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展望论坛之十一：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战略(2)

　　主持人(余淼杰)：我们知道刚刚隆部长就改革开放30年最关键的几步给我们做了非常清楚的描述，我们说今天的中国可以用少年中国这个词来比喻，就是像生机勃勃的青少年一样。但是一个人一生很长，关键就是重要的几步要走好，那么我们这几步都做的很好，我们学习了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做了成功的转变。

　　事实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贸易自由化的问题，这个就是说中国加入WTO以后，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需要大幅度的降低，我们也知道中国自2001年进入WTO，成为它的第143个成员国，我们是从1986年申请，到2001年花了15年的时间，这个是漫长的入世过程，请问卢教授中国入世为什么这么漫长？因为入世之后中国面临的挑战？

　　卢锋：入世在开放过程是具有里程碑的事件，从历史的角度看开放过程，我都同意隆部长讲的，从不同的体制看，比如说从汇率的角度来看，那么开放实际上需要大体均衡的汇率才可以开放，进口替代时代的汇率一定是低估的，那么你要回到基本面才会支持你的开放。那么据我个人的观察，你可以从它开放的布局来看，你可以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点上开放，就是我们在四个特区，做一个实验性的开放，这个开放有很大的争论，邓小平也到特区去视察。

　　然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沿海开放，是四个城市开放，就是一条线上的开放。然后我们知道到1989年以后，我们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是实际上当时我是在国外，我注意到邓小平当时说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说尽管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改革开放这个大方向、这个主心骨不能变。那么他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那么到1992年、1993年以后，中国的开放又走了一步，所谓沿边城市进一步的开放，你可以把它看作的是面上的布点开放，最后是到1999年，就是入世以后的全局性的开放。

　　所以大概可以看，这个开放的过程确实是蛮有意思的，你可以说这个渐进式的开放，同时又是一个连成一体的过程，然后这个开放的动力、开放的范围是在不断的扩大，这个形成可持续的东西。并且很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关节点上，实际上有一些阶段性的跳跃，所以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经济，你可以从渐进式的改革，但是这个又不是一个线性的、单调变化的过程，实际上又包含了某种跳跃、一种中断的过程。 那么这种背景下，WTO是非常重要的，WTO的前身是所谓入关，就是关税总协议。

　　我们1949年以后，实际上就退出了。1986年，我们改革开放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想重新进入关税总协议，就是恢复关税总协议。那一次冲刺是1993年，那个时候我在英国读书，每天看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版告诉我马上要复关了，那个时候是南巡讲话以后，大家对这个问题抱有非常热情的态度。就是说复关以后怎么办？复关以后我们采取什么措施什么的，那么上班的时候在单位上看英国的报纸，那个时候是也讨论中国的复关的问题，就说中国根本不能让它复关，说他现在冲击力这么大了，另外他体制有扭曲，但是他并没有明确说，但是字里行间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总有办法不让你进，但是国外人确实是预测正确的。

　　然后再加上申请奥运会没有成功、然后还有政治原因等等，我们失败了。 那么第三代领导人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决策，我们说我们仍然要开放，但是在谈判的策略上，反而不着急了。

　　所以很有意思，我的一个观察，隆部长一会儿可以纠正我。但是这个也不怪我们，我们想开放、我们想倡导协议，但是外国人从策略的角度，没有给我们门票。我觉得我们后来反而不着急了，但是你不着急，他召集了。然后他们老说，没有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贸易体在WTO里面，WTO是不完全的。这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最高层做了政治的决定，就是在1999年入世，要有突破性的进展。

　　因为入世的谈判，规则就是说，每一个成员国都可以给你申请国谈判，但是谈完的结果，因为它是最惠国的条件，就是所有的国家都适用，所以最终我们跟36个国家谈判，但是美国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代表了很多中小国家，而且他也最大。1999年4月份，朱镕基访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一拦子的协议，中国政府就是希望快刀斩乱麻，然后再谈成农业协议。最后是农业协议谈成了，但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误读，因为他们谈判都是律师组成的，这个律师希望得寸进尺，他以为后面总有最好的，所以最后没有谈成。

