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展望论坛之九：教育和人力资源战略

　　2007年12月26日下午2：00—4：00，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邀请到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教授、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周满生副主任一起就“教育和人力资源战略”话题进行一场精彩对话。

　　特约嘉宾主持：陈中原

　　嘉宾：王蓉、周满生(按姓氏音序排列)

　　主持人：各位同学、各位来宾、网络上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万众楼。这里正在举行的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起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

　　2007年，是值得回顾的一年，中国国内发展形势何在国际上的地位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党的十七大顺利召开，为中国未来得发展明确了道路；2008年，是值得期待的一年，北京奥运会将拉开帷幕，也是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同时我国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

　　在这岁末年初之际，“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将邀请国内一流专家学者，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观察中国经济的饕餮大餐，共同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 今天是第(九)场讨论，讨论的主题是：教育和人力资源战略。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有：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教授、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周满生副主任。

　　按照今天的主题，我们有三项任务，第一项是盘点2007年；第二项任务是回顾改革开放30年；第三是展望2008年和未来。下面请两位嘉宾盘点2007年！

　　周满生：说起2007年的重大变化我没有来得及系统的准备，其实2007年的教育确实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一个是从总的战略指导思想上教育方面就是强调教育公平，要求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我们十七大报告也好，我们一系列的重大方针里面也好，都强调了教育是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和谐的重要措施和手段。那么我们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所以无论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方面都更加强调教育的公益性、重大完善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政策体系和支柱的一项重要保障。 所以无论是在公共财政支撑农村义务教育方面，还有特别是农村贫困生的资助体系，特别今年对职业技术教育资助体系建设方面都有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个是我体会比较深的，这个是我们党和国家总的构建和谐社会，强调把教育公平作为政府改进公共职能的重要问题之一。 另外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总的方针，在今后的若干年里面，包括我们十一五计划提出来，说要进一步提高九年义务教育的质量。第二要进一步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发展高等教育要保障质量。质量问题是整个教育核心的议题，所以从今年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说从过去前一阶段强调的数量的发展，到现在强调以质量为核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待会儿有时间再回顾30年，其实我特别想比较从1998年到2007年这个8年，我们教育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在数量和财政投入上发生的重大的变化，里面有哪些阶段性的特征，我一会儿想谈一下这个问题。

　　王蓉：我因为是搞教育财政的，从我的角度来谈一下，2007年比较重要的政策、重要的事件主要是有四个方面：一个当然是十七大的召开，特别是在十七大的报告当中，提到了很多关于我们教育未来的发展战略的一些指示，我觉得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其中是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还有将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重视学前教育等等，当做我们教育优先发展的重点，还有就是强调教育的公益性质，十七大报告当中提到这几点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需要我们好好的认识和领会。 第二2007年我国义务教育方面，在全国的农村都是免除学杂费的，从2007年秋季开始，中央财政提供经费、提供免费教科书，覆盖的范围扩大了全国的农村义务教育的所有的学生，对于我国很庞大的义务教育体系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第三从2007年秋季开始，国家建立了中等职业院校家庭贫困学生的助学体系的建设，这个也是一个起步，不仅在义务教育方面，同时在后义务教育阶段，政府已经关注我们上学贵、上学难的问题。 第四点是就是国务委员陈至立提出要加快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迈进，这对我们提高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陈中原)：刚才两位老师说了以后我非常受启发，其实我盘点的更多的是事件。最近复旦大学通报了三位教授学术上的论文剽窃事情的处理，我们学校开始把学术建设已经提升到很高的程度。教育部几年前就成立了这样的委员会，北大也处理过这样的事情，2006年是上海交大的一个事件，我觉得高校学术风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这个是盘点的一个利好事情。 我非常关注北大的校长，2006年两会期间提出来，就是如果学生的论文剽窃，导师是有责任的。很多高校学风交换是一个很好的形势，这个是值得盘点的地方。 还有一个值得盘点的地方，就是香港在欢呼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高考的事情，因为1978年、1979年招生的学生有的都已经走上了国家领导的岗位，他们非常看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成果，他们说你们应该好好的庆典，我就盘点这两个。 其实还有一个盘点，前段时间跟一个教育厅的厅长吃饭，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见到了王蓉老师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你看到王蓉就看到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现在中央财政已经支出的非常多了。但是2008年或者是未来得发展里面，省级财政和县级财政对于教育的投入我觉得更值得关注，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对于财政投入未来的形势是怎么估计？尤其是县级财政和省级财政。中央财政已经表现的非常的强劲了，就像股市一样。

