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京沪浙知名民营科技企业家座谈会实录(2)

　　第二个问题，我们面对一个挑战优势，低价的、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正在消失。我们经济学家有一个争论，前两年人口所，经济学家有一些说法，他们做了很多调查，他们提出一个观点，叫做刘易斯拐点已经临近或者出现，刘易斯就是美国有一个黑人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说工业进程就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大规模转移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需要转移的人口大幅度减少，这种情况就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

　　这个蔡坊教授的观点是有争论的，西方多数研究工业化过程、研究城市化过程的人都不同意蔡坊这个观点，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农村有大量的剩余的青壮年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我跟西方教授也有过讨论，双方的意见有一点恐怕是一致的，就说后来刘易斯学说的继承者，就是费景汉他们所谓的劳动力无限供给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

　　根据经济学原理，如果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话，公资是涨不起来的，因为工资是取决于所谓劳动的边际产品，如果是无限供给的话，边际产品是零甚至是负的。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说蔡坊这个观点不对，他们的理由是现在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应该转还没有转出来，可是他们也承认这些转不出来的是因为他们不适宜城市的工商业或者他们有家累或者因为文化水平太低。所以这两点意见不断有多少争论，有一点大概是共同承认的，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他的表现就是一些地方出现了

民工荒，而且已经连续几年平均工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在上升。我们民工工资偏低还有别的原因，除了供给的原因，还有因为他们没有组织起来，是一个无组织的群体，他们在和厂房和资方在谈判的时候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这个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不管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这个现象都在发生，不管是技术工人荒，普通劳动力也短缺。我们近些年有成本低廉、素质比较好的劳动大军，这个情况正在改变，我们靠工资成本低来壮大我们的企业，来赚钱，今后就会越来越困难。

　　第三个挑战，就是全面执行WTO规则。现在过渡期已经过了，国际市场、国内市场连成一片了，我们中国的企业面对着国外企业在我们国内市场上激烈竞争，另外在国际市场上对于中国的投诉、倾销审查这些正在越来越变得严峻起来。

　　第四个问题，就是政府的一些政策看来正在进行调整或者将要进行调整，这些调整都会加大我们企业的压力。比较明显的，第一个就是汇率。过去我们为了支持出口导向政策，所以在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时候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大幅度贬值以后一直是保持在一个低汇率的状态下，到了21世纪初期，当外汇存比大量增加，双黑子大幅度增加，这样的情况之下升值的压力就提高了。在经济学界从03年开始就有很大的争论，包括政府部门，可是一直占主流的意见就是坚决不升值，这种情况在去年有了改变。看来汇率的机制市场化的进程会加速。因为所有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这种时期，通常的应对办法，开始都是坚持不升值，保持原来的汇率形成机制，就是低汇率政策。但是后来日本、韩国、台湾都汇率市场化或者自由化，就是说把汇率形成机制放开，中央银行的入世干预频率降低，允许浮动的幅度放大，甚至完全放开。

　　从去年开始我们这方面的过程好像在加速。

　　我顺带说一句，就是从21世纪初以来关于汇率问题的争论在报刊上讲的都是我们的贸易伙伴跟我们之间的争论，其实在政府内部和经济学界内部，争论这个问题所针对的不是国际收支问题，针对的其实是对于我们国内的出口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的问题，是用低汇率去补助这些出口企业，还是让汇率更富有弹性，给这些出口企业以压力，促使他们技术改进和产品升级，其实着眼点我们内部的讨论其实在这个地方。而在大家所看得到的从报刊上讲的，都是中国要升值，后来美国也加入了，后来欧盟也加入了，又加上从04年以来民族主义、要扛住外国的压力，又讲到那个问题上了。其实我想我们汇率机制要市场化首先针对的是经营模式和市场增长方式要改变，这个问题上政策要做什么调整。我们汇率机制市场化解决不了美国人的问题，那个问题不是我们的汇率市场上就能帮他解决的。但是要使得我们自己的企业更加具有活力，技术的革新、产品的升值更有压力、更有动力去进行自己企业竞争力的加强，从这个角度看，我不知道中央的决策根据是什么，从我来观察这是必须采取的步骤，就是让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而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在当前的情况下肯定人民币就会升值，这个当然对我们的企业来说都会构成一定的压力。

