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展望论坛之十一：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战略

　　2007年12月27日14：00—16：00，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邀请到日本大学商学院李克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隆国强副部长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一起就“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战略”的话题进行一场精彩的对话。

　　嘉宾：李克、隆国强、卢锋(按姓氏音序排列)

　　主持：余淼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助教授)

　　主持人(余淼杰)：各位同学、各位来宾，网络上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万众楼。这里正在举行的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起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

　　2007年，是值得回顾的一年，中国国内的发展形势和在国际上的地位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党的十七大顺利召开，为中个未来得发展明确了道路；2008年，是值得期待的一年，北京奥运会将拉开帷幕，也是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同时我国将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在这岁末年初之际，“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的将邀请国内一流专家学者，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观察中国经济的饕餮大餐，共同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 今天是第(十一)场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战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隆国强副部长、日本大学商学院李克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

　　我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助教余淼杰，首先有请三位嘉宾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卢锋：各位同学、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 李克：大家好！ 隆国强：大家下午好！

　　主持人(余淼杰)：我们知道今年我国的国际贸易形势，国际贸易的贸易额出现了上升，贸易顺差仍然在继续增加，但趋势有所减慢，但是这个一直是非常热的热点问题。现在有请卢教授帮我们讲讲，针对今年中国在国际贸易当中大量顺差的情况，您是怎么看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对出口企业来说、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有什么影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新浪财经图片

    卢锋：岁末迎新之际，有机会和各位同学、各位网友，就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交流一些看法。刚才提到的顺差问题，确实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以及政策层面包括媒体讨论的一个重要和热点的问题。

　　顺差按照经济学理解的标准，有两种定义：一种定义叫做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或者是赢余或者是平衡。也就是说货物出口减掉进口它是一种比较窄的概念，还有一种是除了货物贸易以外，还考虑服务贸易，以及收入转移的项目形成的收入，形成帐户的顺差。这两个指标在过去几年，都呈现了超长的增长，简单的说货物贸易的顺差，在1995年以前，从来没有超过100亿，2005年以前从来没有超过500亿，而在过去的3年当中，1995年达到1000亿出口，1996年达到1775亿左右，今年是2115亿，到年终估计会超过2500亿。

　　服务贸易1997年没有超过300亿，2005年以前从来没有超过1000亿，2005年达到1600亿，去年是达到2500亿，今年估计怎么也得超过3000亿，这样的增长绝对量是空前的，另外从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来看，这几年的增长也是空前的，大概从2003年不到2%，到今年的前三季度，可能达到8%将近9%，我们GDP的9%可能是贸易顺差。就每个GDP的经济增长量来讲，大概有30%是由贸易顺差的增长来贡献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呢？1978年到2004年，顺差平均对GDP增长的贡献是多少呢？是2%，当然有的时候很高、有的时候很低，但是这个是平均的数目。而过去的3年，这个比例持续保持在30%，这个说明我们的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顺差在绝对的、同时也是相对的超常的增长，说明中国经济面临一个不平衡问题的挑战。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我去年在这个场合也谈过了，这个是有类似的观点，是由多方面原因决定的。一个是跟国际产品分工结构有关，因为我们通常是在制造业的下游部门，专业化有优势，所以加工贸易、产品分工的定位，使得我们产生大量的顺差，另外可能跟几年储蓄快速的增长有背景的关联。那么现在我们汇率在调整，但是调整现在相对可能还是比较滞后的，可能也对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体来看，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解决的。随着人民币在持续的升值，最近几个月顺差的增量在开始减少，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个问题可能还是相对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决策层面、需要企业层面进一步的思考和应对。谢谢！

　　主持人(余淼杰)：非常感谢卢教授精彩的论述！同时随着国际贸易大量顺差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很快，现在已经升值了10%，李教授您怎么看待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李克：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能够交流一下关于对外发展、国际合作方面的问题。刚才卢老师讲的非常好，就是关于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巨额的贸易顺差，而且从趋势上看，有不减弱的趋势。

　　那么我觉得想围绕这方面稍微再补充几句，一个我觉得这种大的趋势，还是跟中国奉行的世界工厂的战略有很大的关系，换句话说中国制造业行业，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际分工的网络当中，所以作为贸易的表现，出现了巨额的顺差，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近两年在一些场合提到过的，就是大家不要忽略掉区域一体化在当中发展的趋势非常之强烈，特别是东亚地区。