　　后来克林顿后悔了，让朱镕基总理回去签，但是朱镕基总理说要签可以，到中国来签。但是在国内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当时写了一个访问，我认为农业协议不会使中国农业全盘皆输。然后是南斯拉夫的轰炸事件，最后是10月15号谈成了，我当天晚上写了一个评论，我把它叫做历史性的转折，就是20年后回顾入世的谈判，一定会认为这个是跟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事件，是第三代领导人做出一个最重要的决策。现在回过头5年看这个事情，我仍然是这个观点，那么中国农业确实是增加了，农业的进口今年是400亿美元，出口300多亿美元，我们进口了很多大豆、进口了很多的棉花，棉花通过纺织品又出去了，进口了很多的植物油，但是我们仍然在出口谷物，然后出口一些水果、蔬菜等等。现在我们鞋类的出口就是200多亿，玩具的出口就是100多亿，所以我们的农业不会全盘皆输的。

　　那么最近几年，我们国内的经济增长非常的快，由于这个速度和微观条件能力的增加等等，都说明我们入世的政策是对的，或者说跟入世的政策是有关系的，或者更广义的说，跟我们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政策、体制的转型有基本、直接的关系。当然这种开放成长追赶的模式，给我们带来成功，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理解和处理，我想还是要建立在充分肯定开放战略这样的一个基本立场上去探讨、去解决。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同意刚才隆部长讲到的基本观点。

　　主持人(余淼杰)：谢谢卢教授！刚才好像隆部长言之未尽，可否继续补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隆国强副部长。新浪财经图片

    隆国强：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都认为是加入世贸组织最早是试点，然后最后是全面的开放。在中国整个现代化历史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个是中国人的意识，就是中国看世界。从1840年以前，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孤芳自赏的，英国的使节要来给我们做交易，但是我们中国的皇帝说，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交易。这个就给我们埋下了落伍的要求，这个就是我们闭关自守造成的。然后1840年以后，我们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我们受尽了苦难，所以我们看世界的眼光就改变了，那么也会有来自与历史问题的悲情主义判断，看很多问题就容易变成阴谋论、政治化等等，所以我自己就不断的提醒我自己，就是自己要理性看一些事情。

　　那么中国人经过了100多年的困难以后，看这个世界是有抵触的，所以加入世贸组织，我们说是一个全面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接受了现行的国际规则，以前我们说国际规则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又接纳它，所以这确实是非常大的对我们自己的挑战。所以也不奇怪，刚才卢锋教授说朱镕基总理从美国回来以后，国内有很强烈的反弹，这个都是意识思维下很自然的反映，如果没有反弹就奇怪了。

　　但是实践证明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确实是一个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是适应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中国走向现代化自身的一个需要。我们看看过去5年，毫无疑问是中国这100多年发展，最快速、最平稳的一个阶段。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担心的一些事情没有发生，有时候我们也会想，为什么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前，做出那么多很担心的评判，是我们的专家都是笨蛋书没有读好，还是说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不自觉的受了我刚才说的，你自己想问题有所取舍。做了一种过于悲观的判断呢？可能二者都有吧，但是实践是最好的说明。

　　开放它并没有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但是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冲击，但是任何一个国家贸易自由化的开展，都会遇到结构性的调整，关键是要看，首先你这个问题有没有能力来进行这个调整，这个调整的风险是不是可控的，是不是可以承受的。第二个更重要的是说，我经过这个调整以后，是变坏了还是变好了，我的效率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我的竞争力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我们现在回头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5年，我们所做出的所有承诺风险都是可控的，都是在我们调整能力之内的，经过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5年之后，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采取的战略、策略都是正确的。

　　所以取得了出乎意料的伟大的成绩，不管是看经济增长也好、看贸易的发展也好，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对外贸易已经是2万多亿，我在这个领域里做研究，但是5年前我绝对不敢想，中国经过5年就变成了这么厉害、这么有竞争力的经济体，我确实是没有想到。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现在中国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以前我们敢想吗？但是现在马上就要变成现实了。

