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想这个补贴问题在这个经济的整个导向方面，还有在社会公平方面都是没有太多道理的，是值得我们很好的认真考虑，来改变这个现象的。

　　陈伟鸿：

　　确实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消费越多可能获得的补贴也就越多，这可能将会从另一个层面上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和社会公平，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转型时期的发展中的国家，对于我们中国而言这样的一个过渡性的能源消费的补贴，它在目前究竟存在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周大地：

　　说老实话，这个价格改革一开始的，特别是到现在为止，很多情况下不是真正想补贴它，现在担心有两方面的担心，一个方面就是现在在，我们由于前一段增长速度过快，结构又有不合理的因素，对这个环境资源压力变大，同时呢，全世界的经济方面也出现了原材料矿石能源价格的这么一个高速上升。所以导入性的生产品价格上升和通货膨胀因素也是严重的，所以内外都有通胀的压力。所以短期来看，它不是想补贴，它是怕这个价格会引起消费品，引起其他整个价格水平的通胀、推高，我们初衷是想控制一些价格水平的通货因素，但是我们实际做的是对这种不想支持的、不想扶持的，带有不合理性的一些消费进行了补贴。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应对补贴的问题，是应该看清楚它的这个实际产生补贴本身的不合理性问题。

　　陈伟鸿：

　　会不会有人和您持不同的观点，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有人觉得改革现在并不是一个最佳的时机比如说在发展中的国家当中进行能源价格干预的并不仅仅是中国，很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同样的一些做法，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似乎我们应该加大我们补贴的力度，在国家可以承受的能力范围当中，让更多的百姓享受到最普遍的能源消费，您觉得这个观点合理吗？

　　周大地：

　　我觉得这个事要看中国的实际情况，现在我们是一个往提高生活水平要建设一个比较，就是完成这个工业化过程，而且想往富裕这个道路上走，现在已经从小康到全面小康了，那么实际上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我也去过

　　比如说印度，印度曾经有40%电费收不上来，所以每个党上来，都不敢说我要调电价，一调电价投票没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现在说世界能源价格最受大冲击的不是工业，而是这种所谓穷国，因为它们那点能源消费，需源非常低，人均也非常低，但是对那些穷人来讲，这是他必须的一点生活消费，这种情况下你再涨电价，就把别人的饭碗夺了，这个不行。而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基本上渡过这个时期了，而且包括农民实际上他的生活用电、生活用能部分在他的整个支出里头占的比例，和那些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也还是有很大距离了，当然我们也还是有一部分老百姓，包括农村的，包括城市里头属于低保范围内的，那么他们可能还是要算今年这个月的钱怎么花的问题，这个情况下如果像燃气，像一些用电，如果这个涨得过快的话，还是要考虑他们低保的一些调整、福利，但是不应该从价格电价，单独商品的价格去补贴，比如说我们农村用电补贴这问题上或者农村化肥补贴问题上，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实际上你补贴农业的化肥，价格压得比较低，化肥用电也要低的化肥要是用一些其他原料，你要使低价的，但是实际上中国就最后的结果，就是化肥用得太多，造成了很多的土地和环境污染。

　　陈伟鸿：

　　除了周教授介绍的印度，那么在其他国家他们都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能源价格的干预呢？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经济专家我们一块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