　　你们也看到相关的数据，现在区域类贸易已经达到87%，超过了北美这些贸易区，他们只有40%多。那么在这个区域贸易当中，我们来观察，当时卢老师也提到，工业内部贸易占的比重很多，我们对欧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对日本和韩国有大量的贸易逆差，这个完全是由于一个区域内分工格局的调整所导致的。 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可能大家也注意到，这个跟咱们之前，在整个对外经济合作当中，我们奉行的很多还是引进来的思路，就是单边引进来的思路在前面占比较强的主导性，从今年开始，提出来要走向双边，而且WTO的过渡期也到今年基本上结束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大量的是以单边的引进为导向的，也是对贸易影响比较大。

　　还有购买力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就是国外有关学者已经研究过，就是跟汇率有关系的。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资产价格、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都有趋同的趋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里讲，汇率的升值、人民币升值，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到底这个步伐要走多快，这个是非常有技巧性，也是难度很大的问题。因为日本大家知道，上世纪80年代广岛协议以后，由于日元的快速升值，其实对90年代的经济衰退是一个导火索之一，所以在咱们人民币升值的前提之下，我觉得目前总的策略是对的。就是升值的节奏加快，但是要控制节奏，不能巨额的升值，因为这样会对中国产品形成竞争力的问题，那么从目前我们企业的竞争力来说，主要是集中在加工中低端的产品上，所以汇率价格升值过快，一定会对这些企业导致很多的问题。

　　主持人(余淼杰)：非常感谢李教授！我们知道随着国际贸易顺差的增加，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中国企业现在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在这种纺织品、农产品、还有日用品问题上，中国企业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反倾销诉讼，隆部长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隆国强：刚才两位教授做了很好的阐述，其实中国之所以能够从1993年之后持续的保持顺差，它最根本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这将是长期的现象，如果我们看一看，以往一些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的崛起过程当中，它的贸易差额的话，你会发现可能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会在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面，会保持顺差。美国从1876年到1971年的97年里面，有94年是保持顺差的。

　　德国从战后1951年开始到今天，一直是顺差，日本从70年开始到现在一直是顺差，那么中国在1994年汇率并轨之前，有时候有顺差、有时候有逆差，但是从1994年开始直到今天顺差不断的增加。

　　我个人觉得一个最基本的因素，是因为中国已经步入了一个制造业快速提高竞争力的阶段，但是中国的发展和以前的几个国家可能国际背景不一样，我们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是区域网络分工形成的背景下，刚才李教授也讲了，中国对外、特别是对美、对欧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顺差的转移，是东亚这些新兴经济体，对中国形成大量的顺差，而中国又把这个顺差转移到了美国、欧洲。

　　那么在这样背景下，我们不会奇怪，中国和美国这些国家的贸易会顺差，以前我们也判断过这个贸易顺差会越来越大，虽然我们不愿意看到，但是这个确实是现实。现在对于反补贴等等贸易顺差，以及还有其他方面打官司的事情越来越多了，那么今年在这个里面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反补贴，由于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把中国是当做非市场经济国家，按照美国的贸易法，就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存在有反补贴的诉讼的，但是今年对华的贸易磨擦里面，这个是一个新的变化，就是说它同时既有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但是把中国作为他们认为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就采取了反补贴的措施。

　　可以说对华的贸易磨擦应该是带了很坏的头，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件事，世贸组织也在双边层面上都在讨论这个事。之所以进入了一个贸易磨擦的高发期，这个基本的背景，一个就是我们的顺差带来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希望中国采取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顺差的扩大，但是从统计数据的结果上来看，顺差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快速的扩大，那么有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采取的措施，包括人民币升值的步伐还不够快，所以它会在反倾销、反补贴这个措施上面，采取更加严厉的一些行动。

　　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这些年全球市场上的份额快速的扩大，这样就会冲击已有的国际贸易的格局，也会引起这些进口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其中两反一保来对中国采取措施。

　　再一个跟中国出口产品的特点有关系，现在中国制造的符号就是价廉物美，最重要的就是价格低，那么价格低的产品就很容易受到反倾销保障措施的伤害，如果我们出口的都是很高端的产品，价格都非常的贵。那么就不太容易采取这种反倾销的措施，来对你采取行动，这个跟我们整个在全球分工当中处于价值的低端和我们的商品处于价廉物美这么一个主要的特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还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都不得不去面对针对中国各种各样的贸易磨擦。谢谢！

　　主持人(余淼杰)：刚才隆部长就贸易磨擦的背景做了深入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的贸易顺差大量的存在，美国的贸易逆差大量的存在，而美国政府是为了要减少他们的贸易逆差，国会要求美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提高汇率，那么这种说法在学术界非常的流行。李教授也谈到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会上升的，那么这里我们会有一个问题，贸易汇率到底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就我个人所知，卢锋教授最近做了人民币汇率决定因素的研究，请卢教授谈一下？

