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A：

　　从世界各国来看的话，也有很多国家也采取一些措施对价格进行控制，符合它国家的一个利益，我们举个例子，像日本的话，它对日本对大米它就是进行一个价格控制，但这个价格控制跟咱们正好是相反，它是把价格提上去，它就是控制外面日本的大米进口，进口到日本的一个数量。那这样子的话它这个大米市场在日本进的量少

　　然后需求大，大米的价格就升高，这样子就是说让日本的农民更加有积极性去种粮。有一些国家的价格控制，它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说控制价格，也对环境的一个保护，像我们在美国就可以看到，常常看得到很多农田，它就是现在全部变成绿草，就是政府就给他们一个补贴，就是告诉农民，你们不要种粮了，在这之后我们给你一个补贴，一个问题保护另外一个保护环境，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掌握。

　　陈伟鸿：

　　您反复强调了补贴带来的一些不合理性，也力主说能够尽早来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么在目前全球经济出现一些回落，我们的CPI的增速也出现了一些下降的今天，您觉得这是不是我们价格改革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周大地：

　　我这个看法和你这个稍微有点区别，价格改革实际上应该看它的需要，而不是看所谓的找一个时机，这个时机有的是看法不一样，比如说有人说国际油价低的时候你最好并轨，这个并轨以后冲击小。但实际上来讲也有人说了，国际油价真正涨的高的时候你去并轨，大家比较容易接受，因为中国现在进口油占了咱们石油消费的一半，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国际价格它是变化很快的。今年年初的时候油价是一百块、九十几块，后来一下蹦到期货147元，平均价格137元，那么现在又回落到一百一十几，那么实际上这个价格它从来都是这么波动的，我们很难说你在高价时候你不调，低价时候调，完了以后再高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所以你总得有一个，该调的时候你就调，当然也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一步到位的确可能对于某些行业，它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所以我们可能

　　可以采取分步调的方式，但是分步调不等于不调，而且分步调不等于说，你走了一步下一步就不敢走了。所以我想，应该给这种各种方面的消费者以充足的市场信号，告诉他说，以后搞浪费、搞高耗油车、搞高耗电的产业是行不通了，你必须尽快地提高你的技术水平，改变你的产业结构，改变你的不合理消费习惯等等方面，让它赶紧变化，这样才能起到我们价格改革的作用。

　　我举一个例子，美国是采取了低能源价格的政策的，所以美国的油价长期比欧洲、日本的能源价格要明显低一大块，最后执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人均的能源消费比日本、欧洲的人均能源消费相差将近一倍，就是欧洲这些国家，它大约是人均消费4吨标准油，折合各种能源，而美国要到八吨标准油，那么在中国这么一个国家来看，你到底学哪边？说老实话，中国就是学欧洲、学日本都有点来不及，因为你有13亿人口，你按欧洲、日本来消费的话，全世界的油你也得消费一半，都给你还不够。所以可能中国还要创造一个，比它们还要节约还要高效这么一个消费和生产状态，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个国际的例子来看到，中国有可能应该实现一个高能源价格政策，所以不但是市场本身要来把能源价格抬上去，我们不能压着，因为这个市场本身就反映稀缺性了，反映市场供需的紧张了，同时我们可能还要一些政策性的引导，比如说欧洲、日本为了防止它们的石油需求增长过快，它们增加了很大的消费税，就是燃油税、能源税在它们的终端消费里头可能有一半以上是税收形成的，中国现在还没想，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一个燃油税搞了好几年，都认为因为油价高了，我们就不敢出台了。所以我想我们这方面还是要做重大努力，来考虑我们这个能源价格改革，究竟什么是更好的时机，究竟应不应该下决心来进行。

　　陈伟鸿：

　　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特别节目《经济热点面对面

　　》，的确，能源价格的扭曲已经给我们的能源利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能源价格的改革是迫在眉睫的话，我们现在想知道的是我们究竟应该从哪里入手，来推进能源价格的改革，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周大地先生为大家做专业的分析。

　　周大地：

　　我想目前能源价格改革很多管理部门想的是如何使现有的一些经济运行部门能够正常地运行下去，所以比如说我们的油价，成品油价格提升，是因为所有的炼油部门干不下去了，给了几百亿的补贴它还是亏损，所以只好提一提油价，电力价格的改革也是由于发电行业整个亏损了，今年上半年五大电力公司四个都完全亏损，但是我想这个价格改革，还有刚才我说的，你应该增加政策因素，你应该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这方面起作用，所以我想这个改革是一个，应该看到它是个巨大的改革，它不是小打小闹，稍微调整两分钱就解决问题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价格，目前看来还是要从电价和油价这两个入手，因为这个矛盾也比较大，石油价格我们原油已经基本上和国际价格接轨了，我们成品油价格现在和国际价格还没有接轨，特别是不但是水平上有差距，同时我们这个价格变动也太困难，就是它不能反映供需信号，所以真正在短缺的时候价格不变，大伙儿还使劲用，所以你如果连个价格水平，都不能反映这种国际能源的供需的紧张程度，而且我们又大量进口石油，我们大量出口产品的情况下，你肯定这个价格信号是出现误区的，所以我们应该尽快把这个调整过来，同时还应该增加比如说我们的燃油税，中国号召了半天要开一点小排量车，要发展一些公交，但是实际上你看小排量车还不卖，卖得不好，为什么呢？车价很贵，油价很便宜，相对而言，所以人家只要买得起车，不考虑以后花多少油钱，所以这种情况下来讲，我们已经出现这种逆调整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油价调整对我们能源安全、对我们长期的能源结构的调整各方面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同时这个电力价格我感到也是一个必须从定价原则和电力价格调整机制方面都要做很大的工作，当然电价调整很重要一条就是煤电联动的问题，现在有一个观点就是说，煤炭生产成本并没有那么高，煤炭行业价格涨到这种程度，煤炭已经得了很大利益了，再给它调整，是不是煤老更有钱了，现在突然煤价，在几年之内蹦了好几倍，那么突然就造成了一批暴富，我们那些管理又没有完全跟上，所以就形成了，好像很多老百姓对于这个煤炭价格再上去就看不惯了。但是实际上煤炭价格高起以后，我们可以向石油收特别收益金，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资源税，我们可以让煤炭更多的付出他们的环境成本，它得把煤矿土地撑线了，水资源破坏了，它得给我治理好，这些方面你增加它的必要的成本，过去安全也做不到，那么这个安全你得给我搞，不能老死人，咱们现在煤炭一多生产，老是在那儿瓦斯爆炸或者是哪儿水又突出了，煤油煤气又突出了，等等等等，那你安全要加上去，你的成本也得提高的。

　　所以实际上煤炭方面的成本方面的管理工作，它的超额利润的增收问题、资源税费的增收问题也可以同步地进行，这样就会使价格既反映了资源的稀缺、市场的紧张，又反映了我们一些政策的引导，促进产业结构变化这些政策因素，又能防止个别的这种能源生产部门暴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有希望做到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