　　第二个问题，政府的政策调整就是所谓资源价格改革。资源价格我们经济学家通常讲的是说要素价格，要素价格没有市场化，而且采取了低价政策，这是从计划经济以来一直延用的一种政策，这是不符合我们改革的要求的。不是说改革了建立市场经济了，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也就是说自由形成的价格制度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就像去年的3月6日胡总书记在上海代表团的讲话里讲的，我们所谓坚持改革的大方向，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这个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也就是说要素的配置不是市场机制栽培植，那跟我们改革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去年以来发改委一再强调了，我们资源价格偏低，而要素的一个部分是资源价格偏低，要素价格这个部分要改革，要市场化。

　　大部分来说这个价格是要往高处走的，但是现在信号也很乱，最近成品油降价，报上一片欢呼，这是一种利民的政策，从我来看我觉得挺奇怪的，像我们中国这么一个国家，成品油价格在世界上处于很低的水平上，比美国还要低，美国就是被全世界的人骂成品油价格太低，美国成品油最终价格含税量大概是30%左右，我们只有10%几。像我们这个国家成品油价格下降一片欢呼，这是符合人民利益、群众利益的。把两个事情混起来，一个事情是群众的利益当然是政府所应该关心的，一切工作都要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人民的利益有短期利益、有长期利益，有局部利益、整体利益，短期利益看得太重，就很容易损害自己的长期利益。跟另外一个事搅一块了，就是石油公司有一些对他们的特别政策，一开始99年改革的时候就定了的，国际市场上原油价格一升这里马上成品油价格就升，那边降了这边慢慢降，这是不合适的，这是一回事。另外一回事是你的最终价格，最终价格主要的问题是含税量，不是石油公司把钱赚去了，而是因为这是一种准不可交易的商品，是一种战略物资，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所以要考虑他的外部性，所以政府要给他加一个税，来限制他的消耗。因为计划经济是一口大锅，所以总是把资源价格压得很低，因为税都在国有那口锅里，你原材料价格低了，纯收入就转到最终产品，最终产品还在国家手里，所以就采取了一种生产资料低价的政策。

　　这种情况肯定得改变，因为我们的资源损耗太大，比如说为什么在几年时间电解铝的加工能力一下就增长了200%呢？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二滩发了电没人要，结果就给了打对折的办法，对高能耗、高电耗企业的电价打了对折，所以搞电解铝的企业就显得赚钱，其实如果用国际市场价格一算的话那个玩意是不赚钱的。一方面我们进口氧化铝的价格大量上升，我们就是加了电进去，而电价是没有算足。所以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投资的损失和国际贸易上的损失。这种情况根据发改委的发言人，好像最近还有人讲话，今年资源价格改革要大幅度的推进。这样由原来价格低估，改变让它市场化，肯定这个资源价格是一个上升的趋势，我们的企业会得到资源消耗成本的提高。

　　第三方面的政策，货币政策。去年7月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关于利率和其他的货币政策手段，要更加充分的利用，在去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胡总书记的讲话里面原则已经讲的比较清楚，看来这样一些在当前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说货币供应过量、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要从紧，这大概是一个趋势性的。因为在过去，特别是04年、05年的时候，国务院对于货币政策从紧好像是非常的谨慎，这个问题当然樊纲教授最有发言权，他是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是个咨询机构，我看第二任、第三任这两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关于汇率扩大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入世干预幅度的建议和提高利率的建议，绝大部分80%、90%都是被否决了的。但是在当前这个情况之下看来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用货币政策手段或者说总量手段对货币供应的情况有所限制，当然光是货币政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用一些微观手段去解决货币供应过多的问题看来不见得是很有效的，因为到处都是钱的情况下，非要把什么资产价格限下来，大概不大可能。

　　但是对我们来说，如果这些方面的政策有调整对我们会形成新的压力。但是还有一些，因为过去我们的增长方式，以及我们的改革滞后，所形成的一些社会问题，其实也是对我们形成了压力。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加以应对，否决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政治方面都有一些很难解决的难题。而对于我们的说，要在这个环境下打开一片新天地，就一定要正确的去处理这些我们所碰到的困难，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点是什么？就是要实现我们经营模式的转型，就是要开发这些深层的比较优势。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增加附加值，提高我们企业的盈利能力，用原来那种粗放的办法，主要靠卖苦力，又搭上了我们的资源、搭上了环境，靠量的扩张，每一个单位产品加那么一点儿钱，靠产品的数量来保持我们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这掉路子恐怕是走不通。就跟整个国家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变一样，我们的企业也要实现我们经营模式的转变。就是要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来提高我们的产品附加值，来提高我们企业的盈利性。