　　卢锋：这个是前几年做的，我写了有十来篇工作研究的论文，为什么做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观察，我们想一想，过去几年的宏观经济，特别是涉外经济的研究当中，有一个持续不断的、始终存在的一个有讨论性的或者是争议性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汇率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2001年8月7号，英国金融时报有一个记者写的一篇文章，叫“中国的廉价货币”我觉得你们同学有兴趣的话，可以读读这个文章，我给他的评语就是说，他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法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错误的时间因为2001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还通货紧缩，因为1998年是金融危机，那个时候所有的外国专家到中国来跟我们说人民币什么贬值，但是现在是升值。为什么是错误的地点呢？这个是事后看，外国人首先讲这个问题，日本人又讲、欧洲人又讲，但是这个问题本来比较敏感，有一些利益调整的因素，使得我们反而调整了一些因素，错误的证据、错误的分析，大家可以看看，他用什么例子证明中国的汇率是低估的？

　　他说因为中国大量的苹果出口到日本，使得日本的果农受不了，这个记者非常的聪明，他说这个恰恰是日本人过去用来对付欧洲人、美国人的策略，现在中国人学到了，反过来对付日本人。那么其实日本本来不应该生产苹果，他应该从山东进口，因为这个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实际上有好多日本的农户，他就到中国投资、生产他们需要的产品。这个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他用这个证据来说人民币低估，所以他是错误的，但是过去几年的证据表明，人民币汇率不是一个虚构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他可能有非经济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它根本上可能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我们看看国内大概是2002年、2003年开始讨论，最初的时候说是国外的炒作、政治的压力，通常说这个问题不构成一个真实的问题，但是到2005年的7·21汇改以后，更多的认为是应该升值，但是应该是小幅度的升值，不应该大幅度的升值。那我觉得为什么要采取小幅升值？这个背后有什么道理呢？是因为我们要屈从外国人的压力要升值？还是说从中国经济本身的角度来说，人民币有这个升值的要求。

　　所以我做了一个研究，那么基本的思想就是说，一个经济在快速追赶的过程当中，它并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是讲了一个趋势，它终究会导致或者是产生一种力量，迫使本币的实际货率升值，这个并不是实际汇率的完整的模型，这个是从供给面的角度，对实际汇率趋势变动做的一个模型，这个背后有一些结构性的东西，我想这个场合，也许不方便展开的讨论，它基本是说，一个经济内部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是有差异的，一个经济的追赶过程当中，可贸易部门的增长很快，最终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所以我围绕这个假设，做了很多文献和数据的讨论，我觉得还是存在显著的证据，说明人民币汇率从90年代以后，是有一个升值的压力的趋势。

　　1993年、1994年开始人民币有顺差，可能是有规律，因为这个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虽然你不高兴看到，但是这个是一个规律。那么为什么人民币升值可能会是一个规律呢？这个是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其中一个有意义的或者是可以研究的角度，就是从劳动生产力追赶结构性差异的角度，然后再结合中国的实际再来讨论，我认为这个讨论大体是支持人民币从长期看有升值的压力。这个压力可能会贯穿中国经济快速追赶的一个比较的过程。那么这个看法有它的局限性，即便长期有升值的压力，不见得短期会有低估的压力。

　　还有一个你有一个趋势的判断，就是仍然是必要的，我觉得对于我们怎么认识，我把它叫做中国经济成长新阶段的一些特点，怎么在政策层面和企业决策管理的层面做一些必要的应对，我觉得都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一个命题。

　　主持人(余淼杰)：谢谢卢教授，讲到了中国实际汇率从长期来讲会升值。可是我们回想一下10年前甚至是十几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我们发现当时的人民币并没有贬值，相反许多亚洲国家的货币，比如说泰国泰铢，还有韩国、日本的货币都发生了贬值的行为。有人说这跟经济合作、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有很大的相关性，而我们知道李克教授是东南亚区域经济的专家，请您讲讲看，区域经济合作中与中国国际贸易合作的关系？

　　李克：其实刚才卢老师讲的非常好，在谈到中国实际汇率到底怎么决定的，其实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假设，刚才我专门提了一篇文章，其实也是探讨这个问题。换句话说货币也是一种商品，它的真实价格到底是怎么决定的。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大家比较熟悉的购买力平价是一种说法，另外还有最近一些学者比较多的讨论，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比较大的趋势，就是价格的趋同性会越来越强，这个趋同性就包括产品的价格，也包括生产要素的价格，当然也包括金融产品的价格，其中包括货币。所以在这个货币当中，人民币随着改革开放30年中国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这种汇率的自然升值，确实是不可避免大的趋势。但是我觉得因为作为学者来讲，可能这些道理大家在很多媒体上也听到不止一次，我觉得可能更加复杂的、更加需要讨论的，从技术上到底怎么来处理它，这个是我觉得特别需要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件事。

