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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粟陈婷与曹章武聊中国EMBA五周年实录(3)
曹章武：之前采访的商学院，像厦门大学等等，他们把自己的触角已经触摸到全国各地了。请问汪院长，您在接下来新一轮的生源结构或者品牌推广，有哪些战略？
汪海粟：首先中南财大经过五年的发展，它的吸引力是在媒体和企业共同努力下，不断的得到了提升。我们的学员主要来自几个地区，第一，来自于北方。我们在山东、上海、杭州、广州有许多的生源，他们选择了我们。他们选择我们很重要的原因，第一，我们财经加法律的课程师资；第二，我觉得五年下来，其实已经形成了口碑。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对我们目前教学的方式和师资的队伍，以及游学，尤其是不同地区的游学，包括国家会计学院的专业学习，也越来越认可。正因为有这样的战略互动，不断的口碑相传，我想我们的生源，从目前来看，已经是全国化了，同时也有一些境外和国外的学员，开始选择我们的项目。当然，不得不看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来是一个综合的院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仍然是财经政法类的院校，我们和国内其他29所从事EMBA教育院校来看，彼此都有各自的特色。在发展过程中，作为同行，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我经常和同事讲，MBA教育和EMBA教育是长期的，所以我们必须去善待学生，去善待老师。尤其是在项目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必须去善待自己的同行。
今天在采访的过程中，也觉得我们必须去善待媒体。因为只有通过他们推进我们、了解我们、宣传我们，我们的项目才能为更多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所认知。我个人认为，五年EMBA的发展，它对国家的贡献、对社会的贡献、对数以千计在校和毕业的EMBA学员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但是客观的讲，社会对EMBA在五年发展过程当中，所形成的这些成就还缺乏认知。比如说我们学校EMBA当中，就有非常优秀的学员，他们做了一些令人感动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位学员，他是在保险行业工作。他每完成一门课的时候，都会写一篇非常有心得的文章，18节课下来写了18篇文章，然后出版了非常有影响力的专著。再比如在教育过程中，我们在提升自己的时候，还要造福社会。所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EMBA的学员，支持了两所希望小学。当这两所希望小学面世的时候，媒体都有过报道。其实我觉得EMBA学员，在实践企业转型的过程中，在实现个人财富增值的过程中，也希望与社会分享他们的财富。所以我觉得要更多的了解这些不断成长中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了解他们的艰辛，了解他们的共性，了解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我觉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是强调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影响社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让社会了解自己，并且去提升自己的价值，去创造有竞争能力的生源。
曹章武：其实国家在确定EMBA这个项目的时候，就非常强调国际化，也是要求海外教师达到50%，刚才您讲了，具有企业实践操作经验要达到80%。这么多年过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EMBA在国际化的进程中都有哪些措施？
汪海粟：当时制定这个规定，有其必要性。首先，EMBA项目作为一个高管人员的教育项目，它需要有一定的门槛、限制和要求。这些门槛、限制和要求，其实是保证教学质量的条件。当年教育部学位办和MBA教指委，对师资国外比例的限制，我觉得是有道理的。通过五年的实践，这一制度执行下来，有利有弊。我认为利大于弊。从利的角度讲，我们引进国外EMBA的授课老师，他们熟悉EMBA的教学模式，了解EMBA的控制流程。他们与学生之间灵活的、有效的互动，使我们能够理解什么叫做EMBA的教育。所以我觉得这种互动的模式、先进的理念，在这样的模式下，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然它也有弊。我们邀请来的老师，比较熟悉国外的情况，不太熟悉国内的情况。所以他讲的案例，大量的都是国外的案例，离我们比较遥远。当然现在这些老师也在不断的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越来越多的境外和国外的老师，也开始使用中国的案例。它是一个渐进和改革的过程，有一些学员对境外老师的案例教学，在认为它的形式非常灵活的同时，也认为它的内容离中国比较远。在实际操作的层面，集中授课的时候，外国的老师是用英语教学，那就需要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就有时间的耗损和效率的下降。大家都对引进外国老师的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总的来讲还是肯定的，但是还需要完善。
刚才主持人讲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有没有自己的心得或者举措。首先，我觉得一个商学院，必须开门办学，必须要让国内的同行了解自己，让国外的同行了解自己。所以，在过去五年当中，我们坚持“走出去”的战略。比如说和美国的西北大学、新西兰的大学等等都建立了关系。比如去年美国的大学有15名学生，到我们学校来，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游学。在我们EMBA学生的支持下，大家共同完成了《关于中国汽车工业案例》的撰写。这一批美国学生回到学校以后，向学校汇报了他们游学的过程。商学院院长给我来了一份非常充满激情的感谢信，他们认为这一次的中国游学是过去几十年合作项目当中最成功的一次。
通过这样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中国老师和外国老师的互动，使得原来没有读过EMBA学生的视野得到了扩张。最近这一年，根据学生的要求，我们开始组织EMBA的学生到海外游学。前后已经有三批学生到美国知名的院校进行了所谓的海外游学，分别接受了西北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等一些优秀商学院教授的指导。也就是我们把移动课堂，从国内搬到了国外。同时，越来越多的EMBA学员在海外游学的时候，参观了非常杰出的企业。通过与美国教授的互动、与美国同行的互动，使我们的学员打开了一扇窗户，看到了自己与国际一流企业的差距。这种国际化的推进，国外和国内学校的战略互动，对EMBA项目健康的成长，事关重大。
曹章武：也就是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EMBA，不仅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方式办学，而且还要“走出去”。请问一下陈总，《环球企业家》杂志社是以“推进中国商业国际化为使命”，是目前非常高端的商业财经杂志，还有一年一度举办的论坛，也是为了促进国内和国外企业家之间的交流合作。您认为中国企业家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需要哪些国际化管理专业的知识？
