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的李森从大别山闯入大都市,当过打工者、职业经理人,也做过老板,至今还是没有北京户口的“漂”族。他因经销服装品牌业绩突出闻名业界,同时又因总与老板较劲饱受争议。
7月5日,就在李森接过美国暇步士服装中国大陆地区经销总代理权的同时,他又宣布已将原所在公司老板告上法庭。
李森坦言:“传统公司治理结构,传统老板和打工者的关系,到了该质疑和反思的时候了。”
当老板,就该拥有一切吗?
1999年夏的一天,已是某服装品牌代理公司高级经理的李森,一纸辞职书递到老板面前,将所有行李打点成包,乘车回几千公里外的大别山,分居两地近10年的妻子在等着他。
李森难以忘记为此品牌所付出的心血,当市场打开后,他与老板在经营理念上的冲突却越来越大。
一个看似意外的事情成了他决意辞职的导火线。老板对其部门一女职员动了邪念,因遭拒迁怒于他。李森忍无可忍:“当老板,就该拥有一切吗?”
李森原打算弃商回家,没想到途中发生严重车祸,汽车报废,他却死里逃生。
“生死一瞬间。我对生命有了许多新感悟,怎能就这样放弃理想和追求呢?”
1991年,怀揣企业管理本科文凭,李森离家只身闯广东,开始了打工生涯,最艰难时曾露宿楼顶,一天一袋方便面。
偶然机会,他被一家个体服装企业聘用,负责筹建营销网络,从此踏入服装界。
谈到离开这家亏损渐重的企业,李森反思说:“一面是老板和我都没专业经验,一切凭想当然,产品积压严重;一面作为家族式企业,管理层大都是老板亲属,外来打工者被另眼看待,没有培训发展机会,大家都抱着一种捞把钱就走的短视心理。”
经过几年摔打,李森深感服装业竞争正从资金战转向人才战,他着意在提高综合管理素质和专业知识方面打造经理人品质。
当他第一次做到某国际品牌北京地区经销经理时,发现打工者地位并没改变,老板随时提醒他:公司是我的。做出一项经营决策时,他不得不先想着怎样打动老板;行使权力时,哪怕请吃顿饭,也要看老板眼色。
1999年夏的车祸,打消了李森躲进大别山消闲的念头,在家疗养半个月,他就带上妻子、孩子返京。他想改变命运———自己做老板。忠诚老板,还是忠诚信念
返京后的李森,老板梦因资金等原因一时难圆,就继续当职业经理人。
在经销代理一家意大利品牌时,李森短短几个月就打开市场。老板随后暗地进行的资本运作,却使他心理失衡:老板以其业绩为筹码,融得一笔巨额风险投资。
“这里面有我智力资本投入呀,就因为是打工者,老板根本不考虑我相应的权益。老板和打工者为什么仅是雇佣而不能是合作?为什么只要求忠诚老板?如果没有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念支撑,哪来发展的归属感?”
李森开始认识到,传统公司治理结构必须突破:引进股权,智力入股,追求最优人力资本新理念,走出一切围着营销转的窠臼。
2000年5月,李森和一位美籍华人合作投资做经销代理。
这回他是小股东,算是小老板了,然而其中滋味酸酸的。因为大股东对服装业不甚了解,又专横霸道,双方从信任走向猜疑。
李森说,小到精品导购,大到品牌策划,里面大有学问,可是大股东看我请人吃吃饭、聊聊天就把许多事搞定,天真地认为原来生意这样好做啊,为什么要个小股东整天指手划脚的呢!
李森最后被迫离开公司。不到半年,这家原本做得红红火火的品牌服装就在京城难觅踪影了。
老板和打工者事业为何难做大
2000年11月,李森被“挖”到名气很大的罗马世家服饰(北京)有限公司做营销总经理,法人代表莫先生希望他振兴美国暇步士品牌在中国的经销。
因管理和市场开拓不力,暇步士经销一直步履维艰,国内一投资商愿合作以解困境。今年4月21日,由新投资商、莫先生、李森、刘卉(职业经理人),作为四方股东,共同签订了组建一新公司筹备组协议。
有意味的是,原是打工者的李森、刘卉,按新公司治理结构设计都将成为股东,各持有17%人力资本股,由两位大股东从股权中借让,两位大股东各占33%。新协议规定重大决策须过半股东同意。
此协议引起众多商家关注,因此架构在国内服装业尚无先例。
遗憾的是,老板与打工者矛盾激化,导致了美好设想的流产。
打工者一方的李森说,莫先生后来单方撕毁协议,同时解聘其总经理职务,主要原因是莫先生自认借让股权吃亏,事后在争执时还强调“你不就是打工仔吗”。
而被起诉违约的莫先生认为,当初同意借让股权,但要求有担保,未得同意,要求以中外合资企业形式建新公司,也未得同意。解聘李森,是因他没按协议中说的及时拿出5年发展计划,加上担任总经理时期业绩不好。
在莫先生单方退出情况下,另外三方股东组建了新公司,李森、刘卉主要还是以人力资本入股。总经理李森感慨地说:“我现在最关注的就是人力资本的作用,不仅要营造一个高素质管理人员合作的氛围,更要经营好一个先进的公司治理结构,让老板和打工者的概念从此被淘汰。拥有一流品牌,聚集一流人才,才能开拓一流市场。”
李森与老板们一个个合作与较劲的故事,在有人眼里是宝贵的经历财富,在有人眼里却被看做不安分。他以前的港资企业老板莫先生一面准备应诉,一面就代理权旁落求诸法律,他认为,职业经理人(打工者)是在投资者(老板)信任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在受激励同时如何接受制约,需要从法律和道德范畴研究。本报记者张坤