　　经过这些重大的事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开放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开放才可以让我们运用全球的资源来发展自己，来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

　　主持人(余淼杰)：刚才隆部长从历史纵向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和WTO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能否请李教授从国际横向的方面讲讲改革开放30年WTO的影响？

　　李克：我特别同意两位的观点，就是WTO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当中，这个应该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其实我们加入WTO对中国对外开放各方面都有有利推动作用。那么我还想补充一点，可能对WTO的看待，当时也是隆部长的问题，为什么当时大家的分析，就是估计的困难，很多没有充分的表现出来，我觉得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中国对世界的陌生，也有悲观的情绪在里面，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对一些国际市场的风险，可能有一些过渡的估计。另外一个就是这几年WTO还在过渡期当中，从今年开始以后，这个过渡期结束以后，对整个国际竞争的环境，我们面临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后面的情况会比前面几年挫折会多一点，这个我们要意识到。

　　如果说咱们谈30年改革开放，其实对中国经济整体拉动作用来说，这个也是学术界很多学者做过的研究，应该开放的贡献率要更高一些，那么就是在去年，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做过一个世界银行的课题，在中国的5个城市、十大行业、150家公司，不同所有制的情况之下，对他们企业的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做过一个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当中有一条非常关键，就是在企业的生产力提高跟创新能力提高方面，开放程度特别是能否加入到国际分工网络当中，这两个因素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所以反过来说，我刚才讲到WTO给咱们看的并不是说让中国人又重新回到了世界，更大的程度上从经济层面上来说，使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分工，进入了整个全球的生产网络当中。这个贡献或者是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否则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封闭的经济模型的话，你的价格就没有意义。

　　所以WTO等于是重新让中国整个经济体系并入了国际大的分工网络当中，这个贡献或者是影响，从这点上来说，应该是里程碑式的。

　　成绩当然不用多说，大家都看的很多了。但是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对外开放作为横向比较来说，到底有没有隐含的问题或者是以后要注意的方面，无论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从进口替代型到出口导向型，其实跟亚洲四小龙的模式走的非常的接近。这条路有大的制度的环境，除了在东亚地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外，但是拿到拉丁美洲就很不理想，所以对这个经济模式要越来越进一步的完善，很多我们自认为有道理的模式可能在别的地方做不好。

　　那么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一个捷径，那么它有几个大的特点：第一个是政府主导的；第二个就是拿来主义。日本很多的产品、专利技术不是他本国的，这个是买来的，就是从欧美国家拿过来的。所以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在短期来说的话，这个是一种模仿的模式，特别从技术上来讲，效率很高、很快。然后再配合上比较低廉的生产价格，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导致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也好、四小龙也好，包括中国咱们也都看到了。

　　那么日本为什么1990年以后进入了十年的经济衰退，其实作为经济来说，如果靠模仿，从短期来说，是可以很快速的带来经济成长。但是他并没有增长的长期原动力，这也就是亚洲模式，就是虽然非常勤恳努力的工作，但是创造力不足，就是创新和技术严重失衡。所以日本投入了1.7亿投入科研方面，想提高这方面的能力。那么经济发展是动态的，现在中国WTO已经加入了，给了我们通向国际很好的平台，但是你怎么能在上面表演、下一步怎么走，我个人觉得靠拿来主义是行不通的，仅仅靠我们原来讲的世界工厂、招商引资单向的做法的话，是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几位老师也是经常在国外待，经常可以看到飞机上大多数就是咱们的招商引资团，现在县一级的招商引资团都经常出国，但是吸引力有没有？我觉得很弱。换句话说仅仅靠这种捷径，不但是空间越来越小，而且是没有生命力的。