陈婷：我觉得游学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我记得去年长江商学院的项兵老师，他既是优秀的学者，同时也是非常出色的营销专家。他在推广商学院的理念上，我认为他在国内做的是非常不错的。去年他组织中国的企业家跟李嘉诚在香港有一次对话，在去年很多商业事件里，这件事应该是被大家记着的。因为李嘉诚在商业界那么多年，他的精神财富是非常多的。到今天，大部分中国企业家当他们完成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当他们的企业需要上台阶的时候，当然现在国内接受教育的途径很多，其实有相当多的企业家渴望到国际上去，以游学的方式。我觉得汪院长，你们学院这种游学的方式，真的应该好好推广一下。据我了解，中国企业家现在学习的欲望和能力跟学习的进度，应该也是空前绝后的。我们知道，去年长江商学院组织过CEO班，它的门槛是非常高的。我觉得商学院的教育，其实汪院长前面也讲到，门槛意识还是非常重要的。人说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其实一流的商学院也是应该制定标准的。你标准制定的高，大家觉得虽然交的钱比较多，但是收获是巨大的。
我觉得中国企业“走出去”，这一课是中国企业家迟早要经历的，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成为先驱，有一些人成为先烈的。我们杂志报道这方面的故事非常多，看下来，我觉得不管他们是先驱还是先烈，尤其是那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家，不管是作为媒体还是商学院教育机构，都应该推动他们成长。因为不走出去，他们是不知道国外是怎么样的，如果不交这些失败的学费，他们也不知道后面是怎么成功的。应该说我们处在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有好的想法，坚定的信念，这个时代就会给你提供平台去施展，给你提供教育机会去接受教育。
曹章武：刚才说到游学，我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跟长江商学院一直合作非常紧密。刚才讲到游学，其实项兵院长，除了在给EMBA学员教课的时候有一些创新，他在商学院内部管理的时候，也非常好的贯彻了他的理念。刚才陈总讲，长江商学院有非常好的超级CEO班，把他们带到美国、欧洲，去跟国外同行的企业家，也是超级的CEO沟通交流。后来长江商学院又有新的创新，比如把专门针对跟印度有关系的企业家开辟了课程，后来还有韩国和台湾、新加坡、日本等等。其实我觉得它也是在教学管理方面的一种创新，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知道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最近通过了AACSB机构认证，汪院长您怎么看待中国商学院参与国际化的认证，认证对中国商学院的发展有什么积极的推动作用？
汪海粟：商学院认证是国际潮流，越来越多的美国、欧洲、亚洲的学校，都在申请这种商学院认证。这种认证是一种专业认证，是一种权威认证，是一种专家认证，是一种第三方认证。因此，这种认证对于提高MBA的教学质量，完善MBA的流程控制，强化MBA的战略规划，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一些学校，包括清华和浙江大学去申请并且通过这些认证，表明了中国的MBA教育正在不断的进步。他们在得到学生的认可，得到国内同行认可的同时，也得到了国际一流商学院同行的认可。我觉得这是可喜的一件事。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美国的认证标准、欧洲的认证标准，它们往往诞生于特别的环境。这样一些标准，有它的个性，也有它的共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一些标准和认证，未必能够适应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商学院。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商学院在申请和接受有关认证的同时，应该去思考联系中国国情，反映中国MBA学院要求和商学院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商学院认证体系。我觉得未来很有可能，会有美国体系、亚太体系，或者是中国体系。因为从总量上来看，中国的商学院是发展最快的，中国的MBA和EMBA学生，就规模而言是成长最快的。与此同时，中国的商学院所面对的问题，也是全世界最复杂、最多元的。所以，简单的去接受他们的认证，可能会有一些障碍。因此，制定中国标准或者制定亚洲标准，我觉得是中国商学院一个共同的责任。如果有一天，外国的学校在中国推广他们的项目，或者有一天外国的学校也要接受中国的商学院认证，这样不仅仅完善了自己，也影响了他们。我觉得这是中国所有商学院，是应该或者可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曹章武：中国的商学院发展的历史不长，所以很难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商学院的价值体系，包括标准。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建立中国乃至亚洲的商学院标准，还是需要一段时间。但通过了国际商学院的认证，是不是就成为了国际一流的商学院呢？
汪海粟：不一定，据我了解，美国的商学院1000多所，但是通过认证的只有100多所。申请认证是商学院的自主权，它可以申请也可以不申请。通过认证的学校，可以是优秀的学校，但未必是最优秀的学校。因此，认证只是说明这所学校它的软硬件和体制达到了一个标准，至于能不能够维持这个标准，能不能形成所谓的特色，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显然不能简单的把通过认证和国际一流相提并论。更何况，商学院是需要有个性的，是需要有大师的，有个性或者有大师的商学院，可能没通过认证，但你不能认为它不是一流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辩证的来看。
曹章武：陈总您怎么来看？
陈婷：我作为学员之一，也觉得清华通过认证是感到非常光荣的。对认证本身的认识、推广和了解都非常重要。我特别赞成汪院长的观点，中国的国情是什么样的，中国的商学院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证，亚洲国家和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不能简单的模仿国外，或者简单的引入国外。就像我们报道的很多跨国公司，它是世界500强企业，但是到中国并不一定能发展的很好。所以并不是说你取得了最高的认证，就是最好的，往往是最适应的，才是最能长久的。
汪海粟：引入认证，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某种关联。我自己认为，对国外的东西我觉得需要考虑三点：第一，能不能；第二，值不值；第三，行不行。对于认证，我觉得应该做另外一种判断，拿过来的东西或者通过了认证，它能不能本土化，能不能中国化，能不能通过这种认证，保证我们产品的特色和竞争的能力能够持久，我觉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