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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立范黄丽陆曹章武做客聊中国EMBA五周年实录(3)
曹章武：确实在这五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商学院自身的管理也存在很多劣势，刚才您讲的，一个是体制，由于受很多体制方面的限制，我们在引进人才，设置一些项目的时候受到一些限制。刚才您讲到，当初国务院批准这个项目的时候，说50%的师资要来自于境外，那我们怎么更快的学习海外的先进经验。但是矛盾出来了，引进海外的师资资金非常贵，相对于国内薪金就低很多。但是同样教EMBA班，大家的收入差距是很大的，那么就给管理层提出了问题，吴院长，您在管理过程中是怎么平衡这个矛盾的？
吴立范：我因为长期在国外，本身是学财务管理的。1994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去了香港，我和岭南的交往有很长的时间了。1995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的时候，开始到岭南学院访问，给他们的研究生上课，以后有了MBA、EMBA项目，我又参与教学。当时来岭南学院的时候，可以说配的相当高，同样的时间教同样一门课的酬金，要大大高于他们本校的老师。我想这个现象不是岭南学院的现象，这是一个全国的现象，也是中国特色。
我为什么最后下决心到岭南学院，我正式上任才两个月的时间。我到岭南学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岭南的文化。岭南几代人传承下来的岭南奉献的精神，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存在着外请教员和内部教员的差距，好在我们有这样一个机制，也就是最近岭南学院的董事会设立了一个叫做“岭南学院董事会讲座教授基金”，这一部分资金来源，全是由岭南学院的老校友、董事会的这些会长、副会长们，他们个人捐款，设立的这么一个基金。这样一来，这笔资金就和本院自己创收的资金没有冲突。我们想利用董事会设立的讲座教授的基金，以这个形式，我们现在提出能够以30万到50万的年薪的标准，当然不是很高，但是我想目前的情况下，能够吸引一些愿意到岭南学院来讲学的人，包括国内以及国外的教授来参与这个教学。
黄丽陆：有许多大公司可以捐赠，设立相关的教授的岗位。
曹章武：像光华就成立一个光华基金，也是它的校友和很多企业捐赠的。刚才我谈了师资，在整个EMBA教学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案例教学。国内商学院一般是采用国外的案例，它很规范完善，可以把管理理论很好的融入到案例里面去，但是弊端就是案例比较老旧，或者说是由国外的教授撰写的，我们国内的教授并没有参与，只是说很完整的把案例讲出来了，其实说与真正的案例教学还是有差距的。因为国外的教授都是在企业研究好多年，亲自跟着企业的管理，有很多的调研和沟通，但是相对于国内的教授讲国外案例的时候，就没办法讲的很深入。您觉得这种案例教学的差异，如何解决呢？
吴立范：您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用国内的教授去讲国外的案例，很难理解它当时案例的文化和背景。如果你对这个历史文化不了解，对公司不了解，你就很难体会这个案例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也感觉到，我们国内的老师去讲国外的案例，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我想一方面，那些典型的，尤其像哈佛典型的案例，经典的案例不受一段时间的限制，即使这个案例可能是在70年代、80年代教授写出来的，但是由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的思路，这种方法一直到今天，很可能都有用。所以我觉得对于国内案例教学来说，我们需要教给学生的是要教这些典型的案例。
曹章武：但是我们也送很多教授到国外去学他们的教学方法，我们可能学会了他们教学的模式，但是可能还是教不出来案例真正的内涵。
吴立范：这就是要理解它的背景、文化、传统，包括它的价值观，你才能够真正理解这个案例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一方面。我们不可能把国外的很多案例全部掌握，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作为国内，我们在引进国外的案例上，要适当、有选择，选择那些真正有代表性的。即使第一年我的体会是这样，但是让我再教一次的话，就会更进一步。
其次，就是选择本身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事件和案例。在我看来，刚才您提到的问题，国内和国外商学院的差距，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如果说中国的商学院走向成熟，如果有人问什么是走向成熟的标志？在我看来，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以我们本身的、大家能够欢迎的、真正解决问题的案例。
曹章武：现在国内有很多商学院也在建立自己的案例库，包括光华、中欧、复旦的教授都走入企业，担任他们的独立董事或者顾问，也在写案例。请问一下吴院长，中山岭南学院是不是也在建立自己的案例库？
