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图)

　　2008年5月25-27日，由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论坛在上海召开。新浪财经独家直播此次大会。图为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做主旨演讲。

　　吴敬琏：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转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挑战”。我想尽量在20分钟里面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做一个框架性的介绍。

　　中国经济在30年的改革开放里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现在已经步入人均2000到3000美元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面，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的挑战，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由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这种增长方式曾经有效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超常的高速度增长。但是一些问题在近年来逐步的显现。从要素投入驱动这个角度去看，出现了这么一些挑战，而且变的越来越严重。第一个、就是因为大量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投入，造成了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破坏。第二个、是由于资本要素的超常的投入，引制了投资和消费的失衡。第三个、这个超高速的增长是靠大量的劳动投入实现的。在早期阶段大量的廉价、低成本的劳动投入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但是在近年来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这里我稍微讲一讲，这个问题现在在国内是有争论的，虽然谈这个问题在Gustav Ranis面前有点班门弄斧的意思，但是这个问题牵涉的很大，所以我还是稍微说一点。

　　就在三年以前中国社会院人口研究所的所长蔡昉教授，根据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论点，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出现。这就意味着刘易斯说的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的紧缺。他们后来发表在2006年的人口所的绿皮书上，他调查的情况。他是由许多经验数据支持的，这个经验数据主要是两个数据，一个是他们做了大面积的调查，发现包括边远地区的农村，可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基本上转移出去了，这是一种数据。另外一种数据，农民工的工资开始上升，从2003年开始持续的上升。这是一种观点。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美国一些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学者认为蔡昉教授做的论坛是不准确的，根据他们掌握的数据中国现在农村至少还有1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没有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产业。我曾经也请他们两方做过讨论，做过对话。我的判断是这样，就是他们两方说的都是有道理的，蔡昉教授说的是可能够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基本上都转移出去了。他并不否认现在农村还有大量的应该转移，但是没有转移出去。另外一边说的，在工业化过程中需要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还有大量没有转移出去。这里的关键点，有一部分农村的劳动力，因为体力的原因，因为有家务负担的原因，因为文化和技术水平太低的原因，不能也不可能转移出来。所以对于城市非农产业来说，劳动力的供应确实出现了一个转变，就是过去的无限供应情况已经不存在了。而这个对于继续用过去的增长模式来支撑我们进一步的增长，就发生问题了。这是从要素投入。

　　从出口需求来驱动、来支撑我们的高速增长，这个角度看，问题发生的比较晚一点，大致上在本世纪初期，中国也出现了东亚这些采用导向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大致在20年前出现过的很类似的问题。这就是出口企业、出口产业技术水平低，主要是从事一些低附加值的加工，然后又出现了因为数量扩张所以造成的和我们贸易对象国的摩擦加剧。贸易条件恶化，同时，外汇存比大量增加。本国货币(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出现，这么一种状况，就像日本、韩国、台湾一样，继需要调整出口导向政策。但是它没有得到及时调整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为了抑制本币升值，负担就非常重。使得货币政策实施的空间变窄。因为大量收购外币，所以就造成了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以至引起资产价格和CPI的上涨。就是说引造了泡沫的形成，资产泡沫的形成和通货膨胀。所以这种情况就使中国有迫切的需要，把经济增长模式或者现在用政府的文件语言叫做“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转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