　　其实最近两三年，我也是发了不少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文章，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上个月11月20号，日本政府有一个很大的举动，就是跟东南亚国家签了一个一篮子的PTA协议，那么区域一体化方面中国走的比较好，跟东南亚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推动的非常快。那么我为什么提日本这次变化，因为很多学者也在批评日本政府，包括日本的教授也批评日本政府过于保守，走的比较慢。因为金融危机之前，日本在东南亚吃过苦头，所以比较谨慎。

　　但是这个变化，对中国来说，我们要认真的考虑一些应对的措施，这个协议不仅仅局限在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包括金融领域，这个就是非常了不得。换句话说对东南亚国家，包括企业融资、有价证券，这方面的市场全部双边打开。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日本是全球最便宜的资本池，所以会在东南亚国家当中占据主导地位或者是引导的力量，这个影响力会更加的强大。

　　当中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区域一体化的推动，换句话说包括在日本，现在在北美的出口都低于莫斯科，所以这个不是产品竞争力的问题，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趋势、远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达到全球化一体化当中，当然有很多很多因素，但是区域一体化，我自己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阶段，特别是在现在国际的市场格局之下，在别人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市场的情况之下，你一个国家的散兵游勇去进入别人的市场，这个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除了贸易壁垒、非贸易壁垒，现在还有绿色贸易壁垒，就是通过环保这方面的因素，来对中国产品进行打压。那么也是我们的产品还处于中低端，但是这个替代性非常强，你没有很强的自主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在这个市场上自然会受到打压。而且大家也注意到，今年在北美和欧洲，现在对中国玩具的质量提出了质疑，比如说环保，就是说含有毒的元素，欧洲今年停止对中国产品的进口。然后食品安全方面，现在也在国外很多的质疑，这个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反过来来讲，从我们自身出口结构上来讲，中低档产品的这种领域导致我们在双方谈判当中，我们处于弱势。 所以区域一体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这方面的问题，不是说一定可以解决。而且利用各个国家的优势进行结合，可能是以后中国企业可以考虑的出路之一。而且现在中国企业纷纷在东南亚建厂，现在是迈出了很好的一步。

　　主持人(余淼杰)：李教授刚才谈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区域一体化不一定对全球化有好处。那么这个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因素，这个是没有定的结论。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国家的开放，对一个国家的福利提升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我们从李嘉图开始，都认识到这一点，就是从不开放到开放的好处。我们从1978年到现在开放整整30年，我国的开放度，也是低于5%到现在的64%远远高于美国25%的水平，何以说30多年来国际贸易方面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请隆部长讲讲30年当中，我国国际贸易开放当中发生的重大的变化，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隆国强：新中国的成立，我们是采取进口替代战略，那么其实在我们实行开放之前，实际上我们搞了一个进口替代的战略，这个是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以及拉美国家在二战以后的成功有很好的示范效应。也和当时全球两大阵营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当时想像日本搞国际开放战略，国际环境也不允许。那么1978年以后，我们国内经济由于种种方面的原因，有计划体制的原因，也有政治动荡的原因，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进口替代战略本身它的不足，后来我们吸取了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我们开始实行劳动力的出口导向政策，所以可以看到汇率，在进口替代的时候，汇率是高估的。1981年的时候，一美元兑1.7元，显然那个时候不值这些钱，但是是为了降低工业化的成本是人为的抬高本币，那么就要付出代价，就是对贸易实行管制，那个时候从事对外贸易的公司不到10家。

　　如果不进行管制的话，外汇就不够用了，因为进口的产品比国内的还要便宜。那么我们出口导向的政策就需要支持你的出口部门，我们就采取了许多的措施，一个是通过吸收出口导向性的外国投资，所以我们建立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后来林林总总有十来类各种各样特殊的经济区，来吸收出口导向性的外资。那么我们也是有要求的，要么就是高技术的，或者是高出口的。那么在将近700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里面，70%在制造业，而在制造业投资里面，绝大部分又都是出口导向性的外资，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看看我们的顺差里面，58%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来完成的，他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是加工贸易，他从日本、东亚新兴经济体进口中间投入品，然后加工以后，再到他原来的传统市场，实际上就是欧美市场。这个是一类政策，吸收出口导向性的外资，来实现出口创汇。