　　周满生：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一下，因为我并不是想特别系统的讲整个教育改革发展一系列的事情，今天正好开全国教育工作会，今天部长的讲话里面会把我们这样年发生的重大的事情和将来要做的事情，都在他的报告里面讲。我就是做了一点准备，我想谈一下从1998年到今天，我们这两个相比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当然我也把教育财政的问题讲一下。 我想给大家一些数字，说明什么？因为1999年是重要的标志，因为我们1999年发生了扩招还有高等院校的社会后勤化，还有高等教育的贷款等等，一系列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我这里给大家说的情况，我想说明这么几个观点： 首先这个数字是这样的，我先从基础教育开始，8年来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第一个我认为，就是我们在校的小学生数大幅度的减少了，学校数大幅度的减少了，但是我们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给大家的数字是1998年我们义务教育人口的覆盖率只有73%，那么2006年的数字是98%，小学生数当时在校生是1.395亿人，那么到2006年的统计是1.07亿人，这里面就减少了3000多万人，说明了我们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另外一个变化，就是这8年来我们的小学布局出现了很大的调整，当时1998年小学校有61.9万所，但是2007年的统计是31万所，这里面减少了将近一半，这个学校布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就是我们初中的学生在这8年里略有增加。我们的在校生1998年是5445万人，2006年是5984万人，我们初中学生的学校数1998年是6.54万所，现在是6.09万所。这一段说明什么呢？现在是初中乃至高中，这几个年龄段的人口在增长。特点是什么？1998年我们有5000多万在校生，2006年是2702万人，那么就有这么多的人面临接受高等教育。

　　第三个就是高中阶段，这8年里面高中生大量的增加。就是说我们1998年的时候，高中阶段招生是930万，那么到2006年高中阶段招生是1619.3万。就是说我们这个阶段，高中年龄段就有了大幅度的增加，那么在校生当时是多少？1998年是2445万人，现在是4341万。那么说明什么呢？这8年来，我们高中阶段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当时的同年龄的人口比现在要多，但是这8年来发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什么？就是有更多的学生有了进入高等院校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里面，我现在没有查到我们1998年的时候，就是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是多少？我估计在40%左右。而2006年是多少？是59.8%，就是有60%的同年龄的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学习。

　　第四个就是高等教育。这8年来，可以用一个数字来说明，就是我们8年来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1998年是没有扩招前，我们本专科招生数是多少呢？108.36万。而2006年的招生数字是多少？546.05万，正好增加了5倍，今年是更多，已经到了590万了。那么还要说明什么数字呢？我们1998年的毕业生数是82.98万，2006年的毕业生数是347.47万，也是增加了4倍多。

　　最后一个就是研究生。我用一个飞速增长来说这个概念，我们1998年的时候招生研究生是7.25万，2006年招生研究生是39.79万，大家看这几个数字比前几个数字都要高。1998年研究生招生统计是19.38万，现在2006年的统计是110.47万，那么增加的速度比本科生还要高，所以我用了研究生飞速增长。特别是博士生从1.5万增加了5.6万。硕士生从5.79万增长到32.45万。小学的学生在减少、初中的学生略有增加、高中的学生是大幅度增长，而本科生是跨越式增长、研究生是飞速增长。这个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还有我们的教职工，1998年是103万，而现在是多少呢？是187万。1998年是11.6比1，现在是17.93比1，就是说我们教师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专任教师在整个的教师里面占的比例不高，但是现在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师生比是11.6比1，现在是17.93比1，就是说明我们这个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还有8年来我们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我也用数字说明，2949亿，这个是1998年的数字。2006年是8419亿，那么这里面增长不到3倍，但是我们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这个增长幅度要比教育经费增长幅度的大，那么就造成了什么问题呢？我们高等教育生均预算率的经费年年减少。我们1998年是8529元，而2006年的统计多少？5375元。就是我们国家投给每一个大学生的消费在减少。那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几个数字，就是说，刚才讲的小学生的生均预算费，1998年一个人平均是387元，2006年是1327元。