吴立范：实际上最开始黄社长提到，我们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有广东这样一个资源优势。我们现在也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特别是最近十年，广东的经济发展在全国是独树一帜的。广东的经济发展和广东的企业，特别是广东的民营企业、出口企业，他们的发展是离不开的。在这个意义上，岭南学院处于这样的地理环境，又有这样好的学生，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源优势。我们也在筹备这方面的工作，准备组织老师挖掘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来把案例做出来。
曹章武：其实五年前EMBA这个名词对很多人都是陌生的，而且黄社长又是先行一步，请问黄社长，您当时处于什么样的需求来选择去中欧读EMBA项目，读完以后，您觉得对您的工作、生活和思维方式有什么变化？
黄丽陆：参与EMBA学习，从个人而言，可能跟我的角色转变有关，因为我原来从事新闻工作很长时间，到2002年之前我都是做内容的，像做报道、评论等等。从2002年以后，在《中国企业家》管理经营方面的业务，媒体也是企业化生存的状态，虽然有它的特殊性，比如它还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其实它的生存状态就是一个企业。我们虽然是经济日报集团的，但我们不是国家财政支持的，是在市场上生存的，所以从管理者的角度，我们需要做一些系统的学习。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在中欧学完两年，感觉收获还是非常大，学到了许多方法。方法我觉得还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理念，商学院带给高层管理者的应该是一个理念。这个理念是说一个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思维方式来管理机构，你的使命感又是什么？你的公司价值在哪里？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战略，来实现你的既定目标，在发展过程中，怎么样保持平衡，怎么样规避风险。更有价值的，长远而言，可能是一些理念。方法的东西，实际上“外卖”的可能就可以更替。就管理学的结构而言，有些基本学科还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过去学文的而言，财务管理是特别重要的。当然还有像市场营销，从媒体而言，其实中国媒体本身是很好的，大家觉得自己都是有品牌的。实际上在营销界跟企业比，是差得太远，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有收获的。
当然还有一些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也是我们媒体机构非常缺乏的。在这些大的方面，这两年的学习，对我个人整体的综合素质的提升，包括管理能力的提升，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刚才吴院长已经提到了，EMBA还有一个特点，除了是教学的过程之外，更重要的是同学之间的相互学习。大家来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职位，可能年龄差距也比较大，两代人在一起学习，不仅是工作方面的，生活方面都有，包括人生方面。这个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大学毕业之后，再有一次学习机会是非常重要的，对个人未来的发展，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变。
曹章武：刚才吴院长说长江、中欧是独立的体制，但是国内大部分的商学院都是双轨体制下面的。其实《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也有体制的问题，您觉得商学院体制如何寻找到更好的捷径，去寻求自身的发展？媒体这一块，比如说《中国企业家》怎么样和《经济日报》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
黄丽陆：管理学的教育，在整个中国教育体制中应该是创新最快的。这20多年来，整个教育的发展非常快，高等教育发展非常快，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也比较快，但是最快的应该是管理学院。从知名大学可以看得出来，商学院的地位都是最重要的，它能给学校带来比较多的收入。除了一些理工科的，比如IT的一些院校之外，他们可能实际给学校的贡献不大于商学院，商学院给学校提供的资金支持是比较多。像岭南、管院，我觉得基本上也是这个状态。这就是说，商学院本身它学科的特点，整个中国社会的中心大家是在做经济、在做创业，是在创造财富，管理学院恰恰是在为这个人群在提供服务，不管是本科教育到MBA到EMBA教育，所有都是围绕这个。它直接的价值创造，从教学角度看也是最大的。应该说在一个学校里赢得了这样一个优势，赢得一个相对主动的地位之后，他们创新的空间其实还是非常大。当然反过来说，整个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有非常大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可能下一步管理学院和商学院的这种教育方向，越来越市场化。包括像体制内的。我觉得岭南还不完全是体制内，跟管院比更有资金优势，整个硬件，包括师资，老师待遇方面提供的支持都是非常大的。这种改革我觉得可能是根据每个学校的特色，每个学校自身的特点往前走，可能这个速度还要加快。