　　再一个就是我们对出口实行汇率政策，然后我们一段时间里面有出口补贴、出口奖励等等，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扩大出口，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就是外汇短缺，这个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那么利用外商投资他带来了外汇，然后还可以出口，然后还可以带来资本。所以中国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目标的开放战略，在过去的30年里面，应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很多的发展中国家非常羡慕的。但是这条路确实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我们怎么走过来的？

　　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特殊的时段上会比较困难：一个是开放的早期。开放的早期它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国内的阻力，从原来进口替代的战略转变以后，政府的决策者有一个认识转变的过程，那么在开放初期，我们要吸收外资，那很多人就觉得外国投资，我记得早期建立深圳特区的时候，有些人到了深圳以后，觉得这个是搞资本主义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国内的阻力是非常之大的，同时还面临着国外的阻力，就是说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对外开放了，他想吸收外资，没有人敢来，因为人家不了解中国，他觉得会有风险。

　　那么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们有港澳、还有一个就是有大量的华侨，早期来中国的投资，就是港澳特别是香港的投资，正是香港的投资，原来在香港是很小的厂，然后到了内地以后，用非常廉价的土地什么的，就发了大财，所以后来就有很多人过来了。所以现在招商引资大家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最简单的一点就是让投资者挣钱，他是最好的宣传员，他的竞争对手什么的就都过来了，这个是开放最有力的一个招牌。

　　所以早期两方面确实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好在我们从国内、中央政府特别是小平同志，坚定不移的推进开放，克服了认识上、政策上的阻力，那么从国外我们回顾30年，不能忘记港澳台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早期进入中国推进了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也给西方的其他跨国公司提供了典范。

　　第二个困难的阶段是1989年以后。那个时候西方国家是制裁中国的，那么要不要坚持开放，当时的认识也不统一，那么解决这个困难境地的恰恰又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就是坚定不移进一步的扩大开放，所以1992年以后，中国的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地域上也好、从行业上也好，我们看看从中国吸收外资投资的数据，1991年是刚刚到100亿，1995年是300多亿了。这个也正是小平同志坚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

　　第三个困难的阶段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首先是外部环境非常的严峻，1998年的出口增长率只有0.5%，当时中央政府提出的政策叫千方百计扩大出口，想了各种可以想的办法，我们对外承诺是人民币不贬值，那么东南亚国家出口的产品上跟我们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他们的货币大量贬值以后，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竞争力。东亚国家本身又是中国出口很重要的市场，他们由于金融危机导致整个经济萧条，需求下降，我们对他的出口是下降的。所以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持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稳定，保持我们出口市场的稳定，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还算走过来了，我觉得我们最困难的就是那个时期，那么我们也采取了很多得力的措施，但是这个也是有代价的，总的来说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是很成功的，但是我们一些应对的措施，很多其实都是短期措施，后来不自觉的把它长期化了，那么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任何政策就像开汽车的方向盘一样，就是说你到这个路口，你要左转，但是你不能一直打着左转这个方向，你就会在原地划圈，有些政策是基本的政策，是要长期稳定的，有的政策特别是宏观管理的政策，这个是短期政策，要实时的调整它，让它回到执行的位置上，亚洲金融危机对我们也是造成了一些隐性的潜在的压力

　　到今天人民币汇率，我们还在品尝着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苦果，我们回顾一下人民币汇率的走势，1994年汇率并轨的时候，我们的汇率从一美元兑5.6元钱，变成了一美元兑7.8元钱，这个有很大幅度的贬值，这个贬值是为了让它可以稳定下来。此后我们看到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作用下，是缓慢的升值。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担心人民币会大幅度的升值，担心我们要兑现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那么人民币汇率机制发生了变化，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变成了实质上的实质汇率。那么1998年以后，到2005年这个阶段，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好的阶段，这个有很多的因素影响则人民币升值的变化，那么汇率升值的步伐就停止了，这个带来了很多宏观经济关系的扭曲。

　　我们回顾过去30年的开放，是为了走的更好，每一次不管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还是内部的冲击，我觉得中国之所以能够坚定的走下去，“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这个是小平同志说过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所以他很早就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中国不开放没有出路，这种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中国不断的深化和扩大开放。国内过一段时间就会对改革开放反思，总会有人跳出来否定改革开放基本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

　　但是好在中央政府的政策一直非常明确，胡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报告里面，改革开放的成绩不容否定，改革开放后退绝没有出路。所以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说今天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改革、我们的开放、我们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历史性的变化，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怎么进一步的通过扩大开放、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能够更好的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里面，这就会决定我们中国未来下一个30年，能不能像以往的30年以后，取得同样的成功或者是更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