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消费的发展方式，必然创造出与大生产不相适应的低素质的劳动大军，人口大国难以变成人力资源大国，更不用说变成人力资本强国。这种后果，现在正在慢慢地显现出来。

　　第二个特征，高投资，低效能。实际上与第一个特征相联系，消费率低必然是高储蓄，高储蓄又会带来高投资和高顺差，这是必然的。三十年来投资率居高不下，1978年38.2%，1981—1985年平均34.4%，1991—1995年平均39.6%，2001—2005年平均40.7%，最近两年高达42%以上。长期保持这么高的投资率，也是世界上罕见。而投资效果却是一路下滑，近两年创历史新低。

　　高投资，维持支撑经济的高增长。同时，投资最终形成产能。高投资的结果，年复一年形成了巨大的产能，这些巨大的产能就形成了对资源、能源巨大的消耗和需求。而且，这些产能一旦形成，是不可逆转的，从而对于能源和资源的强大需求也不会逆转。从高投资的这种发展方式来看，能源、原料价格上涨不是必然的吗？因为这个需求上来了，而这个需求就是年复一年高投资形成的。

　　目前依赖于高投资形成的这么一种经济增长格局，似乎是在低消费的情况下被迫的结果。其实高投资与分配差距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者是相互推进的。一个经济的投资率高，它必然导致分配差距大；而分配差距大，又必然导致高投资、低消费。这是为什么呢？一个社会的投资者及其管理者总是少数，通过财产性收入的分配，最终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投资率越高，社会财富的集中度就越高，分配差距就越大。高投资率和通过分配差距的扩大，它反过来导致低消费。低消费导致了高储蓄，高储蓄又导致了高投资，不断地循环。一旦进入这种循环，要解决起来就非常难，而且其难度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加大。

　　第三个特征就是出口导向，这个是大家都谈到的。在低消费的情况下，过剩储蓄要么变成投资，要么转化为顺差。30年来，出口导向有两个阶段。外汇短缺阶段，采取各种措施尽量地扩大出口；外汇过剩阶段，出口导向变成了无奈之举，没有办法不得不支撑出口。因为外需的引导下，逐渐地形成了一个为外需而生产的庞大产业部门，而且还有一个就业的问题。一旦出口下来，既影响经济增长，又影响就业，还影响招商引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在出口对经济增长、就业和招商引资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维持巨额出口。中央最有力的措施是出口退税，地方的措施则是五花八门，总的一条措施是，允许企业成本外部化，利用不完全成本的方式来维持出口。可以说，三十年来，我国主要是靠“薄利多销”来维持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这是一种脆弱的增长，汇率、出口退税、劳动力成本、外部市场等等，一个因素发生变化，企业就会陷入亏损，就需要政府来救助。因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多数是很低的，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很弱，大多要靠政策吃饭。

　　近些年来，节能减排降耗的措施跟进，出口企业环境方面的支出增加了。新《劳动法》出来，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加大，用工成本上升了。现在又遇上了全球经济萧条，外部市场萎缩。出口企业几面受压，觉得非常难做了。刚好又遇上当前政府宏观调控，货币政策从紧，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感受难以为继，有些企业破产了或转产了。出口企业比较集中的沿海地区，感受到的经济压力较之内地要大得多，感到难以承受。其实，这就是长期出口导向积累的脆弱性所致。

　　现在面向出口的巨大产能显现出来了以后，对于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实际上也越来越难办了。净出口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2005年以来显著增强。这一年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4.1%，比2004年的贡献率6%一下子提高18个百分点。2006年和2007年，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19.3%和21.5%。当经济增长的1/5要靠净出口来拉动的时候，出口导向实际上就在左右政府的政策。对于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那么，对于这一块政府也更加重视。这样，也会形成一种相互推进的关系。要维持经济增长，就要改善出口的条件，调动出口企业积极性；出口企业越是有积极性，出口规模就越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越大，政府就越是需要重视，为出口创造更好的条件。如此一来，出口导向就形成了一种循环，出口企业和出口地区就成为左右政府政策的重要力量。这就会使政府宏观决策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现在，就已经陷入到这样一种境地。汇率、货币政策、出口退税、环保要求、劳动力工资、税收等等，都影响到出口企业的生存。怎么办？松动哪一个？这无疑是对政府当前决策的重大考验。对广大的出口企业来说，也是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坚持？转产？破产？企业的调整也处于非常痛苦的阶段。当今局面的形成，就是长期出口导向的结果。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已经使我们的经济变得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