　　说明什么？就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增加了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那么这里面小学生生均预算率的教育支出包括了教育、各个方面的费用，那么小学生是有大幅度的增长。初中是685元钱，2006年1498元钱，这个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就是小学生和初中的生均经费都有了比较大的增长。而高中变化不是很大，1998年生均是1300多元钱，2006年生均经费是1359元钱，高中阶段是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跟高等教育一样，特别是高等教育我们是成本分担的政策，但是国家由于扩招生均的教育经费年年下降，高中的增长也不大。那么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对义务教育的投入确实是在增长，国家承担了农村和整个义务教育里面大部分的经费，而高等教育就是家长、社会承担了更多的费用。特别是我们国家财政性的这种经费，财政性教育经费1998年是2032亿，2006年是5161亿，那么这个教育经费增长的幅度，也就不过是1倍半。这和我们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变化，确实是不适应的。

　　所以尽管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连年都有了增长，但是我们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率并没有明显的增长，甚至有了下降。所以我对这个教育经费，我的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们国家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还必须要进一步加大。

　　主持人(陈中原)：说到财政问题，王蓉教授是按摁不住激动的心情。第一个她看到周主任讲的喜气洋洋。我想王老师看到的更多的是面临的挑战。

　　王蓉：我先做一个纠正，刚才你说大家看我喜气洋洋，就跟中央财政联系起来，这个是错误的印象。因为我们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是财政部和教育部、北京大学共同建立的，我们是承担了两个部委的研究任务，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了解的信息更多一些，但是我们确实只是北大的一个研究团队，我们只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国家整个来说教育投入还是不足的，除了今年十七大的召开，还有8月31号胡总书记在接见教师的时候，有一个谈话，就是谈到教育投入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么从我自己的研究来看，中央财政再进一步加大对于我们教育的投入，也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

　　还有过去的一年当中，现实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会很快的采取一些相应的财政投入措施，比如说2005年的12月份，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当时制定的预算是增加2182亿。而且当时是中央财政免费教科书的项目只覆盖部分的农村学生，还有贫困学生这个住宿生的生活补助，是由地方财政来提供的。那么今年就做了调整，一个是教科书覆盖面不够广，还有基层财政覆盖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地方政府覆盖贫困学生的住宿问题有一些不到位，现在就是农村义务教育覆盖到了所有的农村学生，中央财政也负担了很多的贫困生的补助资金。

　　还有后义务教育的一些问题，我个人认为我们高等教育的投入，实际上从财政角度来说，很主导性的行动是211、985工程，我们在北大都是受益者。但是整个财政是倾向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精英化的趋向是比较重的。而在高等教育、中职方面体系的建设力度是不够的，特别是农村来的家庭出现了一些负担困难的问题。如何建立健全我们后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学生助学体系的建设，今年两会就颁布了这样的政策，今年秋季就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趋向，未来我们可以进一步期待对后义务教育阶段上学贵、上学难的问题，财政会进一步加大力度。

　　其实刚才周老师谈到所谓的4%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来要在2000年底把我们财政性的教育投入提高到GDP的4%，至今为止我们国家还低于这样的指标，我们财政所也是承担了这样的研究任务。

　　主持人(陈中原)：我没有记错，一两年前我们老部长、国务委员陈至立提出到2010年争取达到5%。

　　周满生：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纲要的时候，第一次提出要在本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当时我们都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论证，现在回顾起来，因为从1993年到现在已经将近15年了，基本是在3%浮动徘徊，最高的是2002年，当时是3.31%。特别是前年，因为我们国家对这方面有了新的计算标准，所以现在我们2005年的标准是2.82%，2004年是2.79%，按照这个标准来说，离达到4%的目标还有比较大的变化。2006年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国家加大了对财政专项补助的力度。那么包括计划外和计划内的，估计如果今年算下来，肯定比起去年来说，应该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但是具体的数字我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王蓉：4%是我们重点研究的课题，现在还没有结题。实际上我们的研究目前基本上完成了一部分的研究，我这里也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前期一直是研究我国为什么没有达到4%。很有意思的是，虽然我们4%讨论，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因为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敏感性，但是从我们学术界来说，对于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有落实4%这个问题，还有我们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的市政研究，这个是特别缺乏的。在座的有很多从事公共财政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大家可以这些方面的研究是非常缺乏的，为什么达不到4%，这个是政府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那么我们也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工作，就是如果有这个钱的话，怎么花？我个人对非常大的幅度教育财政增加是非常乐观的，但是怎么花这个钱并不知道。