　　我们大多数企业是制造业企业，制造业企业一个基本的办法就是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价值链就是讲的微笑曲线，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不要停留在微笑曲线的低端，就是装配、加工，停留在这里，这个价格链的低端向前后两端高附加值和高盈利性的两端尽量的延伸，当然每个企业不同。

　　要点来说，一个就是加强研发、设计、产品升级，来提高附加值，这是前端。另外后端就是加强营销、加强服务来取得利润。现在报刊上讲的比较多了，就是施振荣的微笑曲线，现在成为企业家经常讨论的问题。我最近在苏南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做了一些调查，各地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见了一些成效，但是还不是很明显，还需要一些其他条件的配合。

　　这里面有一些认识上的问题，譬如说加强自主创新的问题，我看有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就是把自主创新想的很高，什么突破性的技术发明，一说起来就是要搞这样的创新，很多人就觉得我们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呢。说是要很快的出现某一个行业关键性的、重大的技术创新，恐怕一时做不到。其实所谓技术创新不能把它想的太神秘、想的太高，即使重大的技术创新也是由日积月累的改良性的技术创新所累积的成果，何况有些东西没有什么很神秘、很高明的东西。譬如说我们现在用的一种东西不干胶，不干胶的东西到处都用，什么产品上贴的牌、一些办公用品中间的不干胶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做一个胶做失败了，那个东西粘性不太强，但是找到了一个用途，结果发展成一个产业了。过去国有企业的时候，因为完成计划指标不替用户设想，很多地方是可以有创新、有改善产品质量的，就是不去做。我们现在只要有了这样一个目标，其实随处都有钱，满地的撒着钱，你都可以去把它找到。

　　有一些很可笑的例子，比如过去我们铝的牙膏筒，开封是很麻烦的事，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到了外国，发现帽里面有一个签，一插就可以了，这个需要什么科学啊，就是创新。如果两个产品，一个有那么一个尖，一个没有那么一个尖，人家肯定去买那个有尖的了。

　　我想我们企业要做到这一点，就是怎么能够提高附加值、能够提高盈利性，企业自己要做很多努力。

　　关于怎么做突然，我讲过多次，大概这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管理制度的社会化。

　　第二个问题，避免用一个简单的打价格战的办法和一个原距离、多元化的办法去改善自己的经营，而要有一个正确的经营战略。

　　第三个问题，就是要改进管理和提高执行力。我想我们很多企业家都讲过很多这样的问题。

　　但是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有一个怎么为企业的创新突然、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的问题。应该说现在企业提高竞争力面临的环境不是那么很好，有些方面需要前社会共同努力，首先是政府，还有我们的商会，像工商联，来把这个环境搞好。

　　现在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问题，建设市场制度。特别是金融市场的问题，今天报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金融的发展和改革，我不知道具体的内容是怎样，那个里面讲的比较抽象。从各地的情况来看，金融系统的薄弱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看到一些非常好的创新的苗头，但是这些企业的发展还是很慢的。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金融机构。相对比而言，凡是风险投资进入的比较多、工作比较好，还有私募基金进入的比较多、工作比较好的，企业当他具有某种竞争力的时候可以发展的非常快，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这方面显得特别薄弱。当然其他方面没有形成的还很多，我就不一一说了。

　　第二个问题，法治问题。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就有两个问题了，一个是立法问题，一个是执法问题。首先说立法，立法虽然有些进展，但是总觉得立法太慢。《行政许可法》，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国务院也非常重视，但是执行起来耗量并不得力。按照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过去已有的行政许可，除了一百几十项之外都已经作废了，但是实际上现在新设立的行政许可多得是。第二个是《物权法》，这是一个市场依据的基本法律，竟然有这样的曲折，叫人难以设想。今年三月大概可望通过，但是前两天有一些教授解释，最后的审议把一些重要的东西为了避免争论，还是拿掉了。

