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演讲实录(2)

　　这两个目标，加上全球化条件下的相互影响，是不太一致的，是有冲突的。比如说你在防止经济衰退的做法，同时你的货币政策又对全球其他地方也都产生影响，而其他地方更加关注的可能是通货膨胀，抑制通货膨胀需要一些像中国说的叫从紧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其他收缩性的政策。我想这个也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一个特点。

　　第四个方面，在货币政策诸多政策目标之间，还是需要有所平衡、有所取舍，有些方面是有矛盾的。刚才已经看出来，从全球情况下货币政策针对的重点是有矛盾的，或者是不一致的，就一国内部来讲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可能考虑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平衡、通货膨胀、金融机构的健康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所有这些目标并不是都能一致起来。经常是非常为难的，没有包治百病的药方，最后就是取舍，哪个好取哪个，谁都希望有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但是实际上没有。

　　在中国来讲，当前宏观经济有一个问题，昨天王岐山副总理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也都强调过了，我们要进行经济结构政策的转变，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方式要从粗放型发展转为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增长。他强调了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内需。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的消费物价指数过高的状况，我们一方面政策鼓励增加供给、特别是农产品供给方面，我认为这都是非常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提出要控制过度的需求，过度的需求对消费物价指数有影响。所以一方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扩大消费需求，而另外一方面防止物价上涨又说要控制过度的需求，这个目标怎么能够实现呢？所以可能需要做更多的、具体的研究分析。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我们也一直有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国际收支不平衡出现双顺差，外汇储备增长过快，所以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减顺差、促消费”，口号里包含了这么几个字，这显然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方针。减顺差如果从宏观经济平衡来看，减顺差就是要减少过度的储蓄率。我们储蓄率包括三个部分，包括家庭储蓄、企业的储蓄，也包括政府的储蓄。家庭储蓄虽然说增长不是非常快，但是始终也是保持一个高位，因此处理减顺差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最后也等价于要适当的降低总储蓄在GDP中的比重。

　　我们看到这些政策实际上相互之间是会有一些内在矛盾。一种就是我们通过结构的办法来做出取舍，一种是在目标上做出取舍。我个人也想在这里提醒一下，在结构上做出取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找出一种结构，这种结构总体上来讲，我们还是实现了鼓励消费的增长，降低家庭的储蓄率。与此同时，增加的这一部分消费需求又没有过多压在食品方面。是不是有这种结构性政策的可能性呢？因此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开动脑筋去研究的。因为如果我们说增加的消费大部分都压在食品方面了，确实对我们面临的以食品为出发的高的消费物价指数变成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能不能解开这个题目呢？需要在结构上下一些工夫。

　　总之我第一个部分想讲的就是，研究和讨论宏观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希望大家更多地能够注意一些货币政策所处的背景、条件，还有国际方面的影响。这些方面发生的变化，可能过去我们用古典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不充分的。

　　第二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关于金融稳定。因为在当前全球次贷危机的情况下，开任何研讨会可能都离不开次贷危机。我想说的第一点，解决危机有很多临时性措施，甚至有些时候是眼花缭乱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最根本的一条，要尽可能保持金融机构的健康。金融机构不健康的话，总是一些最脆弱的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就先出现问题，他们出现问题再继续拖累其他金融机构，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次危机过程中，先是看到“北岩”银行，我们不幸也看到了“贝尔斯登”。所以尽量保持金融机构的健康。我想我们党中央、国务院，从上一届政府五年到这一届政府五年都非常强调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改革了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然后有很多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都在朝着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进行改革，使得它们都比以前健康多了。这一条大大减小了中国的金融风险，这一条是很重要的。改革也是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改革、通过开放，使金融不断走向健康。这里面包括会计准则、公司治理准则、包括信息披露准则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