　　比如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性机制，各级财政要拿2600多亿，那么拿了这些钱还是很不够的，我们在座老师都有孩子上中小学，还有就是我们农村的学生，离办好农村教育的目标还很远，那么现在就是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但是怎么均衡？义务教育当中最重要的投入是多少？就是教师。我们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后，就是要实现义务教育质量的均衡化，不是让孩子上了学就完了，而是让孩子接收到义务教育的质量，不应该我们因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孩子都是公民，不因为他是在甘肃的农村里还是在大上海，他受的教育质量有所差别。所以我们有两个大的制度建设：一个是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全免费义务教育。流动人口的子女也涵盖在内，还有在全国全面实施全面义务教育综合化改革，这个涉及到义务教育的教师的收入制度、招生制度、和问责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这个全免费是一个小事情，不是太难，但是你谈到怎么完善我们教师的配置，这个涉及到我们很基础的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仅仅有钱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广泛的在搜集全国各省在推进义务教育境况方面做了哪些。比如说借鉴国际上的经验，所以下一步就是设计怎么投钱这个事情更加有挑战性。

　　还有高等教育，生均事业性的拨款是下降的，今年6月份，我们开了一个后义务教育财政问题的高层研讨会，它想回答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后义务教育阶段政府要做的是什么？现在发达国家也在问同样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些理念要理清。还有普通高等教育也要加大投入，大家发展这个普通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在哪里？现在要改善质量什么的，但是我个人教育，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没有正确的质量观，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投钱可能是最糟糕的。

　　周满生：一方面我们要强调政府加大投入，目前是投入不足的状况，无论从国际比较还是出于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同等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来看，我们投入还都是相对比较低的。如果要根据世行的统计，在人均GDP差不多2000美元的时候，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4%。所以从这个国际数字比较，我们相对比较低。所以政府要加大投入，这个是不容置疑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应该多渠道的筹措教育经费。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说近30年来，就是原来教育投入占国家财政是最主要的渠道，我还是拿1998年来说，1998年预算外的教育经费占教育总投入的比例，当时是31.1%，这个包括补习班、学生出国留学等等，这个是占公共教育的投入来算。非政府投入的钱占全国教育总经费的比例里面，多渠道的投入来源，比例一直在变化。我们国家现在特别强调在义务阶段政府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是毕竟高等教育里面投入不足，而且这个还是多渠道的来源来弥补。而且我觉得这里面还是要强调市场的作用，就是怎么能够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就是能够使得民营经济更多的参与到教育中来，这里面就涉及到一系列相应的政策。

　　那么还有学生的教育均衡化的发展问题，那么均衡发展里面，现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东西部不仅是经济发展有差距，特别是教育现代化水平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还在进一步拉大。尽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通过对西部种种的专项拨款，当然这里面包括了很多，包括贫困地区的危房补助，包括两免一步的工程，还有现代远程化西部的工程，特别是西部攻坚计划，中央财政这块确实投入力度大大的加强了，从政府过去实行新的教育财政政策以后，中央过去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承担教育经费，现在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来承担，而且以地方政府管理，省政府和县政府更多的承担起统筹的作用。

