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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绿色、环保话题在年会上有什么具体的动作?
刘东华:我们会有一个榜单和一个绿色公司的评价指数,因为大家知道这几年有关企业的比如说企业公民,企业的社会责任,像这样一些评价也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被企业界认可的,而且让企业家们觉得和企业的逻辑能够匹配得很好,又能够成为推动企业进步的压力和动力的,这样的一个权威的榜单现在应该说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也想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由光华管理学院,还有普华永道,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几家合作打造一个以环境,以绿色为主的,但是延伸到可持续发展,延伸到企业社会责任,这个半径稍微往外延伸一些的一个非常权威的榜单,而且企业家们不但在企业本身,而且在呼吁整个社会也能够在保护环境方面做出表率。
主持人:除了绿色、环保这个议题的创新和加重,今年的年会在内容上还有哪些新的亮点或者新的变化,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叫做2.0模式的提法?
牛文文:我先给社长补充一下,今年25位企业领袖的颁奖我们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除了我们获奖的25位企业领袖一起发起一个绿色倡议之外,我们在颁奖嘉宾的选择上也做了一些安排,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力量,或者一种经济两种力量,企业和企业家是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但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关键上,我们越来越看到需要社会各界比如说科学界、文化界乃至其他界的支持。所以今年得奖的人是企业领袖,但是颁奖的人我们希望是科学院的院士,我们希望是著名的作家,我们希望是著名的体育明星,我们希望是其他社会各界的名人。所以今年我们25位企业领袖的颁奖典礼会出现一个非常有期待的一个盛况,我们第一次会把一些科学家,有一些其他的社会名流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希望把商业和社会,和文化结合在一起,我们今年的颁奖盛会会有这么一个变化。
刘东华:前不久大连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由我们《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作为合作伙伴参与,但是从杂志社、俱乐部来说,我们是第一次这么深地进出论坛本身,我们也有很多震撼。所以这个2.0变化其实也是受夏季达沃斯启发。我们的企业家朋友——王建林,因为王建林也是夏季达沃斯的赞助商和形象代言人,他强烈的感觉到达沃斯的2.0模式,就是互动的模式,而他也强烈地建议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不要仅仅做一个布道场,当然布道场也很重要,但是到了今天,企业家们之间,政界和商界之间,商界和学界之间,这种平等的互动变得特别特别重要。
同时我也想,因为提到了达沃斯,我也想就达沃斯给中国的论坛,各种各样的论坛,尤其商界论坛带来的冲击。因为达沃斯和中国已经合作很多年了,但今年第一次是一个全球性的夏季达沃斯在中国落地,而且基本上是把冬季达沃斯的模式照搬过来,很多人都是受了很大的触动。用一句话说,可以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吧,因为达沃斯在中国的落地可能会带来商界的论坛活动方面的一种洗牌,没有价值的很多的平台慢慢的可能就尘埃落地了,可能就会慢慢退场,但是真正有价值的也是一种水落石出。因为从达沃斯回来后,我们杂志社内部开会,也是在领袖年会筹备期间,我也说到达沃斯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很大,但是同时给我们带来的喜悦也很大。为什么我们看到达沃斯的成功我们更加高兴?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这么多年来做事的逻辑和达沃斯是非常相象的,达沃斯在瑞士小镇的成功延伸到中国,延伸到全世界,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做事,做领袖年会的一种逻辑的未来。
主持人:现在新浪网友对刚才的话题反应很热烈,特别是环保话题,很多人认为绿色环保现在是一个趋势,但也有网友提出现在是一个繁荣时代,但是怎么样让更多人分享繁荣,这也引出一个关于慈善的话题,慈善管理话题也是本期年会的一个重点,今年是怎么样在这方面进行理性探讨的?有什么挑战?我们会重点关注什么?