　　最近通过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个条例也是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三届努力，现在总算原则通过了。就是这些市场机制的基本法律立法太慢，而且有一些意识形态的障碍，甚至在我看来是挺奇怪的，这种障碍居然有那么大的阻力。我不是说不能发表意见，有的教授认为伪宪，甚至觉得这个法律是不能通过的，这是一个权利，他可以发表，但是我们的立法机关应该有一个主张吧。

　　另外就是执法，执法比立法的问题好像还要大一些，司法的地方化这类问题。还有一些行政性执法，当然那个任意性就更大。

　　第三个问题，社会舆论环境。最近两年来对于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些舆论的攻势，虽然在去年3月6日胡总书记讲话以后有所收敛，但是造成的结果，譬如说仇富、反制这样一些社会理想，不但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会起很不好的作用，而且对我们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发展也红造成很多障碍，这些方面还是需要消除。

　　我们工商联的领导同志们做了一些尝试，最近这个争论好像已不争论告终，这个大概不一定能够完全解决问题。这方面怎么能够营造一个好的气氛，这还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

　　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为了提高听讲的效率，咱们采取交叉发言的办法，就是有经济学家、领导、企业家，这样互相有一个交流的空间，下一个发言是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郭广昌先生。

　　郭广昌：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我觉得听了吴老师的报告非常有启发，我就是代表浙江商会讲一下面对吴老师讲的这些情况我们的一些思考和实践。

　　这几年基于成功得罪重要两条，一个是商业嗅觉比较好，第二就是肯吃苦、成本低，这是以前浙商成功的重要一条。但是这两年外部的现实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一个是社会现实的变化，还有党和国家治国的变化，我们根据现实的变化能够制定相应的盈利模式的变化。最近我们公司里面在推荐看一本叫《转型》，这本书我觉得蛮有道理的，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要随时找到你自己的商业模式的变化。

　　可以说这几年，尤其是上海市浙江商会的一批企业家，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他们在几个方面应该说都有所突破，有一些成功企业的涌现。

　　第一个，大家越来越想得清楚的一个现象，整个浙江或者所有的企业最简单的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只做投资，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投资型的企业，他想的很清楚，他就是一个做投资的人，他懂得怎么去投资，投资以后做管理。我们自己复兴集团定位也很清楚，就是一个投资型企业，比如杉杉这个服装，现在就是定位在服装行业，是做投资的一个企业，同时也做一些别的投资，这是一类企业。第二类企业，就是定位在某一个产品或者某一个产业上，就是做深做透，就是恶狠狠一头扎进去，把这个行业做深、做透。陈爱莲陈总也在这里，做汽车零部件就很强。当然这里面也有融合，比如做制造业以后有多余的钱，比如其他有投资的项目就跟着投，就很清楚自己的长处在哪里。不管哪种企业，现在大家都主动的跟资本市场加以结合。

　　在投资方面我们还出了一些比较好的企业，比如像携程的沈先生，也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现在已经上市了。讲这个意思我觉得很清楚，大家很清楚最擅长做什么，并不是说不可以做多元投资，做多元投资就把自己专业的投资能力建立起来，有些人就是做产业的。我觉得大家的思路越来越明确。

　　第二，大家越来越注重商业模式的突破。商业模式突破上可以向大家汇报几个有意思的企业，一个也是做服装的，美特斯邦威，有50亿的销售，但是没有一家自己的工厂，在全国有1千多家的零售店，微笑曲线的两头，中间的制造完全不做了，就是另外一种模式。这个跟我去西班牙看一个模式完全一样，我注意到以它为代表的一批浙江的服装品牌企业正在崛起，而且我觉得未来会生机勃勃，这是我看到的一种成功的突破。以前我们浙商只是做制造业，温州为代表的很便宜，不是这样，现在是以品牌为龙头，以设计为核心，这样来做我觉得就是很好的突破。

　　还有一个突破，当然是新经济方面的突破。我们上海市浙江商会里面有网易、有马云的阿里巴巴，当然也有陈天桥的游戏，这些新的产业里面我觉得上海市浙江商会的一批企业也是有些成功的典型。但这里我想最根本要介绍的、最有特点的还是江南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商业模式。大家其实都知道，现在也在美国上市了，现在市值是40多亿美金，其实没有任何的高科技成份，甚至现在所有的就是在各个宾馆里面、酒店大堂里面放一个放映机，包括里面的内容是每天叫人骑

摩托车去换的，不是统一播放的，所以没有任何的所谓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但是非常成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商业模式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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