　　但是由于东西部发展的差异，所以现在东西部现在在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是进一步的拉大。我前天刚刚到了一个西部地区，那个地方叫甘肃的黄羊川，那个地方有很多做的有特色的地方，但是你到里面可以看到中小学里面的校舍，和珠三江、长三角的学校差距就太大了。他们乡财政基本上没有钱。三个月之前，我去参加了江苏省一个现代化水平评估，他们做的非常的出色，他们搞了16项评估的指标，就是把投入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在江苏省这些中小学生均投入，它的力度要比甘肃、西北或者是贵州、宁夏这些地方，生均的投入不知要大多少，这个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因为这个投入不足，教师的工资待遇、学校的基本设施，特别是现代化的网络建设等等这一系列差距就特别的明显，特别体育馆、图书馆，这些方面差距也非常的明显。这些方面确实还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即使中央采取了很多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还是不容忽视的。

　　主持人(陈中原)：从周主任的谈话当中，我有两个信息，一个就是去年吉林一个高校欠债的问题，就是说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拨款不断的下降，这个是打开若干个高等教育欠债的一个钥匙。还有一个信息，小学生的数量在减少，但是我们教育发展首先解决的是人口问题，把人口的数量变成质量，那我们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现在已经在改变了，原来是独生子女，现在的独生子女可以生两胎，那么我们将来的教育人口是不是增加？我们单位就发生这个事情了，就是生了一个以后，我还想要第二个。

　　周满生：国家基本的独生子女政策没有大的变动，只是有一点新的变化，就是在独生子女政策上做了一个规定，像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这样的话在生育上有一些变化，隔4年以后可以生第二个。农村如果是一个女孩子的家庭，两年以后可以生孩子。我们对人口结构做了一个测算，到2050年，这个是18岁到23岁人口入学的高峰期，去年我们看到报考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数超过了1000万。这个人口大概还差不多，因为高中人数还在发展，可能要持续到2010年以后。随着刚才讲小学人口高峰的低谷逐渐到来，我们报考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会相应的下降，那么到时候，因为同龄人口数量减少了，如果我们还是保持现在的比例的话，那么到时候毛入学率会相应大幅度的增长。到2020年以后，第二个人口高峰会到来，就是现在确实新的人口出生率的高峰，但是比起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婴儿潮高峰的时候，这个会比较少，我们预测2020年会到15亿。那么2003年的时候，新的一轮的人口入学高峰、02、03年会到来。那么过了2050年以后，我们的人口就会下降的比较快，我说的不一定准，但是我们做过这样的测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等学校欠债，今年周济部长特别讲到，高等学校现在有2500亿元的银行贷款，2500亿元的欠债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如何解决2500亿元财政贷款的问题，这个确实是今年的一个讨论热点，这个涉及到我们财政方面的政策、涉及到我们高等教育扩招它的一系列背后的因素。特别是这2500亿元用什么方式来还，当时周济部长曾经讲：第一个是国家加大投入。第二个是把短期贷款变成长期贷款。第三个就是是不是考虑用土地置换的方式来解决高校贷款的问题。后来国土曾经表态，说不能用土地置换的方式来解决学校的欠帐问题，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土地是国有资产，另外土地买卖要经过一系列的法律程序，特别要经过当地政府的批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对土地置换问题解决财政赤字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那么究竟现在如何来解决2500亿财政的贷款问题，我想听听王教授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王蓉：刚才周老师谈的高校债务，我还想谈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周老师谈到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也是有一点感受。最近还有学生体系的研究我们做了一些实地的调研，我以前没有想到独生子女政策在一些地方落实的不是那么好，发现特别大量的贫困学生都来自于多子女家庭，而且多的让我觉得是以前没有想到的情况。

　　现在我们特别强调教育公平，他从一个方面来讲，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独生子女对于不同的社会人群在不同地区，它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对少数民族，这个跟汉族有差异。还有农村和城市政策落实也有差异。因此我们未来会看到来自于城市家庭的学生、来自比较受到比较好的教育的家庭、汉族家庭的学生这个比例会相对的下降，那么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会多一些，所以我们要采取措施管理这个问题。

　　那么高校债务引起了媒体广泛的关注，所以大家也都知道了。不仅是高校，我们实际上发现了义务教育的中小学，中职学校他们也有债务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制度化的管理措施。像吉林大学这个事件大家比较关注，我们最近财政所的一群研究者，到了重庆、浙江、江苏这些城市，发现了中职学校也有欠债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进一步去做的。 另外回到高校债务上面，我知道咱们一些省份，已经率先去化解高校债务了，浙江去年已经采取了措施。像中央的央属高校，现在两个部委已经有了初步性的方案了，现在是技术性方案的问题。