牛文文:中国企业过去30年来在埋头创造财富,但是这个过程中也在跟社会分享财富,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希望成功的企业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慈善和公益事业上,这也是一个社会的大趋势。但是反过来想,做慈善这件事情对企业家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如何把好事做好,如何他做了很多好事,公众还能感受到那是一个好事,这是一个大的门槛和学问。你看美国成功的企业家在做社会和慈善基金这件事情,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在不断变化,早期他们只是在做图书馆、音乐会堂,在做一些学校捐助等,到现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模式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更宽泛的,更关注于整个人类的健康这么一种基金,而且过去的基金是捐出来钱就可以了,有人去管,现在比尔.盖茨夫妇用很大的精力自己投身到慈善事业中间来。所以我们今年专门设了一个慈善管理论坛,就是说企业家非常想投身到公益事业中间来,但是投身公益和做企业一样难,如何把公益做好是需要管理的艺术,并不单单是一种善心,公众感受到的企业家的慈善形象和他所做的努力有时候不匹配。比如说王建林,他跟我们讲到其实他每年捐款很多,他认为他应该是中国的慈善大王,但是公众是否感受到了?怎么才能把这个慈善做好?另外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企业用很大的规模去公关,说他做慈善。很多企业家开始设立慈善基金,这也是我们国家法律改变以后,最近慈善法也要出台,允许这些企业家用自己或者用自己选择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基金,一个私募或者公募的基金,但是一旦慈善进入到基金时代就必须有管理,否则就会有负面的东西。大家注意到有一些人很有想法,也掏出了钱,但是受资助的人感觉里面好像有问题,这就是一个学问。国内华人做慈善最高境界就是李嘉诚基金了,李嘉诚基金会是华人世界非常有名的基金会,他的管理是非常到位的,他是完全像做企业一样来做,李嘉诚自己也把基金会列为他一生中的三个企业和三个事业其中之一,看得这么高。现在,蒙牛牛根生的老牛基金,俞敏洪的教育基金,蒋希培的残疾人基金,还有很多人做了基金,但是我们希望今年把这些企业家请过来,以及一些国际的慈善基金管理人士,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把好事办好,如何把慈善管理好,如何把慈善当做一项事业让观众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个管理非常好的事业。这也是我们今年年会的一个新创意。
主持人:刚才提到现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拐点时期:市值时代,这样一个话题也是一个新的话题,年会上怎么探讨这个话题,对政府、企业有哪些大的挑战或者改变?
牛文文:今年我们特别设了一个很大的专场,叫市值时代,专门邀请去年到今年以来我们中国的高市值公司,让那些高市值公司、市值英雄一起来谈一谈如何管理市值,应用市值,如何处理好市值带来的挑战,是这么一个主题。这些人大家知道了,我们央企是全球市值英雄了,今天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前五位差不多都在中国,中石油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是第二名的两倍,今年我们请了比如中移动领导人、国航的领导人等,我们也另外邀请了民营企业的市值英雄,那些高市值的公司,比如刚刚上市的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现在是市值王,是整个亚太地区的市值王,它是互联网公司里边最后一个上市的,但是是给中国和全球的投资者带来最大期待的一个公司,包括马云,也邀请了我们物流业的一些高市值公司的领导人,邀请了地产行业的高市值公司的领导人,当然我们也请了对企业的高市值有清醒认知的专家学者,比如长江商学院的院长项兵,他提倡的是如何利用市值,如何管理市值。所以今年我们把市值英雄请在一起,来探讨一下企业界进化到市值时代以后如何管理市值。我相信这样的话题对投资界,对于我们大众都有很大的启发性,因为市值的确是连接公司和大众的桥梁。我们现在说让13亿人民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最好的方式除了我们作为公司员工去拿工资,我们作为消费者来分享之外,最最重要的是投资者、企业和公众如何连接得很好。所以这些市值英雄也是最多向公众分享自己商业成果的一些英雄,但是如何持久地平稳地来和大众分享,这是一个艺术。所以我们说美国的韦尔奇最大的贡献就是20年时间里面让GE的市值平缓地增长,这就是韦尔奇的神话,也是韦尔奇对于美国的贡献,我们也希望中国企业界出现这样的人,除了创造财富还能够管理财富,还能够分享财富。当然这更主要是政府的事情,但是企业、企业家也有责任管理自己跟观众的关系,可是今天中国公司的爆炸性增长必然会带来爆炸性的反弹或者调整,这样的调整会让那些把他们当做英雄的公众会产生巨大的挫败感和不信任感,所以这是一个危机,繁荣就是危机。这个时候企业领导人应该清醒地看到危机,清醒的管理这种繁荣,清醒地应付这种繁荣的挑战,免得到2008年的领袖年会大家都灰头灰脸的,高市值时代不可持久,我们的判断跟国家的判断是一样的,现在的确是有泡沫,但是如何平稳发展,对商业领袖是最大的考验,这个考验尽管主要矛盾不是领袖自己,主要矛盾是大众的期望和资本市场的管理,我认为政府和公众是主要矛盾。但是作为供应者,作为价值的供应者,企业和企业家,你必须意识到你已经被架到了火炉上在烤,你要意识不到这一点,明年一旦股市下跌那些高价买了你股票的人会对你产生非常大的怨言,真正好的企业家一定要向公众、向市场创造一个健康的情绪,一个稳定的预期。
我觉得以2007年为起点,中国会诞生伟大的企业领袖,那种企业领袖是能够为大众、为股东创造价值,同时能够让公众产生平滑的预期,能够在20年的时间里面稳定地分享,而不会暴起暴落,因为公众没有这种风险担当能力,他能够分享欣喜,但他分担不了痛苦和恐惧,一旦到下跌周期的时候公众是最恐惧的,而且是最痛苦的,我们如何把这种恐惧和痛苦在繁荣时期就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