EMBA教育这个界面，我觉得基本上都在各显神通。刚才吴院长提到了，首先是解决师资问题，解决师资问题就要有先进的体制。如果没有先进的体制是很难改变的，至少在目前的阶段，很难说我们本土的力量，在一两年之内就能满足目前的师资需求。我想还是要结合每个学校的特点，在EMBA教育方面，我个人感觉体制内可能会有一点限制，但是最大的限制是收回来的钱，没有完全用于EMBA的发展。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本身这个项目是商业化的运作，它的收益部分肯定是按照学院的战略目标来使用。所以我觉得EMBA这个界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约束。当然整个商学院的教育，可能是不同层级的，MBA可能现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差一点的还是本科，包括研究生、硕士、博士，这块教育部这两年给学校的自主权更大了，也在向着市场化的方向走。总体对商学院而言，在教育体制方面是受益者，而且下一步也是持续改革的领先者。
曹章武：由于中国出现了商学院的自主招生，包括收费的这些情况，已经是推动了中国整个教育行业，包括教育方向的改革。我相信以后大学自主的权力会越来越大，会给更多宽松的环境让学生往个性化发展，我觉得这也是商学院发展这几十年以来，对中国教学发展很重大的贡献。EMBA也是一样，虽然说在中国才五年的时间，这五年商学院除了培养中国本土的企业家以外，它也把国外很多商学院管理的经验、教学的经验引入到中国。我觉得成就还是蛮大的，包括现在已经有很多学校，开始向国际认证标准走。比如说清华，包括中欧本身在国内已经很强了，还有浙江大学已经获得相应的认证。其实我倒觉得认证是不是一定要努力去做，倒不一定，关键是国内有很多大学在严格的要求自己，其硬件、软件、师资、案例都在向国际化标准看齐。换句话说，中国商学院也在不断的缩短和国外商学院的差距。请问吴院长，您怎么看待国际化？第二，怎么让国际化更多的本土化？
吴立范：从认证的角度来看，首先清华大学得到美国最高级的商学院的认证—AASCSB。我觉得本身它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中国的MBA和EMBA以及中国的商学院，已经跨入到世界先进商学院的行列。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是相当大的。清华大学能够作为中国第一家AACSB认证获得通过的，这对包括岭南学院在内，其他的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认证这件事情本身，在我看来也是国际化的标志。因为你获得国际这些权威机构的认证，实际上就等于说你已经打开了我们自己的学校和世界上这些顶级的商学院之间的大门，已经跨入这个行列。由此中国商学院，将来无论在学生的培养质量上，无论在国际交流上，应该说大家处于一个完全相对平等的状态。
我觉得这些认证都是可喜可庆之事。从我们学院来说，第一，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希望从现在开始，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做申请AACSB和其他权威认证机构的准备工作。这种准备工作，包括我们在确定岭南学院发展的使命、岭南学院发展的战略、培养的目标以及我们的组织管理结构、师资结构、项目等等，已经在做这样的准备工作了。就像您刚才说的，认证不是我们的目的，认证是促进我们发展、走向国际化，促进我们学校缩短和世界上先进的商学院之间的距离。所以我们把认证这件事情本身看作过程可能比最终的结果更重要。我们是一定要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
曹章武：大家提出说获得认证不代表你是国际一流的商学院。黄社长，您怎么看待中国商学院的国际化？
黄丽陆：我觉得中国商学院的国际化从几个维度来看。第一，中国商学院在整体教学活动中，是不是能够体现全球思维。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全球化的概念，从认证的角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说中国的商学院，以清华为代表，他们是按照国际通行商学院管理标准的认知，按照这样的标准，把内部做的符合所有认证的标准。但是国际化更重要的是商学院输入的商业管理的思想，是要具有全球视野的。这个时候是面对你的客户，面对你培养的学员，不管是MBA、EMBA，甚至从本科生开始，这个是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应该给予我们学员一个全球化的视野。这是我最看中的一点，就是说商学院要有全球视野，这个全球视野不仅体现在内部管理当中，而且通过教授们的教学活动，传达到受教育者。当然与全球视野相配合的，它会体现在一些学科建设方面。特别是目前中国经济活动、中国企业管理层面缺陷比较多的，在国际化这个界面，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们、中国高层管理者们，缺乏比较多的，在这个界面上多做工作。
这一点，就目前而言，我觉得中国有30多所具有招EMBA资格的学院，已经具有这种意识的可能比较多，但是真正能在教学实践中付诸实践的可能还不是很多。我觉得这方面的差距还是比较大，还是有很大的空间。但是岭南有自己的背景，我觉得岭南在这方面倒是很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