　　主持人(陈中原)：刚才周老师提到教育经费多元化、多渠道的事情，让我想起来了新东方在美国的上市，拿俞敏洪的话来说就是拿美国人的钱办中国人的教育。现在有一些高校已经把教育产业上市列入他们的目录，深圳和上海没有我们教育机构来上市，中国的股市发展可以用于公共事业，像公路、铁路什么的都上市了，那么我们教育可不可以利用我们国内的股市发展教育？

　　周满生：目前我们政府不可能为所有的学校提供财政保障，特别是高等学校，因为这么充足的财力来出资办所有的学校和高等院校，那么我们就要采取多种形式来吸引民间资本，加大民营资本加入教育，特别是非义务教育的力度。但是教育还有一个社会公益性、有一个教育基本属性的限定，所以在这方面怎么能够采取更积极的政策，采取措施的措施来保障民营资本来进入教育这个领域，我们《民办教育教育法》里面提到了要给民营资本进入教育有合理的回报，但是这个有一系列的政策问题，但是现在还没有能够解决。

　　因为教育这块，确实从义务教育阶段，不应该赢利的。那么从高等教育领域里面，特别是产学结合，特别是高校后勤化，这些方面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市场运作机制。而且存在着一系列的因素，因为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不能提供充足资源的情况下，引入民营资本、引入市场机制，也有助于提高学校的竞争性、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益。从这点来讲，我们尽管是反对教育产业化、反对教育的过分商业化，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元化的措施，来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教育领域。而且能够使他们热心于办教育，并不都是完全是慈善性或者是公益性的，而是要给予他们适当的回报来鼓励办教育，这个是我们基本的认识。

　　刚才讲到欠债的问题，那么不光是高等教育存在着大量的欠债，中小学，由于我们前段时间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因为当年主要是地方政府来投资，所有地方政府、发达地区和中部地区，包括西部地区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建校舍，所以就存在着不同的欠债现象。解决的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江苏，因为江苏经济很发达，所以江苏政府通过3年的规划，就是通过3年来还清欠债，这个问题做的比较好。还有一点就是像浙江、江苏这些地方，他们民营资本非常的发达，特别是乡财政这方面有比较充足的财力，乡财政在办教育这些方面有很大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在财政教育体制改革里面，尽管提到是政府、特别是以县为主，但是在不同的区域，还是应该充分的调动乡财政对教育支持力度，从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主持人(陈中原)：刚才两位老师都讲到同一个问题，就是讲到教育的公平或者是教育均衡化发展。今年十七大报告里面也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么一个话题。刚才王蓉教授对实行均衡化的教育有一个自己的想法，请王蓉教授讲之前，我对这个提法有很悲观的态度，我们对全国将近1万所的中学调查，中学一种是高中市管、初中区管、小学街道管。还有一种办法是中学归区管、小学归街道管，高中市管，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形成了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优质学校。那么我们最后发现优质的普通中等教育的资源集中在三个地方：一个是集中在老城区；第二个集中在文化区，就是我们城市在规划发展过程当中，规划把这个地方发展成文化区。像北京的海淀就是这样的。但是有很多的城市优质资源大量集中在政府所在办公的区域，这个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

　　像北京市的老城区就是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那么崇文区他们没有办法跟海淀区、西城区这些比。所以现在城市发展了以后，教育资源首先是在老城区，然后再向新城区扩散，然后是郊区，这个是一个规律，而且现阶段也很难违背。

　　还有我们城市规划里面，根本没有考虑到教育资源怎么均衡的配置。我去呼和浩特调研，呼和浩特新城区的教育非常丰富，老城区非常的差。他们有三个老城区、一个新城区，还有几个钢铁城市也是这样的，大庆也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城市规划、城市发展把教育资源分配了，这个不是教育部门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没有很好的城市规划管理者，尤其是市政府，如果他们有很好的教育观念的话，我想这个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我对这个事情是这么看的，中国有十年才可能实现达到发达国家的状况。

