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教授与陈平教授回答记者提问(2)

　　丁学良：第一个问题非常深沉，因为我们不仅是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应该学乃至于人类学，甚至人类学当中的经济人类学都研究一个问题，一旦有一个常规的架构成立以后，有一种自我复制，自我强化的趋势，哪怕社会对他，这个结构这个组织的功能已经不再需要了，继续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强化，这个问题非常深刻，我在想，中国要成立一个所谓的，名字就叫全国紧急状态指挥协调中心，我的想法是我要做一个比喻，不是一个很大的部级制的结构，主要给国家主席和总理做参谋，是参谋，不是后勤，最后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力量？人的力量、部队的力量、财政支援的力量，这个东西必须要有国务院的这个会议才能决定，但是更重要的是必须要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会议，这个指挥协调中心只是在平时的时候收集信息，必要的时候公布信息，做好协调和参谋的工作，当然中国前不久通过了一个关于政府公开信息的一个档案，可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良性的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方面的最重要的法案之一了，当然要一步一步落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512大地震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适应一下，关系到各级民生非常重要的信息，不能给具体的人，具体的部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必须要在全国的国家安全和公民安全的角度上来做。

　　第二个问题，关于首都的问题，当然我不太觉得，美国华盛顿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人工制造的首都，讲这个唯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万一别人找到唯二就很难看，因为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就是人为的首都，在全世界为数不多的人工选择和设计的是澳大利亚堪培拉，没有污染，也是人均享有绿色面积最大的地区，犯罪率最低，人均的公共设施分享最高的地区，但是是全世界最最枯燥的一个首都，你走过去了以后都不晓得这是市中心，我在那个地方过了三年实在受不了，就跑回来了(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里面，不仅仅是中国首都的北京，全国的大中城市都面临很多问题都类似，污染、水资源不足、交通堵塞，所有这些问题当中有一些要素我们没办法避免，人口密度大，几千年来世世代代都在这里农耕，这些问题都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不是我们这一代完全能够解决的，但是我还要讲，我认为那句话是有智慧的话，人们学习学习三种东西，最多的人学知识，还有一种人学本领，最难学到的就是智慧，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凡是在看起来人跟生态，人跟环境，人跟自然的关系非常紧张，发生冲突的后面都有利益集团和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冲突，所以首都怎么样规划，我可以很坦率来讲，像北京作为一个首都来讲，从城市管理来讲有很多优越条件，香港是远远比不上的，我们都知道香港的道路的车辆的密度是全世界大城市中最高的，不是第二高，但是我在香港前前后后两个阶段工作了9年，我很少遇到长时间堵车，大不了就减速，为什么？后面有很多良性的制度在运作，我们可以把北京的管理水平更好的提高，我特别讲到有一点的时候特别义愤，去年我参加研讨会，成都市的城市规划，我说中国现在的大部分城市马路的宽，看到绿灯走不到一半红灯就亮了(笑)，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家，他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首先想到你自己的老妈妈，如果你做那个设计，你觉得你老妈妈能够很好的去学会，很安全很便利，你就是世界上一流的设计思想家，现在城市的规划和建筑，你想到了你的老妈妈了吗？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了不得吗？讲的有点天花乱坠了(笑)。

　　提问：你们刚才都谈到灾备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应急部叫什么名字，但是我有一个观念，即使你们两个的都建立起来了，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你们两个都是说发生灾难以后怎么办？全国各个体系怎么用，我的观念就是说有一个，因为你这个事前的控制机制，就是说事前的防灾和减灾的这个工作，这两个工作如果没有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管理的话，全过程的管理的话，可能还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四川本来就是地震多发带，防灾的人和清楚，但是救灾的人不清楚，从全过程的角度来看，可能也需要很好的整合，我是这样看的，我的观点是不是正确或者说还有什么问题？

　　中国气象局：陈教授提到，说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崛起感到非常的恐慌，我也在想，中国有13亿的人口，如果说这13亿人口都过上像西欧那种优越的生活，也不太现实，我想请两位教授预见一下，中国的共同富裕模式，13亿人口怎么样达到一个合适的共同富裕的道路，究竟是怎么样的？谢谢。

　　丁学良：刘国华先生提出的问题，我是赞成你这一点的，我们不是老想事后，也想事先，中国之所以很多事情是事后才反思，才痛苦，一个很基本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决策过程，不是说哪一个地方，多少年了，决策过程非常不名理化、不科学化，这个话是1980年代中国老领导人万里讲的，如果说事先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有很多科学民主机制制约的话，我不认为中国国土管理和被宰的管理水平还停留在今天的水平上。今天我就找到了，南丰窗对于2006年，这一本杂志专门讲了他特别就讲了灾后重建的唐山本来在专家，在当地的一些老百姓的眼里有一些非常好的设想和主意，结果都是形成一把手拍板的结果，既不合理又不民主，如果我们的决策过程更科学、更民主，很多问题能够大大的得到缓解。 我不太赞成西方对中国的崛起很恐怖、很惊慌这句话，我非常反对这种提法，等于把中国以外的西方都看成我们的敌人，美国人要把我们这些人招到美国最好的大学念书，西方社会更多元化，什么样的观点都有，我非常反对一概而论的说法。讲到生活方式问题，我不觉得中国应该作为后发展国家要重复先发展国家的一些错误和缺点，但是早在35年以前海外的很多人都提醒过中国，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千万不要重复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尤其台湾人讲，你看我们当初重复了日本的错误，日本重复了西方的错误，大陆千万不要我们已经重复了四次的错误，为什么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前车之鉴都不能进入决策过程，这才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