　　世界工厂是可以快速提高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但是绝对不是长期可以依赖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到中国的下面来说，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在制度创新方面，在产品技术创新方面要做。所以反过来说为什么咱们从2001年开始，大量的推广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战略，那事实上成绩还是有，但是我们今天不需要过多谈这个成绩，但是为什么走的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成绩当然很大，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如果说一个企业为什么国际化？现在比较通用的是两套观点：一套就是英国的“邓令”提出来的国际生产这种理论。就是一个企业在所有权方面有一定优势的话，可以通过所有权优势，对产品、技术、专利方面的优势，可以把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二个优势，就是如果企业有区位特定优势的话，做跨国企业的话，可以进一步推动跨国经营。

　　再一个就是谈到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就是建立全球的网络，形成对整个市场的控制，就像GE这样的公司。还有一套理论就是小岛青提出来的跨国理论，就是企业国际化总体上三种模式：一种是自然资源取得型，另外是市场取得型，还有一个就是生产要素取得型。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中国在这方面企业走出去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那现在海尔、华为走的好一点，但是海尔有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海尔自己有自主的专利产品，进入国际同行标准的优两项技术正在申请，他有5000多项自己的专利，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东西的话，很容易就会陷入在低端产品跟其他国家之间的一种恶性竞争情况。

　　大家也都知道，很多中国现在出口产品之间有一种恶性竞争，其实形势很严峻的。很多代工的名牌衬衣，咱们价格都是压到成本价以下，或者是接近成本价。或者是有的鞋子出口一双就挣2毛钱，但是他们的理念就是要走量，但是这种是没有出路的，那么在经济下一个阶段，又是进入了很关键的转型阶段，怎么样顺利的实现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怎么样更好的国际化，因为这个国际化更多的体现在打造出一批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型的企业来带动经济发展。

　　主持人(余淼杰)：非常感谢李教授！刚才也提到了国家非常重视企业实施走出去的策略，同时跟走出去策略相关的有一个名词，就是中国制造。我们知道在讨论中国制造过程当中，我们国家的企业面临着很多的竞争，这种竞争主要是来自于印度。

　　我们知道印度的制造业和IT行业的发展都非常快，印度的要素禀赋都跟中国非常的相似，都是属于劳力密集型国家。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和印度在国际贸易方面，竞争和合作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请卢教授讲讲您的看法。

　　卢锋：中国跟印度的比较，自从2003年以后就成为了一个很热点的问题。其实中国的研究人员也从不同的角度关注、比较印度的情况。那么我想讲几点观察：第一个中国和印度都是大国，都曾经经历过一个计划经济的时期，尽管它政治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它信奉、民族体制都不一样，我们过去是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是对经济控制问题层面上，或者是进口替代战略层面上，我们跟印度二战以后的二三十年，都曾经经历过高度管制的情况。

　　那么后来他新的企业都经历过类似的，但是表现形式不一样的改革开放的形式。印度在上世纪80年代想从开放的角度、自由化的角度寻求一种新的体制的一种选择，特别是到上世纪90年代，我个人的观察是跟在软件、服务外包方面找到了自信，可能有一个显著的关系，那么推动了印度体制转型的一个快速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另外一个因素，我觉得跟中国多少也有关系，因为印度作为一个大国，跟中国一直是互相在那里较着劲，开始中国改革，他不看好中国改革，但是慢慢他看到中国改革的成绩，所以也是他内部战略选择的问题。

　　所以多种原因，使得印度通过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的道路，造就了现在印度相当不错的局面，比如说经济达到7%，甚至达到9%这样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每年的3%。

　　但是印度跟中国来看，有明显性的特征性的差异，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就是中国似乎在制造业方面率先得到了比较好的发展，刚才讲世界工厂的概念，那么这个是一个大概念，那么要看贸易结构什么的，这个是不断的变化的。但是由于我们发展的路径，有可能由于我们周边环境的影响，由于我们承接了东亚工业制造链的转移，所以我们在工业化方面有一些上乘的表现。那么印度在软件外包，然后到BPO这样的行业有了快速的发展，这个对印度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它类似的意义，就像我们经济开发区对中国改革进程开放一样，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