　　王蓉：一个区域内、城市内的不均衡的问题。刚才陈老师已经讲到，有些问题确实不是教育部门独家可以解决的，但是你不得不去面对它，因为现在我们说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但是教育乱收费、择校费在哪里？这个是在城市地区，这个是隐含的价格机制在起作用。如果教育质量差距很大的话，质量好的学校肯定是供不应求。我自己经历过一个朋友，用提包提了8万块钱到我这里，他听说我是教学，就觉得跟附小有关系，就提着钱找我来了，让我非常的瞠目结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这个跟城市规划、整个的民生问题都有关系，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教育政策也做一些改进，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好的老师集中在精英学生，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老师的流动，可以加大对薄弱学校支持的力度，或者是在某些地方进行试点，就是把老师或者是这个校长，他定期的轮岗进一步的制度化，其实免杂费好办、建校舍也不难。但是碰到人的话，这个利益就会受影响，这个会很难，就是涉及到人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制度设计会非常的复杂。现在我们也到了这个历史的发展阶段了，很难攻克的问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我简单的回应一下周老师谈到的多元化的教育筹资机制，我们国家是政府的财政投入是主渠道，然后是通过学杂费、社会捐助、教育费附加等等来的经费。但是我们对后义务教育阶段做了一些分析和研究，那么对义务教育我们不说了，这个就是公共财政背起来。那么后义务教育就是三块：一个是政府财政投入、还有一个就是学杂费、第三块就是银行。其他的产学结合、社会捐助占的份额就比较少，而且也没有开展起来。

　　这里面还有制度上的障碍，就是在坚持教育教义的前提下，可以借助社会的民营资本引入，现在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对产权的保护等等这个方面，政策还没有很完善的话，自然而然的阻碍了发展，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加大力度解决这个问题。

　　周满生：教育均衡有东西部的不均衡、有城市间的不均衡，特别是学校发展的传统、校风，在我们历史过程当中形成了一批重点学校，那么现在叫做示范性的学校。择校特别的严重，刚才王蓉老师讲到学生家长为了子女能够受到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教育，不惜代价希望孩子能够择校。所以城市里面这个问题比较明显，现在我们讲教育均衡化发展，一方面来讲是来解决整个东西部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我倒是想举点例子，比如说韩国。他们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他们搞了一个教育平整化，当时他的教育发展也是不均衡，就是从小学、接着从初中、然后从高中，就是80年代末的时候搞教育平整化的政策，他们配置资源的时候，首先就是对海岛、农村的地区加大投入，还有校长的流动。日本也是这样，韩国和日本都是对年轻教师对比较艰苦的种种优惠政策，所以日本、韩国先后经过教育平整化的政策，现在它城市内所有的学校，它的教学基本设施和师资的条件没有很大的差异。

　　当然了负面的因素就是什么？就是韩国、日本学生进高考前都是恶补，就是请老师补课这种现象比较严重。因为这里面过分均衡了，那你就可能不利于发挥学校的特长，特别是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但是他就是保障每个学生公平的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所以他们的例子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现在我们在发达地区，特别在城市里面，实行教育的均衡，特别是小学、初中阶段。因为我们小学、初中基本上是采取电脑派位，或者是推荐入学，基本上不通过考试来录取学生。那么我觉得从市里面，小学初中的均衡发展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难的就是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的这种不均衡，特别是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不均衡，这个差距现在是太大了，这个比我们想象的时间长的多，才能克服这个不平衡的状况。当然现在有一个问题，还有大量的农村工子弟就学的问题，现在城市里面的学校提出了很多的挑战，因为现在政策规定，要以流入地为主，要保障每个孩子在公立学校的平等受教育的权力，这个给我们城市里面的教育受到了很多的挑战。

　　现在北京这几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现在就学学生是大幅度的减少了，但是大量的农民工的子弟没有学上，因为他们人口流动性比较强，而且受教育水准不像城市里的孩子受过学前三年的教育，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差异，包括是不是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还有随着父母的流动，怎么保障他们平等受教育的权力。还有城市里面的教育经费，是按人均收入等等，这个是按照这个计划支出的，流动人口变化特别大，那么这些问题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现在成了一个突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相当的明显，反而比前一个城市内部的问题更显著，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