争，导致大批原来已经定居印支三国的潮籍难民迁入欧美澳洲。80年代以来，欧美澳洲地区，潮商家族企业也开始冒头。

　　潮人家族企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正是由于传统家族文化适应海外移民环境与海外商业环境，融入近现代海外潮州商人文化的核心。但是，近现代潮商的家族文化，并不同于传统农业血缘宗法社会的家族文化，也不同于传统商人的家族文化，其本身正处在不断变化更新的过程中，它表现为由回归乡土宗族意识向追求小家族独立发展意识的转变，由家族依附心理向强调个人责任的发展，由迷信的祖先崇拜向俗信化祖先崇拜转变，具有更多的近现代工商业文明特色。

　　13、潮商与潮汕侨批业的兴起

　　潮汕是我国的著名侨乡之一，侨批则是侨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侨批，通常是指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其基本特征是“银信合封”。

　　潮汕侨批问世之后，就跟潮商结下不解之缘，它的发展过程足以证明这一点。

　　潮州人大量移民东南亚，通过民间渠道寄送的侨批因此应运而生。侨批便成为他们与祖国亲人保持密切联系和进行感情交流的重要渠道。

　　侨批局是一种民间自发兴起、专门办理侨批业务的私营金融机构。许多潮商利用自身资金、网络和经营的优势，纷纷在东南亚和汕头等地开设侨批局，通常称为潮帮侨批局。侨批局在东南亚各国有不同称谓，泰国称之为银信局，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称为批信局，越南和柬埔寨称侨批局。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海内外潮帮侨批局迅速发展，成为侨批业的主力军。

　　14、海外潮帮侨批业概况

　　泰国侨批局

　　泰国潮帮批信局，大部分集中于首都曼谷。1930年以前开业的早期批信局，有实物可证的共有44家。自1931年至1941年，泰国新设立的潮帮批信局有38家。

　　抗战胜利后，1945年至1949年，通信畅通。南洋华侨利用批信探问亲属安危，批信成倍增长。这段时间，泰国新建立的批信局共55家，是批信业史最兴旺时期。

　　1950年至1956年，泰国新成立的批信局有15家。

　　到1979年中国国内私营批信局的业务全部由银行顶替而消失。

　　新加坡民信局(侨批局)

　　至1887年，新加坡已有民信局49家，其中潮帮开设的34家，占70%左右。

　　1945年9月新马光复以后， 1945年11月至1948年这段时间，是新加坡民信局发展的“黄金时代”，潮帮和闽帮、琼帮、客帮等民信局共计200家以上。1947年潮帮民信局有45家。

　　马来西亚联邦的潮帮批信局(侨批局)

　　马来西亚联邦华侨众多，1950年为275万多人。华侨虽多，但侨汇数字很低。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中马和南马一带州府的商号，大多与新加坡有直接或间接之联系。他们所受侨汇大多交由新加坡客联号转到汕头，划款抵汇。只有北马各州靠近槟榔屿州的侨汇，才交与槟城客联号转汕。第二，星马对外贸易，新加坡约为总数的3/4，而马来西亚仅占1/4。

　　据相关资料统计，马来西亚联邦共有潮帮批信局(侨批局)34家。

　　越南潮帮侨批局

　　越南侨汇业，自光绪元年(1875年)至抗战前这段时间，都是集中于堤岸(宅郡)配轮来汕。由于宅郡地方乃系出入口商聚集的地方，而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坼和南坼各地之商业，都与堤岸之出入口商行有贸易和帐务往来，便于划汇记帐，其侨汇也多由堤岸汇出。

　　据相关资料统计，越南共有潮帮侨批局48家。

　　印度尼西亚的潮帮批信局(侨批局)

　　印尼也是潮籍华侨较多的国家之一，侨批业较为发达。据统计，1919年，汕头埠各批信局所接理印尼之日里及巴达维亚两市侨汇为274.5万元，此外尚有婆罗洲、苏拉威西等地之侨汇尚未统计在内。

　　1946年～1948年经营侨汇业之印尼潮帮批信局共84家。

　　15、侨批对近代潮汕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侨批业兴盛时期，潮汕地区的侨汇有80%左右是经侨批局汇入(称为批款)。通过对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收藏的大量侨批(其中部分是最近搜集到的珍稀品)的初步分析，我们可以把潮汕侨批对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贡献，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 赡养了众多的海外侨胞眷属

　　二、维系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的情根

　　三、促进家乡经济繁荣发展

　　四、发展教育和其它公益事业

　　五、支持祖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侨批文化内涵丰富，其核心就是诚信精神。寄批饱含海外潮人对家庭亲族的诚信精神，送批彰显侨批局经营中的诚信精神，侨批文化体现出来的诚信精神，正是海内外潮商所恪守的天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